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以麻木、愚昧、顽固、残忍为乡土做出的定义，参照的背景是一系列现代性的观念，诸如科学、启蒙、进步等知识分子话语。也就是说，原始的乡村己被他强行纳入自己的知识话语体系中，他的脸上洋溢着启蒙者的自信。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进行的第一次重新阐释，它修改了乡村的含义，使它丧失了独立的身份，成为知识话语的一部分。自此，乡村自身的系统消失了， 自先秦至晚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田园瓦解了，它成为知识分子精神版图的一个局部。知识分子把各自孤立的乡村拉入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中，并把摆脱落后、追求进步，视为乡村的唯一使命。于是，乡村不得不与城市甚至与西方文明直接对视，并根据世界的口令调整自己的步伐。在资本主义强制推行的全球化运动中，民族主义者显示出无法掩饰的惊慌：“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
鲁迅去世后，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普适化”，乡土大地开始浩浩荡荡地进入革命的时间序列。这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时间。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新时期”以后，乡土大地才陆续经过贾平凹、莫言、李锐、张炜、毕飞宇等作家的经营而恢复原有的色泽。)乡土经历了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升级过程。我小的时候已经知道，像《闪闪的红星》《万山红遍》这类文艺作品，早己宣布了革命主题对自然空间的绝对占有。从《白毛女》《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到《金光大道》，中国作家赋予乡土全新的附加值。乡土成为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进行拼搏的战场，一直被两条道路斗争的大历史叙事所笼罩，自然界的万物，包括青山翠竹、虎啸龙吟、林海雪原、蓝天红曰，都承担着意识形态赋予的重任。原生态的乡土经历了一个遮蔽过程。尽管梁斌、柳青、浩然这些作家对他们作品的历史价值怀有很高期望值(柳青曾一再强调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但是，我们现在重读他们的作品，发现那些图解政治的部分干瘪无力，恰恰是描绘乡土精神的部分，则格外驾轻就熟，生动传神，作品中对自然的直感性描写俯拾皆是。在描述阶级斗争的间歇，《红旗谱》对乡村生活有大量铺陈，比如农民们在冀中平原的雪夜和春天的原野上看瓜、打梨狗、赶年集、逛庙会、过除夕等民俗，运涛和春兰并肩坐在瓜园的窝棚上谈恋爱，运涛、大贵、春兰在棉花地里扑鸟等，循环时间叠现在历史时间之上，流露出入类生活中某种稳定的部分，即“世代生活过程与有限的局部地区保持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联系”。与沈从文一样，梁斌是一个具有明确的空间意识的作家，即使在革命话语的笼罩下，他的空间意识也没有丝毫犹疑。他认为：“想要完成一部有民族气魄的小说，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去深入地反映一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地方色彩浓厚，就会透露出民族气魄。为了加强地方色彩，我曾特别注意一个地区的民俗。我认为民俗是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的。”“我要把故乡的人物、性格、风貌、民族及地方风光，活跃于纸上。”天才评论家李健吾先生对小说《创业史》也抱有同感：“觉得作家不是在写文章，写的不是故事，只是真的生活的细心地雕磨和挖掘，有时候显得在做文章，忽然来了，如写烟锅上忽明忽暗像天上的繁星；有时候一口气下来很凶，像巴尔扎克的小说，厉害极了。”
沈从文在写作时，脑子里并没有一套现代性的观念(诸如启蒙、革命等)，用它们来解释他眼中的乡村生活。“这些‘类动物’的水手的生存境况，尤其是他们身上所谓的生命力，他们在艰辛的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快乐震撼了作者，使作者反观到自身‘进步’生活观念的空洞。”他是一个回避参照系的人，永远听从于内心的指令。他拒绝把他的田园演绎成阶级斗争的战场，否则，他笔下的顺顺便会成为“水上把头”“龙头大哥”“团总”，甚至“恶霸地主”。
P15-17
一
本书中收选的篇目，大多是从以往出版过的集子里抽出来的，只有少数篇目，如谈论刘心武的“文革”写作那篇，还有一些对话、答记者问，是新补进的，从未收入过其他集子。那几本旧集子包括：《禁欲时期的爱情》（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你有权保持沉默》（大象出版社，2001年）、《给堕落一个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大师的伤口》（海豚出版社，2012年）等，写作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差不多有20年。因此，编这本书是一次唤醒，或者一次漫长的回声。20年前的文字落在纸上，今日重新检视，我竟然是自己的读者。
