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粱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
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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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梁漱溟评传(精)/国学大师丛书 |
分类 | |
作者 | 景海峰等 |
出版社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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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粱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 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内容推荐 梁漱溟(1893-1988),初名焕鼎,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杰出学者。本书以梁漱溟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为基本线索,着重叙述了其学术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揭示了作为国学大师的梁氏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发挥和独特的贡献。作为〝行动的儒者〞,梁漱溟不仅是卓而不群的思想家,而且也是勇敢的社会探险者。本书亦从学术的角度,指证了他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和留给后人的无穷思索。 目录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第1章 究元决疑:早年的困惑与求索 1.1 少年身世 1.2 青春期的历炼 1.3 替释迦说个明白 第2章 文化论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2.1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2.2 人生态度与文化模式 2.3 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两难 2.4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震荡 第3章 行动儒者;梁漱溟与乡村建设运动 3.1 民族自救运动的觉悟与乡村建设的初步尝试 3.2 中国文化与乡土社会 3.3 山东乡村建设运动 第4章 运动儒者:梁漱溟与中国现代政治 4.1 为团结抗日而奔忙 4.2 为和平建国而努力 4.3 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政治 第5章 多棱聚焦:梁漱溟晚年的是是非非 5.1 历史的误会 5.2 中国——理性之国 5.3 人心与人生 梁漱溟学术行年简表 后记 试读章节 漱溟的课业,除头年在家接受蒙学教育外,其余均在新式学堂。开蒙所及,仅止于《三字经》,即改读《地球韵言》了。所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他年少时一点都没有接触过,这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罕见的情况。漱溟7岁即进了当时北京的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既念中文,也念英文。后来又分别在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和江苏小学堂就读,所接受的都是新式教育,这些男女同班、采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科书、有英文教学的小学校,灌输给梁漱溟以最初的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从小就“大开了眼孔”来看这个世界,感受到了异质文化的风采。 除了学堂教育外,漱溟还渐渐养成了自学的习惯,而当时最好的课外读物就是《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这两种报刊均是梁济之昆弟交、为漱溟父执的彭翼仲(诒孙)所办,在当时的北方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启蒙画报》的主要内容是科学常识,其次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涉及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算学、历史等,全是白话文,并配有图画,用寓言或讲故事的方式,揭示一个科学道理,或是叙述一段历史事件,读来饶有趣味。漱溟儿时的许多知识,都是从那里面得来的,“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京话日报》的主要内容是新闻的评论,新闻以本地的为主,国际国内大事次之,评论多半指摘社会病痛,或鼓吹一种社会运动,甚有推促力量,能产生很大影响。