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一生获得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终未获奖），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喜爱的文学家之一，文学界形容其风格为“格林国度”。

《吉诃德大神父(精)》是《堂吉诃德》的现代戏仿，是格雷厄姆·格林晚期力作，用浪荡汉小说的外壳包裹其擅长的宗教主题，诙谐之中暗藏机锋。

作为一名仅持续六周的共产党员与终生的天主教徒，格林在这部小说中所投射的，似乎正是他本人历经的信仰与身份上的冲突。

格雷厄姆·格林著的《吉诃德大神父(精)》讲述了燠热的西班牙中部平原上，一位刚刚意外晋升为高级教士的神父，一名笃信共产主义的前任镇长，开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西雅特600汽车，正朝着马德里驶去……佛朗哥将军、宗教裁判所、马克思与《资本沦》、色情电影、马拉加葡萄酒、圣三位一体……在格林这部对《堂吉河德》的现代戏仿中，吉诃德神父与“桑丘”镇长就各种问题展开辩论。信仰遭到拷问，怀疑暗地滋生，两人事态频发的旅程最终将走向何处？

第一部

 Ⅰ 吉诃德神父是如何突然跃升为高级教士的

 Ⅱ 吉诃德教士是如何开始他的历险的

 Ⅲ 三位一体论是如何被巧妙诠释的

 Ⅳ 桑丘是如何灵光一现改编老寓言的

 Ⅴ 吉诃德教士和桑丘是如何拜访某处圣地的

 Ⅵ 吉诃德教士和桑丘是如何拜访另一处圣地的

 Ⅶ 吉诃德教士是如何在萨拉曼卡增长见闻的

 Ⅷ 吉诃德教士是如何在巴利亚多利德遇见怪人的

 Ⅸ 吉诃德教士是如何看了一场奇怪电影的

 Ⅹ 吉诃德教士是如何违法的

第二部

 Ⅰ 吉诃德教士与主教的不期而遇

 Ⅱ 吉诃德教士的第二次历险

 Ⅲ 吉诃德教士是怎样混在墨西哥人中经历最后一次历险的

 Ⅳ 吉诃德教士是如何与祖先团圆的

吉诃德神父是如何突然跃升为高级教士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吉诃德神父吩咐女管家准备午餐后，便驱车前往合作社买酒去了。合作社位于通往巴伦西亚的主路上，距离埃尔托沃索镇八公里。当日天气炙热，大地热得仿佛开始冒烟了，神父开的西雅特600是辆二手车，购于八年前，没有空调设备。想到换辆新车遥遥无期，神父不禁感到十分沮丧。据说，狗的年龄乘以七才相当于人的岁数，如此算来，这辆车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可教区居民却不这么看，大家都觉得它该报废了。“吉诃德先生，这家伙该寿终正寝了。”对此，神父只能辩解道：“这可是我的患难伙伴，我向上帝祷告过，祈求它比我命还长。”但鉴于自己此前多数祷告从没灵验过，他只能寄希望于上帝偶发慈悲，可怜可怜他了。

借助往来车辆扬起的尘土，神父确定了主路的位置。他一边开车，一边挂念着西雅特车的命运，为了纪念祖先，他把它叫做“我的罗西纳特”。想到车子锈迹斑斑被遗弃在垃圾堆里的样子，神父心中突然一阵抽搐。他曾盘算过几次，打算购买一小块土地赠予某个教民，前提是后者能为自己的车提供个栖身之地，可惜找不到可以托付的人。而无论如何，随着岁月的流逝，车子终究躲不过生锈的厄运，也许废品场的压碎机才是它最好的归宿。神父忧心忡忡地惦记着车的命运，差一点撞上一辆黑色奔驰车，那辆车停在主路的拐弯处。车里的司机一身黑衣，神父以为对方正从巴伦西亚长途跋涉前往马德里，此时正在休息，于是没停车，继续向合作社开去。直到返程时，神父才注意到司机白色的罗马领，它就像手绢总是象征悲伤一样富有标志性。神父心中忍不住纳闷，自己的同行怎么能买得起奔驰车？待停下车，他才瞧见司机领子下的紫色围领，原来眼前这位同行即使不是主教，也是位高级教士。

吉诃德神父向来惧怕主教，这是有原因的。尽管神父有个赫赫有名的祖先，可在他的主教眼里，他只是个普通农民。主教并不喜欢他。“一个虚构人物怎么可能有后人？”在一次与他人的私下谈话中，主教曾如此诘问道。这番话没多久就传到了吉诃德神父耳朵里。

主教的这番话令与他谈话的人大吃一惊：“虚构的人物？”

“一个徒有虚名，名叫塞万提斯的家伙瞎编出来的人物，小说中很多地方简直令人作呕，若放在佛朗哥将军时期，这书想通过审查，门儿都没有。”

“但是，主教阁下，埃尔托沃索镇确实有杜尔西内娅的房子。门牌上清清楚楚写着‘杜尔西内娅故居’。”

“骗骗游客而已。你想想，”主教气冲冲地继续说，“在西班牙语里，你甚至找不到吉诃德这个姓氏的出处。连塞万提斯本人都在书中说，姓氏有可能是吉哈达，盖萨达，甚至是盖哈纳，堂吉诃德临死时又称呼自己为吉哈诺。”

“如此说来，主教阁下，您读过那本书。”

“我连第一章都读不下去，不过我瞥了眼结局。这是我读小说的习惯。”

“也许神父的某位先人叫吉哈达或者盖萨达，这也不好说。”

“那种人何来先人一说。”

正因如此，在向奔驰高级轿车里的上级做自我介绍时，吉诃德神父心中不免惶恐：“阁下，鄙人是吉诃德神父，请问我可以帮上什么忙吗？”

“当然，我的朋友。我是墨脱坡的主教。”对方一口浓重的意大利口音。

“墨脱坡主教？”

P1－3

当世小说家里，我最佩服的有两位，威廉·福克纳和格雷厄姆·格林。

——加西亚·马尔克斯

《吉诃德大神父》十分重要，因为它展示了作者长期以来在有关信仰的需要、本质和效力等问题上进行自我辩论的最后一个阶段。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