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一名英，小字阿摐，华阴（今陕西华阴）人，隋朝第二位皇帝。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开通永济渠、通济渠，加修邗沟、江南运河），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开创科举制度，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公元618年在江都被部下缢杀。

袁刚著的《隋炀帝传（精）》以人物生平为经，以专题论述为纬，既再现了隋炀帝个性鲜明、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地剖析了炀帝朝政治。

作者试图在大历史背景下研究隋炀帝，将他置于历史情境中加以了解和审视。作者全面考察与我们的传主隋炀帝政治活动相关的社会历史环境，考察高踞于人群之上的帝王政治行为和权力意志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把握住传主所处时代的脉搏，了解历史人物活动的实质，给予隋炀帝以正确的评价。

袁刚著的《隋炀帝传（精）》以翔实的史料、优美的文笔对隋炀帝杨广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拨开了笼罩在炀帝身上的重重迷雾，栩栩如生地再现了炀帝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人物传记。

引言

第一章 显赫家世 少年时代

 第一节 久分必合 圣王再现

一、阿赓华诞 生日无考

二、胡汉混血儿 中原成一统

 第二节 父祖荣华 关陇贵胄

一、伪造谱系 冒称门阀

二、祖父杨忠 封随国公

三、将门之家 贵戚婚宦

 第三节 周天元昏暴 亲家翁攘政

 第四节 代周建隋 杨坚受禅

第二章 风流蕴藉 青年时代

 第一节 坐镇并州 北御突厥

一、年幼居藩 重臣辅佐

二、男大当婚 迎娶萧氏

三、突厥崩离 北塞和靖

 第二节 统一中华 平陈统帅

一、文帝定策 骄纵陈人

二、玉树后庭花 昏君陈后主

三、伐陈大军临江 皆受晋王节 度

四、偏师渡江先决战 金陵王气应瑶光

五、杀张丽华 班师凯旋

 第三节 坐镇江都 安辑江南

一、江南尽叛 移镇扬州

二、收纳江南人士 师事天台智□

三、江都四道场 海岳尽搜扬

 第四节 昆弟之中 独著声绩

第三章 阴谋夺宗 弑父继统

 第一节 文帝龙德 恪勤匪懈

一、内法外儒 治国方略

二、为政察察 东狩泰山

 第二节 定计夺嫡 矫情饰行

一、组建阴谋集团 拉拢杨素上贼船

二、母后“奇妒” 晋王“仁孝”

