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一位文学传记者来说，最宝贝的材料莫过于传主本人所留下的自述文字，哪怕是只言片语。本书即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萨特的只言片语，1905年6月21日，一个男孩在巴黎诞生。没等睁开眼睛，他就大声啼哭起来，向世人证明着自己的健康。跟别的孩子不同，他的哭声还具有另一种意义：家门不幸。他的父亲正在病中，拖到他1岁3个月时，饱受发烧和肠炎的煎熬，一命呜呼，撒手归西。40年后，这个孩子开始名扬天下，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家和思想家。他叫让-保尔·萨特。而年轻母亲安娜·玛丽则亲昵地唤他为“普卢”，让我们在精彩的文字中体味他的人生、历史……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思想文化界最活跃的人物。在哲学方面，他是战后流行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言人；在文艺理论方面，他针对文坛上“为艺术而艺术”的普遍倾向而提出“介入文学”，主张文学家介入时代，“为改变周围的社会出一份力”。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他积极介入同时代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同时为他主张的哲学作出通俗而形象的注解。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

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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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本后记

萨特自述

1850年前后，阿尔萨斯地方的一位教师由于受众多子女的拖累，自愿弃教经商，成了一名杂货商人。这位初卸教职的店员期望能得到某种补偿。既然他本人放弃了教导心灵的工作，他的儿子中便得有一人去继续这高尚的事业。这个家庭中应当有一个人去作新教牧师，而这个人选非查尔斯莫属。可是，查尔斯溜走了，他宁愿到马戏团去谋求一个骑手的位置。从此，查尔斯的照片被反挂在墙壁上，他的名字也不准家里人再提起。下一个该轮到谁头上了呢?奥古斯特赶忙效法父亲的牺牲精神，进入了商界，而且在那里干得挺出色。再往下便是路易斯，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这位父亲把这个文静的孩子抓在手里，迫不及待地让他当了牧师。后来，路易斯不辱父命，也像他父亲那样生养了一个牧师，即阿尔伯特·施韦泽——一个把一生献给了传授知识的事业的人。当时，查尔斯并未谋到马戏团骑手的位置，而父亲的高尚风范已在他的心灵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终生都保持着对于崇高事业的热爱，并通过身边的每件小事，全身心地为创造一种美好的人类生活环境而增热发光。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未曾梦想逃避这个家庭所担负的使命。他只是希望献身于一种淡化了的心灵教育形式，一种不妨碍他成为一个马戏团骑手的教士职业。为满足这种需要，他选择了德语教学工作。他曾以一种直率的方法——后来他称自己为这种方法的发明者——为一篇关于汉斯·萨克斯的论文辩护。他与M·西蒙诺特合写了一部备受推崇的书，这本书出版后，立即流传到马孔、里昂、巴黎。在巴黎，他在颁奖日所作的演讲荣幸地被印成单行本。他在那次演讲中说：“教育部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谁也猜不出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什么!我要讲的是音乐!”他在应景诗方面具有杰出的才能。在家人团聚时，他总是说：“路易斯最虔诚，奥古斯特最富有，而我则最聪明!”他的话惹得兄弟们哄堂大笑，妯娌们则噘起嘴。在马孔，查尔斯·施韦泽与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律师的女儿路易斯·吉耶曼结了婚，她恨透了那次蜜月旅行。当时，喜宴尚未结束，他就拽着她匆匆忙忙地去赶火车。在路易斯70岁时，她仍讲起他们在一家铁路快餐部吃韭菜沙拉的情景：“他把白的都吃了，剩给我的全是绿的。”在阿尔萨斯逗留的两个星期里，他们从未离开过餐桌。兄弟们常用粗鄙的土话讲下流的笑话，每当此时，那位牧师便本着基督徒的慈悲心，把它们翻译给路易斯听。婚后不久，一位乐于助人的医生为她提供了一份证明书，使她得以免除夫妻间的性生活，并得到独居一室的权利。她说她头痛，因此她总是躺在床上，并且开始憎恨施韦泽家的喧闹、情欲、热情，及其粗鲁和戏剧化的生活。这个活泼、精明而又冷酷的女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正确但不周密，这是因为她丈夫思考问题的方式总是周密但却错误。由于丈夫的轻信与爱撒谎，她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他们说地球在转圈圈，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她生活在一群有道德的演员们当中，但她对演戏和德行却十分厌恶。这位误入粗俗的唯灵论者家庭中的难以捉摸的实在论者，尽管从未读过伏尔泰，却由于对这个家庭的蔑视而变成了一个伏尔泰主义者。她身材矮胖而喜欢挑剔，她愤世嫉俗、生气勃勃，她终于变成一个纯粹的否定。完全是由于她自己的缘故，在扬眉与颦笑之中，她的优雅姿态丧失殆尽，尽管并没有任何人觉察到这一点。她那种消极的倨傲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自我中心态度在吞噬着她。她目中无人，过分的骄傲使她既耻于受人恩惠而得到居人之上的殊荣，又不甘于居人之下。她的说法是：“去了解怎样使别人需要你”。她曾大为人们所需要，渐渐地，人们对她的需要越来越少，后来，由于见不到她，人们最终完全忘记了她。从那时起，她就再也没离开过她的床和睡椅。施韦泽一家人都是自然主义者和清教徒(这两种德行的混合出乎一般人的想象)，他们喜欢使用粗俗的语言，尽管这表明了他们以基督徒的方式对于肉体的轻视，但却也说明了他们对于自然机能的广义上的承认。路易斯喜欢用含蓄的口吻说话。她曾读过许多下流小说，但吸引她的与其说是故事情节，倒不如说是小说中用以掩饰其情节的那种手法。她会装腔作势地说：“它大胆，写得好”，“慢点儿，该死的，轻一点儿!”这位自命高雅的女人认为当她读到阿道尔夫·贝洛特(Adolphe·Belot)的《热情的姑娘》(《Girl of fire》)时，她会笑死。她喜欢讲总有一个不幸结尾的新婚之夜的故事：有时候一位鲁莽性急的新郎，会在床头扭断新娘的脖子。有时候，在第二天早上，新郎会发现一丝不挂的新娘独自躲在衣柜顶上发呆。路易斯喜欢生活在半黑暗中。查尔斯有时走进她的房间，把窗帘拉开，并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每当此时，她便用手捂住眼睛大声喊叫起来：“查尔斯!你要把我的眼睛弄瞎了!”但她的反抗仅限于形式上而已。她对于查尔斯的感情，是畏惧和极度的厌烦，如果查尔斯不去碰她的话，有时也有友谊。在查尔斯发脾气的时候，她总是退让。查尔斯出其不意地使她生下了四个孩子：一个夭折的女孩，两个男孩和另外一个女孩。出于漠不关心或尊敬，查尔斯允许他的孩子在天主教的熏陶下长大。路易斯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但出于对新教的厌恶，她让她的孩子们信奉天主教。两个男孩子站在母亲一边；她使他们与那位魁伟的父亲疏远；而查尔斯却甚至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大儿子乔治(Georges)进了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二儿子埃米尔(Emile)成为德语教师。我对埃米尔颇感兴趣：我知道他仍是一个单身汉，并且一切都效法他的父亲，虽然他并不爱他的父亲。他们父子后来闹翻了，但也曾有过和好的时候。埃米尔过着隐居般的生活。他崇拜他的母亲，并经常悄悄前来看望她；他吻她，拥抱她，然后开始谈论他的父亲；先是冷言冷语的讥诮，继而是愤怒。当他离去时，他总是砰然一声使劲把门关上。我想她是爱他的，但他让她感到害怕。查尔斯和埃米尔这两个粗鲁而不易相处的人使她厌倦。她更喜欢乔治，但他却一直不在她身边。孤独将埃米尔折磨得发狂。1927年，埃米尔与世长辞。在他的枕头下面，人们发现有一把左轮手枪；他的箱子里，有100双破袜子和20双烂鞋子。