20年中，文字一点点摆脱幼稚粗陋，从这本书里都看得出痕迹。尽管编订《祝勇作品系列》时，我本着去粗取精的精神，试图对从前的粗浅文字尽可能地消赃灭迹，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程，每一段文字，都是那历程的一部分。我们每每以“现在”的目光回望“过去”，实际上“现在”也在不断地消失，变成“过去”的一部分。生命的过程，就是将无数个“现在”变成“过去”的过程，或者说，所谓的“过去”，是由无数个曾经的“现在”组成的。谁能知道，20年后，我又如何看待今日的文字呢？这样想着，自己就对自己多了几分迁就和“宽容”，少了几分悔其少作的惋惜。
二
我们常说，写作是一种冒险，那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的年华、生命投入其中，很可能毫无意义，血本无归。相比之下，阅读则要轻松和幸福得多。我不止一次地希望自己能够放下手中的笔，去做一个纯粹的读书人。但是，阅读同样具有冒险性，如同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里所写的，在万千书海中选择一本书，那也是一种偶然，那份偶然里，都包含着种种不可预测的际遇。没有人知道，出发之后，自己会走出多远，抵达什么地方。
我想起八年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旁听白先勇先生开设的昆曲课，看那些黑人女生轻扭腰肢、舞动水袖，真让我产生恍惚感。我记得当时有位教师说，白先勇先生把种子撒下去，谁也不知道将来会结出什么果子——那些幽幽咽咽的唱腔、袅袅娜娜的身段，在文化生态迥异的土地上发酵之后，有朝一日会演变成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就像一本书，在穿越漫长的时间和空间之后和一个人遭遇，进入他的内心，它就不再是原来的那本书了——它已经脱离了作者，变成阅读者的一部分，变成他的道路和命运。
书会在不知不觉之中修改、甚至掌控一个人的命运，对此，那本书或许毫不知情。每个人的写作史，都包含着他的私人阅读史；每个人的写作冒险，也都包含着他在阅读上的历险。每个人在精神上的来路——是荒僻小径还是金光大道，都能从他的个人书单中，辨识出端倪。 三
因此，这本书可以被称作一部阅读之书。阅读别人，也是阅读自己。因为这本书中谈论的20世纪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另外一个自己，因为我们读他们的书长大，他们就已经化成了我们的血肉和细胞，甚至长成了我们的某一个器官，决定着我们的趣味、欲望和内分泌。
以此来看这本书中涉及的知识分子，比如出走的鲁迅、归来的沈从文、被歪曲的巴金、迷失的舒芜、“文革”中的刘心武，我们就会明白，他们也是携带着各自的阅读史进入写作的。就在前不久，同刘心武先生见面，我还与他谈到了“文革”后期的文学作品（如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对他“文革”写作的影响，这些影响后来又发生了反向的作用，才有了《班主任》。于是，在个人阅读史之外，我看到了一个更浩大的阅读史，那是一场由无数人参与的共同冒险，一场不动声色、又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些时间不同、空间各异的人们通过阅读彼此联系、互动、纠缠、渗透，成为他人的一部分，同时也让他人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因为阅读，每个人都不再是单纯的自己，或者说，“自己”这个词，在阅读领域根本就不存在，尽管我们愿意把那个经过了重新建构的人，仍旧称作“自己”。
于是，在这本书编校完成的时刻，我发现了阅读的秘密，即：每个人“自己”都有意无意寻找着“他者”，通过“他者”重新建构着自己。一个人要成为他自己，必须要从别人的头上飞越。无论他是否写作，但是只要他扭亮台灯，掀动书页，他就已经开始了一场远行，并成为整个阅读链条上的一部分。阅读从来都不是个人事件，就像写作一样，我在本书中谈及的那些文化人物，即是证明。
祝勇广闻博记、涉猎甚广，而《文字的城邦(饮风楼读书记第2卷)(精)/祝勇作品系列》则是作者独辟蹊径、精心挑选的个人书单，既剖析他人，也解析自己。对文本深入浅出的解读和分析，带给读者一场纸上的华丽冒险。本书读来趣味盎然，又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是一场精神的盛会与冒险。
《文字的城邦(饮风楼读书记第2卷)(精)/祝勇作品系列》是著名作家祝勇的一部散文结集力作，写作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差不多有20年。因此，作者自己说，编这本书是一次唤醒，或者一次漫长的回声。20年前的文字落在纸上，今日又重新检视。
我们常说，写作是一种冒险，那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的年华、生命投入其中，很可能毫无意义，血本无归。相比之下，阅读则要轻松和幸福得多。作者说，他曾不止一次地希望自己能够放下手中的笔，去作一个纯粹的读书人。但是，反过来想，阅读同样具有冒险性，如同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里所写的，在万千书海中选择一本书，那也是一种偶然，那份偶然里，都包含着种种不可预测的际遇。没有人知道，出发之后，自己会走出多远，抵达什么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