三、晋王“讨平”突厥 汉王兵败辽东

 第三节 肆厥奸回 夺嫡成功

一、率意任情 杨勇失宠

二、高颎罢相 元勋罪退

三、锻炼成狱 太子失位

四、新太子受册 蜀王被废

 第四节 抢班争权夺位 弑父屠兄幽弟

一、柳述用事 杨广居闲

二、仁寿宫变 登临大宝

三、杨谅叛乱 羊质兽心

第四章 大兴工役 虐用民力

 第一节 营建东都 广置离宫

一、营建东都 控扼山东

二、洛阳新城 规制宏伟

三、西苑离宫 配套工程

 第二节 掘长堑置关防 修驰道筑长城

 第三节 开凿南北大运河 千秋功罪后人评

一、远山应见繁华事 不语青山对水流

二、厚地刳为沟 万众挖运河

三、通漕运储仓粮 兴利万世水流长

 第四节 万舸东南行 锦帆下扬州

 第五节 帝王若竭生灵力 大业沙崩固不难

第五章 大修文治 厘定制度

 第一节 三教并重 移风易俗

一、兴学办校 敦奖名教

二、统一经学 整理图籍

三、禁焚谶纬 热心技艺

四、尊崇佛道 融并寺塔

 第二节 选贤任能 开科取士

一、从察举到科举 文帝罢中正

二、从重德到重才 创设进士科

第六章 天子风韵 权力意志

 第一节 热爱文学 倡导艺术

一、文辞具博 诗赋绮丽

二、赏析书画 百戏繁盛

三、宫廷风流 四方巡游

 第二节 予智予雄 除谏饰非

一、猜防功臣 杨素绝医

二、傲狠明德 高颎被诛

三、内怀险躁 张衡屈死

四、疏忌骨肉 储宫陵夷

 第三节 屋在乎柱 国在乎相

第七章 方勤远略 威振八纮

 第一节 出塞北巡突厥 镇抚启民可汗

 第二节 经通西域 丝路巡礼

一、西突厥和丝绸之路

二、《西域图记》 招诱西胡

三、炀帝西巡 设置四郡

四、万乘西出玉门关 万方来朝有处罗

 第三节 通使海洋 交流文化

一、常骏出使赤土 招徕南洋诸国

二、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

 第四节 二游江都 朝野皆以辽东为意

第八章 三征高丽 四海糜沸

 第一节 东夷有失藩礼 大兴问罪之师

一、朝鲜半岛三国鼎立 东胡涉貊各族朝贡

二、全国总动员 耀武儆四夷

 第二节 御驾亲征辽东 山东农民起义

一、下诏讨“小丑” 武装大游行

二、兵败平壤城下 “圣皇”威风扫地

三、无向辽东浪死歌 豆子航中英雄多

 第三节 御驾再出辽东 贵族杨玄感造反

一、出师未捷 后院起火

二、黎阳督粮 扯帆举兵

三、举天之下 十分九为盗贼

 第四节 御驾三征辽东 国内政治失控

一、徒有归飞心 无复因风力

二、“李氏当为天子” 枉杀李浑李敏

第九章 众叛亲离 天下土崩

 第一节 再巡突厥 雁门被围

 第二节 魂褫气慑 窜身江湖

一、望绝两京 三下江都

二、锋镝腾沸 豪杰并起

 第三节 李密聚义于草莽瓦岗军威振中原

一、投奔农民军 共讨隋暴君

二、炀帝之罪 罄竹难书

三、各路豪杰纵横驰骋 四海英雄共推盟主

 第四节 李渊起兵 克定关中

一、审时度势 密运雄图

二、晋阳聚义 直下长安

 第五节 江都宫变 独夫授首

一、梦断江淮 临深履薄

二、骁果激变 缢杀民贼

三、改朝换代 定谥曰“炀”

第十章 亡隋之辙 殷鉴不远

 一、以隋为鉴 隆兴唐朝

 二、行人遥起广陵思 古渡月明闻棹歌

结语 莫道有才能治国 须知亡国亦由才

其时，南朝骂北人为索虏，北朝骂南人为岛夷，南北界线一度极为严格。即使在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内部，也存在胡汉文化冲突，存在着汉化与反汉化的矛盾，并酿成内乱，进而引发六镇胡化流民起义。然而，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血统，而是文化，因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五胡虽以武力征服了中原，但高度文明的汉族文化却反过来又征服了胡族。隋唐大一统正是民族融合的硕果。

20世纪30年代，当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向国人昭示我国历史上辉煌的唐王朝的李氏皇室有夷狄血统之时，国人大惑不解，难以相信也难以接受。其实，何止唐朝，隋朝皇帝隋炀帝，我们的传主阿赓从血统上讲就是一个典型的胡汉混血儿，其母独孤氏乃是鲜卑化了的匈奴人。然而，从文化上讲，无论是独孤伽罗或是阿赓，都自认为是汉族人，并追溯源流自许为汉族文化世家。陈寅恪先生指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①。民族融合使文明程度较低的各少数民族迅速跨入了更高的文明阶段，胡族融入汉族，为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血液，新的活力。阿赓的胡汉混血儿血统，一点也不妨碍他将成为中国皇帝，相反，倒是杨氏家族与胡族的广泛联姻，成就了隋朝的帝业。