如当时的提倡抵制美货、反对英属非洲虐待华工、“国民捐”等活动,均是由这家报纸著论,引来关注,掀起舆论,尔后发动起的。这些新闻与时论引起漱溟的极大兴趣,激发了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心与思考,并进而引导其深入地钻研。他说: 我的自学,最得力于杂志报纸。许多专门书或重要典籍之阅 读,常是从杂志报纸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方觅它来读底。即 如中国的经书以至佛典,亦都是如此。他如社会科学各门的书, 更不待言。人中学后,这种自觉习惯更因先辈的人格感召,而使“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常有自课于自己”的不容己之心,“不论何事,很少须要人督迫”。漱溟自认为他不依傍他人、自做主宰的性情,以及关心国事、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情怀,均与早年自学习惯的养成和发挥有关。P8-9 序言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后记 我接触梁漱溟先生是从研究熊十力哲学开始的。那是1983年初冬,在汤一介老师的指导下,我刚选定了熊十力哲学思想研究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着手收集资料,认真阅读《新唯识论》、《体用论》、《十力语要》等。从熊先生的著作中,我了解到了他与梁漱溟先生之间的深厚友谊。尤其是《尊闻录》所记他们众学友间披沥肝胆、啸声学海的生动情景,深深地感染了我,遥想当年,心仪不已。在随后的调查访问中,从熊先生的弟子及熟人的口中,我了解到了更多的不见著于书册的事情,熊先生的形象在脑海里开始跃动起来,具有了活生生的感觉。在这些谈话里,自然关涉到梁先生,对于他的了解也就更多了些。 翌年春,同样在准备撰写熊十力研究硕士论文的武大郭齐勇兄,由汉北上,查找资料,访问熊先生的故交弟子。他的首要目标是拜见梁漱溟先生,并已打听到了梁先生的住址。这样,与郭兄结伴,我便有了第一次见到梁漱溟先生的机会。那是四月初的一个上午,北京尚春意料峭,尤其是当我们走到梁先生的住地—木樨地22栋高层住宅的楼下时,寒风劲厉,加之稍稍有点激动的心情,禁不住有些嗦嗦然。梁先生的中式便服和那顶颇具象征意味、令人过目难忘的瓜皮小帽,第一眼就给了我新奇而强烈的刺激。也许是这类装束的老人过去见的少,也许是“蓝蚂蚁”的识别印记太过深刻了,总之,只在照片上和对祖辈的依稀记忆中才有的形象,突然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着实令我有点惊异,一种混杂而莫名所以的感受油然而生。梁先生和蔼而不失威严,那是一种刚毅、自信,能笼盖气氛、折服对象的威严,尤其是当他开始谈话后,我的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当时,梁先生已年过九十,但一点也没有老年人的那种颤痹和迂缓,言辞果决,语气清爽,使我不由自主地不时凝视一下他那瘦削的脸庞和精健的身躯,相信这中间有种奇妙的协调和一致性。梁先生的思路异常的清楚,丝毫也感觉不到他已是那样的高龄;谈着谈着,我甚至逐渐忘记了我们之间巨大的年龄距离。 那次谈话,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也许是对又有青年学子重理旧章、研究他们那一辈学者的思想产生了感奋,也许是沉浸在了回首岁月、追风故人的悠悠情思之中,梁先生显得很投入,兴致非常的好,侃侃而谈,不容我们插言或随便打断话头。所以整个谈话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在说,而且是顺着他自己的思路往下讲。梁先生回顾了他与熊十力先生相识的经过,谈了熊先生的生平和学行,特别强调熊先生傲而不驯、喜好独创、俯视一切的性格。他认为熊先生的天资很高,气魄也大,富有创造性。但太过主观,不尊重古学,也不敬惜古人,在这方面几近于顽劣。言词间,梁先生对此表示了深深的不满。尤其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对熊先生并无常人追忆故友时常带的那份情感的眷念和敬意,没有丝毫的见谅曲隐之辞,评说来反而更直接了当,用词也相当的严苛。他以“愚而好自用”五字概括熊先生的一生,这使我怎么也无法将几达半个世纪的深厚交谊、思想最为接近的新儒学同道等印象,与这一太过贬损的评价联系在一起。说真的,对此我当时很不理解,也深不以为然,心底里还直为熊先生叫屈。除了谈熊十力外,梁先生也说到了他自己的思想和一些生平往事,其中有两点我印象颇深。一是梁先生在讲他的三大文化路向说时,特别赞扬了印度文化和佛教,认为佛家出世法破二执(人我执和法我执)、断二取(能取与所取),无能、所之别,浑然宇宙为一体,复归到了圆满自性、无所不足的最高境界。话语间,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这和熊先生的贬斥佛教、以纯儒自许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是,熊、梁二先生均为由佛转儒、出佛入儒,已是最后的儒家;所以,梁先生对儒佛的衡论和感情的偏向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儒者耶?佛徒耶?使人感到困惑,茫然不知如何据断。二是梁先生详细叙述了1924年夏,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办学的经过。