小女儿安妮·玛丽(Anne Marie)在一把椅子上度过了她的童年。她的家训是苦干、端坐和缝纫。她天资颖慧：她的家人认为最好是别让她的天赋得到发展；她容貌秀美：他们则向她隐瞒这个事实。在这些骄傲的和谦恭的资产阶级分子看来，美是他们无法企及或不屑一顾的东西，它对于侯爵夫人或妓女才是最合适的。路易斯的骄傲是完全无益的：因为怕自己成为一个蠢物，她拒绝承认孩子、丈夫和自己的最显著的特点。查尔斯不能了解他人的美，他常将美与健康混淆起来。自从他妻子卧病以后，他曾在一些健壮的女理想主义者身上寻求慰藉，她们都体格强壮并长着胡须——虽然她们对此并无咎责。50年后，当安妮·玛丽翻阅一册家庭影集时，她发现自己曾经是美丽的。P1-5

让·保尔·萨特(Jean Paul—Sartre1905～1980)是当代法国著名文学家、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靡整个世界的存在主义思潮的一位伟大旗手和祭酒。如果我们从一种学说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这样一个角度来估价此种学说的价值的话，那么，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完全有资格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据一席崇高的地位。并且，萨特对于人类的存在、人类的境遇、人类的自由和责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剖析与阐释，也足以使他无愧于伟大思想家的称号。

萨特写了大量的文学、哲学著作，用以解剖人类的外部和内部世界，张扬他的思想。这些著作近年来陆续在国内译介了一些，尽管还显得很不够，但毕竟使我们有可能窥探萨特学说和思想的概要。

为了使国内读者更深刻、更直接地了解萨特其人，进而更方便地了解他的主义，我们翻译了这本《萨特自述》。本书由两个独立成篇的作品组成。《萨特自传》(《Words》，直译为“词语”)是萨特在60年代初出版的一部自传。西蒙娜·德·波伏娃说这本书描述了一个作家的存在。《萨特自传》出版后，立即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响。《萨特自述》是一部拍摄于70年代的访谈纪录电影片的声迹全抄本。这部影片1976年首映于戛纳音乐节，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在影片中，萨特在回答记者、学生以及波伏娃的提问的过程中，回顾了自己思想发展的历程，因而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萨特自传》上篇为苏斌译，下篇为江政华译；《萨特自述》由苏斌、江政华、高湘泽、郭建宁合译。

该书经修订后，重印。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谬译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译 者

]999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