说起隋朝的帝业，也就不能不把它与北朝几个胡族王朝联系在一起。二十四史中的《北史》，讲的是北朝历史，其中就包括隋朝。隋朝的帝业是与北魏、西魏、北周的帝业一脉相承的。

北魏拓跋鲜卑源起于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之中，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巅的嘎仙洞，曾发现太平真君四年（443）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人前往告祭其先祖所刻祝文。五胡十六国战乱之际，拓跋氏先在代北立国，后又趁氐族前秦政权土崩瓦解复国建立北魏，入主中原，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这个通过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胡族政权能不能巩固，其关键在于以高度文明的汉族为核心实现民族融合。北魏开国之初也曾自觉地进行了一些汉化改革，但比较彻底的改革是文明太后冯氏及孝文帝执政时完成的。孝文帝迁都洛阳，禁断胡服胡语，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如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独孤氏改为刘氏，纥豆陵氏改为窦氏等。又规定随迁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河南洛阳为原籍，并袭用门阀制度，规定鲜卑著姓元、穆、陆、于等与山东门阀崔、卢、李、郑、王等门等相当。孝文帝改革加快了北方社会的民族融合，但确立新的门阀制度却加深了社会阶级矛盾。孝文帝死后，汉化的鲜卑代北门阀在中原优裕的生活中完全腐化，正光五年（524），北镇胡化戍卒镇民爆发大规模起义，六镇义军几十万人涌人中原，北魏政权灭亡了。六镇鲜卑在高欢统率下扫平河北，建立东魏，公元．550年高欢子高洋废东魏建立北齐。关陇地区则由贺拔岳、宇文泰率领的武川镇军团平定，建立西魏政权。公元556年，西魏执政宇文泰死，其侄宇文护废西魏建立北周，拥宇文泰嫡长子宇文觉为帝。为了争夺中原霸权，周齐之问战争不断。

P16－17

隋炀帝杨广（公元569—618年）是中国古代隋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公元604年至618年在位，年号“大业”，统治中国14年。杨广是一个亡国之君，炀帝乃他死后唐朝给他的谥号。《逸周书。谥法解》曰：“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所谓谥号，即人死后按其生平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盖棺定论。而谥日“炀”，乃荒淫昏暴之意。按《谥法》：“好内远礼日炀；去礼远众日炀；逆天虐民日炀”。作为一个恶名，炀帝臭名昭著，千百年来已家喻户晓。清代思想家王夫之提起隋炀帝杨广，干脆书日“逆广”，野史小说更把荒淫的炀帝称作“色中饿鬼”。

按照古代王朝礼制，帝王死后除有谥号外，还有庙号，如杨广之父杨坚死后谥日文帝，庙号高祖。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一般都有祖或宗字，“祖有功而宗有德”，如唐高祖和唐太宗。且庙号和谥号都可作为皇帝的代称，以讳其姓名。然隋炀帝杨广则因“流恶难尽”，国破家亡，唐人仅给恶谥而未立庙号，其孙皇泰主所给美谥及所立庙号，却从来就不为世人承认，真是死有余辜。

中国古代史学有为皇帝立传的传统，皇帝不管好坏，在位时间长短，都有传记。翻开二十四史，首篇就是历代帝王本纪，皇帝传可谓是时代的标记。

皇帝，是秦始皇以来直到清朝灭亡止的古代中国的国家元首，皇帝是站立在千万黔首之上的“余一人”，是数千年来天下子民顶礼膜拜的天神。一提到皇帝，臣民只得屏声息气，重足而立，侧目而视，因为皇帝具有无上威权，只要一声咳嗽，整个大地似乎就会变色。皇帝不仅权力独专，而且皇位终身，皇统世袭，集中于皇帝个人手中的国家最高权力，具有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转让性，皇权的本质就是专制主义。