当时,曲阜大学未办成,重华书院亦夭折,草创的曹州省立六中高级部也因驻军吕运斋(属冯玉祥国民五军)和地方当权者郑士奇(属段祺瑞派)之间的摩擦而大受影响。最后终难维持,凄惨收场,同道别离,学生星散;这才有了他的还客京师、谢绝外务,埋头于《桂林梁先生遗书》的整理编纂工作。看来,第一次办学失败的经历对梁先生的一生来说痛切而记忆深刻,所以他在讲这件事时,我领受到了一种怨世而无奈的悲壮感。照例,梁先生也向我们谈了他的近况,包括参加政协会议、日常读作及生活起居等。尤其是了解到了海外研究他的一些情况,像美国学者艾恺(G·Alitto)的著作,我那次是第一回听说和见到。梁先生也告诉我们,《人心与人生》一书几经周折,最后由他自费3500元,上海学林出版社接收并已排版,即将问世。临行,梁先生拿出年前应德安县志编纂办公室约请所作的《忆熊十力先生》一文的抄件,并将他写于1962年的《读熊著各书之后》和《熊著选粹》的稿本,借给了我们。他还应允把所藏熊十力先生的书信手迹提供给我们拍照整理。《读熊著各书之后》多达四万余字,直到1988年底才收录在《勉仁斋读书录》一书中公开面世。那次,我读到了这样一篇奇特的长文,倍感兴奋;同样也为梁先生对熊著率直而严厉的批评所震惊,这和当面听到他苛责熊先生时的那种感受是完全一样的。 我访谈梁漱溟先生前后共有三次,后两次分别在同年的五月和十月,但都不及第一次的印象那么深刻,呆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这两次均是和汤一介老师、王守常兄结伴去的;最后那次,已开始着手研究梁漱溟思想的王宗煜兄也去了。第二次去时,我们专门请了一位摄影师,将梁先生处所藏熊十力的一批书信原件拍了反转片。这些书信,主要是写给梁先生本人的,也有少部分是写给林宰平、马乾符等先生的。后来,由我整理出来并打印成册的《十力书简》(1985年12月),即是以这一批书信为主干的。梁先生的图书资料收藏,或已捐献,或多被毁,当时留存下来的已经很少。在他的居室里,只放了两个书柜,而且并没有装满。所以,当他亲自打开一口小皮箱,颤抖着双手解开仔细放置的小布包、拿出那些发黄的残旧纸片时(最早的一封信写于1925年春,已经保存了整整60年),我被眼前的这一情景深深地感动了,真切地体味到了他和熊先生之间五十年交谊的那种深邃和圣洁。此后,再读到他批评熊先生的那些文字,我脑海里就立时浮现出那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幕;对他常相标举的“学术本天下公器”之旨,也更多了一层文字以外的理会。那次,我们比较多地谈到了梁先生本人著作的整理和出版问题,汤老师似已有筹划编纂梁先生全集的意图,故于有关问题征询颇详。数年后,中国文化书院竭尽全力毕此盛举,也真是终于了却了一桩夙愿吧。我当时的印象是,梁先生对自己的文化著述并不特别顾恋,倒是念念不忘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时的那些笔墨遗存,叮嘱再再。也许,梁先生是对社会公论只重其文化创造而漠视其政治活动感到不满,对于社会政治活动家的他之长久被遗忘心有所不甘,所以言谈间自然有点偏执。第三次见到梁漱溟先生,正值中国文化书院在酝酿筹组,故话题就多围绕于此。汤老师诚邀梁先生出山,参加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工作,并报告了有关的准备情况。梁先生听后很高兴,欣然应允下来。此后,梁先生担任了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和发展基金会主席,并以导师身份参加了中国文化书院组织的一系列学术活动,直到他1988年谢世。 我因研究熊十力先生的思想而较早接触到了梁先生,并有幸亲聆其谈话。但因为我当时的兴趣并不在梁而在熊,所以对他的思想殊少体味,也错失了当面请益的机会。梁先生的社会名望远比熊先生要高,其“抗争”形象也更能引起一般大众的兴趣与关注,故每每成为有轰动效应的焦点。在梁先生过世前后,汪东林的访谈录和戴晴的报告文学都热闹了一阵子。每当此时,我更感触和同情于熊先生的寂寞,对熊先生的苦心孤诣不为世解感到不平,对当代人形而上的盲失感到悲哀。从哲学专业和我本人的兴趣来讲,我对熊先生可能更偏爱些。特别喜欢他的深湛与精纯;相比较而言,梁先生的思想则多少显得有点杂沓,也太过平淡了些。所以在此之前,我只是零零星星地读了一些梁先生的著作,而并未深下过功夫,更无著述之想。一直到前年,蒙钱宏兄嘱托为“国学大师丛书”撰写《梁漱溟评传》,这才开始屏息杂想,专注于梁先生的所有著作。两年来,恰逢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陆续问世,这就免去了许多搜求资料之劳,而在阅读上得到了很大的便利。经过几个月的写作,现在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 本书是由我和黎业明兄合作完成的。业明晚我几届,亦师从汤一介先生。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即是研究梁漱溟思想的,所以无论是于材料的熟悉程度,还是对梁先生思想了解的全面和深人;业明都远胜于我。因是故,我邀请了他共著此书,第1、2章由我执笔,第3、4、5章由他撰写。因全书体例及统稿由我负责,所以若有错漏,理应我来承当。 最后,对汤一介老师的拨冗赐序和钱宏兄的着力督导,均表示深深的谢意。 景海峰 1994年7月于深圳岗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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