东汉人蔡邕《独断》记曰：“皇帝，至尊之称。皇者，煌也。盛德煌煌，无所不照。帝者，谛也。能行天道，事天审谛，故称皇帝”。皇帝是天之骄子，人间神明，又称天子。皇帝无上威严神圣不可侵犯，其地位被抬到吓人的高度。皇帝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军事以至臣民的生死予夺各种大小权皆集于皇帝。朕即国家，皇帝的话就是法律，皇权不受任何权力主体的限制，皇帝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就使天下安危系于一人之身，国家的治乱兴衰往往取决于当朝皇帝的圣明愚顽。于是，天下芸芸众生企盼着圣君明主，诅咒残害生民以奉一人淫乐的暴君昏主。商末民众唱日：“时日害丧，予与汝同亡”。人民诅咒暴君商纣王，要与他同归于尽。

当然，皇帝并非天神，皇帝也是人，但皇帝不是普通的人，皇帝拥有任何人也不能拥有的生杀予夺的巨大权力，这个权力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昏暴之君往往造成天下大乱，“二世而亡”。而当历史把一个商纣式“逆天虐民”的“色中饿鬼”杨广抬上中世纪中国皇帝的宝座，天下的祸乱，人民的苦难，岂不是可想而知了？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好几百个皇帝，好皇帝屈指可数，多数是昏庸之辈，而残暴荒淫之主更所在多有。千百年来，无论是官方正史，还是民间野史，所有的记叙中，隋炀帝恐怕都是坏皇帝中最坏的。然而，史书的记载完全可靠吗？人们都知道，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的《隋书》，是由唐太宗敕诏秘书监魏征主编，编撰者都是由隋入唐的文士，对隋炀帝事迹史实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不可谓知之不深，修史态度亦不可谓不认真。但他们都已是唐朝忠实臣子，动不动就宣言“亡隋之辙，殷鉴不远”，主编魏征更参加过推翻隋炀帝统治的隋末农民起义，又是唐太宗的贞观名臣。既然唐初君臣论政的核心是“以隋为鉴”，修史者主观上的政治倾向性已根深蒂固，他们站在官方立场，极力突出隋炀帝的荒淫昏暴，标榜李唐的无量功德，在修史材料的取舍上，就可能有意无意地偏离史实，其对隋炀帝怀有某种政治上的偏见也是可想而知的。

又据史书记载，唐武德四年（621）五月平定洛阳王世充，“收其图籍，溯河西上，多有沉没”①。后来修史者不是凭藉第一手资料，而是更多地搀杂进了道听途说的野史传闻，使历史不自觉地遭到歪曲。

再有宋人司马光主编的大型政治史《资治通鉴》，其中《隋纪》更收集了不少《隋书》以外的资料。司马光著书的宗旨是借历史教训以“资帝王之治”，政治倾向性更加鲜明。他不仅寓褒贬善恶于叙事之中，又大量引用不可靠的杜宝《大业杂记》等唐初人的杂记、小说，通过取舍和选择史料的手法，把唐初人对隋炀帝的丑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②。

……

但我们事先要提出一个评判标准，为皇帝作传，对皇帝作评价，和其他各色人等不同。皇帝不同于普通人的最大特征是他拥有无限权力，这是任何臣子百姓所不能具有的，这个权力影响着千千万万民众的命运，正因为其权力无限，所以皇帝的行为举止、喜怒哀乐都将影响历史，因此，评价皇帝的关键就在于：皇帝如何使用这无限权力。我们要去追寻考察皇帝运用无限权力去做了什么，这种巨大权力可以干出大好事，也可以干出大坏事，可以给人民带来福祉，也可以给人民带来灾难，从而影响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历史的进程。比如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这种超强度的巨大工程在生产工具极其低下的古代要顺利完成，如果没有皇权的强制，调集千百万民工从役，是根本不可能的。大运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有人说这项宏伟工程只是为了隋炀帝的巡游玩乐，将其功绩一笔抹煞了。现在又有许多人对此大做翻案文章，使问题显得十分复杂。为什么对于同样一件事，人们的评判会如此相左，而趋于两极，我们认为，其焦点就在于评判标准不同。

如何评价一个皇帝？当然不能按现代人的标准要求他不专制独裁，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几百个皇帝，除了个别受制于权臣的傀儡外，没有不专制的，没有一个是讲民主的。但既然古老的国家体制赋予了皇帝以无限的权力，那么皇帝起码应对这可畏的权力有一点责任感，要对被统治的千百万子民的生死命运负起点责任。《尚书·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子替天行道，事天审谛，必须讲究君德，德侔天地才能称皇帝。皇帝不能对权力不负责任，不能为一己之利，逞一时之欲而滥用权力，驱民于水火。很明显，评价皇帝的最主要标准是：皇帝以其无限权力、绝对权力做了什么？对人民的生活，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对其直接统治下的人民的生存状态带来了什么？是否顺应时代潮流，干了合乎历史发展的事。

当然，我们也应考察皇帝如何获取权力，以什么手段获得帝位，但这不是主要的。判断一个皇帝的好坏，不取决于皇帝获取皇位的手段鄙劣与否，而在于大权在握之后，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口头上说得好但实际效果并不好也不行。皇帝一言九鼎，他的一个错误决定，就可能造成整个国家的灾难，而存心作恶，则其祸害更可想而知。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后人可以根据其行事去作评判，但其当代人民则更以其亲身感受作出最直接的反映，这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专制皇权既然如此厉害，那么，我们评价皇帝，就是要看他们以其专制权力做了什么？看其使用权力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这才是公正的评价。

结语 莫道有才能治国 须知亡国亦由才

我们以“大历史”的视野展开隋炀帝生平，从他的祖父西魏北周大将军杨忠以武功开创家业，一直写到炀帝遗孀萧后在唐贞观末年谢世，与炀帝合葬雷塘。虽然隋炀帝只活了50岁，在知天命的盛壮之年被弑暴死，但我们在他的传记中所展现的与他相关的历史前后有100年。从西魏北周开创关陇局面，一直写到唐初以亡隋为鉴开创贞观之治。历史是一个大舞台，我们认为，只有全面考察与我们的传主隋炀帝政治活动相关的社会历史环境，考察高踞于人群之上的帝王政治行为和权力意志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才能了解历史人物活动的实质，才能给予隋炀帝以正确的评价。

写到这里，我们也的确应为隋炀帝的平生行事作一个最后评判了。然而，在作最后评定之前，我们还必须对隋炀帝生活的时代作一简要概括。

毫无疑问，隋炀帝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从秦汉大帝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确立，到汉魏之际集权的专制帝国崩裂，中国历史经历了长达400年之久的分裂。到隋唐统一大帝国的重建，古代中国出现了超越秦汉，在当时世界也堪称第一的文明繁盛的新王朝。从公元550年到公元650年这100年，可以说是从天下大乱达于天下大治，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从来就为治史者所瞩目。

时势造英雄，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大乱达于大治，时代需要伟大的领袖人物出来建功立业，开创新局面，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历史也要造就出这样的人物来。隋炀帝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一个很有作为的帝王，是一个大英雄，他志包宇宙，气吞山河，“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使大隋王朝地广三代，威振八绒。他的开创性文治武功在其前代帝王中的确少有人能与之匹畴，这样的帝王不是英雄，难道还能是脓包？

当然，时代造就的英雄并非隋炀帝杨广一人，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表哥唐高祖李渊、表侄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北周武帝宇文邕等，也都是时代造就的大英雄，功业卓著。乱世出英雄，帝王之中英雄多，将帅大臣中能人更不少，如文有高颎、苏威、魏征，武有贺若弼、韩擒虎及其外甥李靖，还有文武双全的杨素和反隋盟主李密等等。然而，英雄之外，脓包仍然不少，由于每个人的智质不同，同样的历史条件同样的生存环境可能造就出迥然不同的历史人物。如北齐后主高纬、北周天元宇文贽、陈后主陈叔宝这样的昏暴之主、亡国之君，他们也影响了历史，使日月黯然失色。就是在杨广兄弟5人中，也个性迥异，太子杨勇庸劣暗弱，秦王杨俊无所进取，蜀王杨秀和汉王杨谅狂妄暴虐，他们的政治素质都不如杨广。司见，虽然时势造英雄，但大英雄也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才能成就。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较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最好办法，同是帝王，有优有劣，一比较就见高下。隋炀帝活着时，先后出现过近10位君主，当然加上自称天子的如王世充、刘武周之流，那就更多，这些人既不被正史承认，我们也就弃而不论。专就正史有传者而言，就有北周武帝宇文邕、天元宇文赟、静帝宇文衍；北齐后主高纬，陈宣帝陈顼、后主陈叔宝，隋文帝杨坚、炀帝杨广、恭帝杨侑、皇泰主杨侗；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等12人。这12个皇帝的个人智质和功业及对历史的影响各不相同，可以分成几种不同类型。

在中国漫长的王朝君主专制时代，从秦始皇到清末溥仪的2132年间，确有名号的皇帝大约先后出现了332个，而那些曾称皇帝的农民领袖及分裂割据时期称王称帝或未敢称天子却建有小朝廷的君主更无法统计。有的学者对中国历史上这332个皇帝进行分类，认为有创业型、守成型、鼎革型、荒淫型、误国型、残暴型、傀儡型及太上皇等8种类型的皇帝①。隋炀帝被认为是残暴型，其父隋文帝杨坚属创业型，炀帝的两个孙子越王杨侗和代王杨侑则属傀儡型。这种分类较之传统习惯上依据帝王品质及功绩将皇帝分为明君、暴君、昏君3大类更细，特点更加分明。然而，太细反而不能说明问题，有些皇帝如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都身兼创守和鼎革，隋炀帝更极具残暴性，与荒淫型也沾点边，到底属于哪一类型就不好说了。我们还是赞成把君主划分为明君、暴君、昏君3大类型，或许还可以加上平庸型的庸君。清人赵翼就说汉代“但有庸主，而无暴君”②。如此，则为4大类型。当然，每一种类型都是相对而言，其标准既要看其政治作为、事功、业绩和才干，也要看其为君之德，即帝王品质，这主要是指其对被统治下的人民的态度，和其对权位的责任感，简单地说，就是才和德。一般说来，有才有德的君主可称之为明君，有才无德可能成为暴君，有德无才为庸君，无才无德当然就是昏君了。

……

也许有人会认为强调德治是儒家的陈词滥调，是过时了的价值标准。但我们还是要强调，不能以现代人的标准去苛求古人，无法要求封建帝王按共和国总统的规范去行事，皇权无限皇位世袭是古人的政治传统和共识。当时既不存在权力制衡，也没有制约皇权的制度和权力主体，按照传统政治的理想模式，只能要求权大无边的皇帝对权力作一些自我约束、自我调节，进行道德自律，虚心纳下，特别是要尊重被统治下的子民最起码的生命权、生存权。只有自觉地对其拥有的无限权力进行自我限制，谨慎负责地去使用令人生畏的皇权，去建立事功，创造出辉煌业绩，才可能成为圣王。王朝政治实践的事实也证明行仁政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急政暴政很快使社会倾覆，千古功业可以毁于一旦，我们不能不看其政策的最后结果，不能万民所弃亡了国的人还称颂其不失伟大。

隋炀帝之所以是一个千年来遭人唾骂的暴君，就是在于他不讲仁德，不约束自己的权力意志，疯狂地滥用权力，残酷地奴役人民，以成自己个人的功业。他不尊重人民起码的生存权利，虐用民力，剥夺了人民最低限度的生命权。这些最明显的道理古今圣贤都讲得十分明白，古训有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致词也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他①。一个不重视民生，不让人民能活得下去的皇帝，所建功业再大，也只能是暴君。

我们所讲的帝王之德，主要是指其对权位的责任心，对其被统治下的子民的同情心。先贤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德的帝王绝不致滥用权力驱民于水火，而是存民、保民、养民，尊重人民起码的生存权利，这可以说是帝王最大的德。在这个大前提下，甚至有些私德并不好的帝王，也并不影响他成为圣王。如唐太宗，在私德方面与隋炀帝难分伯仲，在贪恋女色方面他也绝不在隋炀帝之下。唐太宗晚年奢侈竟荒唐地求仙吃长生不死丹药，以致毙命，临死时还残忍地令他宠幸的美女孟才人殉葬从死，应该说是相当缺德。唐太宗的私德其实比隋炀帝好不了多少，但可贵的是他懂得民可畏，不敢滥用权力搅动天下，个人的私德缺憾不致造成社会的震荡，从而造就了太平盛世。隋炀帝的缺德，缺就缺在滥用权力，他迷信专制权力，想一夜之间成为圣王，以行政力量使全民就役，驱民于水火，结果文治武功全都走了样。由于出发点不对，其结果也是将圣王之业变成了祸国殃民。有人说隋炀帝的结局是悲剧性的，此话不错，圣王变成了小丑，好事会转化成坏事，虽顺应了历史潮流，但走过了头也会走向反面。隋炀帝不讲君德，对自己统治下的千百万子民没有同情心，责任感，与人民为敌最后被万民所弃，成为千古暴君。

我们也不同意对隋炀帝的功过进行量化，所谓几分成绩，几分错误，或功大于过，过大于功，这是把历史人物简单化。隋炀帝以苛政、急政，形成系统的暴政。大业之政一件一件地看都是德政，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好事，但总体来看，加起来算总账就成了人民难以承受的大暴政。这就不是几分成绩，几分错误所能概括的，也无法精算。大业之政应该说有全局性的错误，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树木，不看森林，也不能抓住一点，不计其余，要全面看问题。对帝王行为作价值判断不能只计其功，不计其德，只计其功效不计其成本；不看其对千百万人民的基本态度，只看其对历史的推动对国家的贡献。帝王权力无限，一言九鼎，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铸成全民族的灾难，功过难以量化，也不能借口主观愿望好，面对灾难性的后果而不去追究其罪责。对帝王的功过，还是应做全面的定性分析。

隋炀帝是暴君，大业之政是暴政的定性没有错，但隋炀帝才华横溢，颇具魅力，功业伟大，是古代杰出的政治家的评价也没有错，二者并不矛盾。暴君不一定就没有功业，大可不必先将隋炀帝说得一无是处，然后戴上暴君的帽子，相反，我们倒是要深刻认识历史上欲成大业者却翻车而为暴君的事实。隋炀帝和唐太宗相比，“功业相同仁暴异”，一个是暴君，一个是圣王，仁暴之间并不在于功业的高下，而是其君道君德的差别，是其如何使用无限皇权的基本态度的差别，及其导致的不同政治后果的差别。暴君之暴是对人民暴，是滥用权力对其被统治的千百万子民施之以暴政。隋炀帝不是无所作为的庸君，也不是只顾淫乐的昏君，他文韬武略，矜夸好大，志包宇宙，功业厥伟，主观上他想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圣君。但他迷信权力，不恤百姓，为建立个人功业不顾一切，而越是有才干，越是具备大英雄的资质就越能搅动天下，成为大暴君。暴君和圣君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心中是否存有百姓，是否对人民施行仁政，因此，同是君王，功业相同，以其对人民的态度不同就可能趋向两极。隋炀帝不修仁德，不尊重人民最起码的生命权、生存权，以人民为敌，唯其权力意志是用，唯我独尊，拒谏饰非，最后把国家拖人祸乱，自己也成了独夫民贼，为万民所弃。古训说得好，人民是水，君主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万民对暴政的反抗浪潮中，暴君隋炀帝虽逞凶于一时，最后却又显得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可怜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