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从来就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城市，当它和内陆的联系还不是那么紧密的时候，它的胸怀早就向着南洋或者港澳开放。因此，20世纪30年代，几乎在五层楼兴起的前后，海口的四牌楼、永乐街、大街、新街(新华路)，尤其是海口最繁华的街道得胜沙路上，商行、商场、教堂、医院、银铺、戏院相继崛起。它们的建筑风格富有浓郁的欧陆隋调，还有一些南洋风情。名流书法或者美术字的商号抬头可见；人们或穿着从南洋寄回来的花衣服，或者穿着在海口衣服铺做的衣裳，漫步在还散发着石灰味道的柱廊下，偶尔坐下来，吃着美味的海南小吃，这街上的景致到处流泻出一种热带的悠闲与浪漫。
“那时从文昌到海口的路上还没有什么大的房子，天气好的时候，从我的故乡文昌铺前远远就能看见五层楼。”吴多旺先生回忆说。他是吴慰君的弟弟，是一位港商，常往来于海口和香港。他说，1939年日本军入侵海口前，人们印象中的海口可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城市。抗战胜利后，海口似乎重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人们开始重新安排下半生的生活，虽然日本人留下的伤痛还没有褪去，国内局势还没有平静。就在1948年，他的父亲在族兄吴坤浓的鼓动下，将香港的产业变卖掉，带着一家人回海口来，与五层楼的长子吴坤浓合作创办胜利大戏院。那时，与胜利大戏院争影业生意的是解放路上的中华大戏院。但是，人们似乎更加喜欢五层楼的味道。且不说在它的四楼还开着一家海口最大的歌舞厅，在那里出入的除了穿着时髦的南洋客，还有身穿空军服装、气度非凡的年轻军官，更重要的是，在那里你还可以找回一些故友和老歌，找回往日的情怀。
这一年，已经是广东省立琼崖师范学校(今琼台师范)学生的吴慰君年方十八，她一米六五的个头，总是温婉的微笑，在这座整天笙歌不断的五层楼里是如此的引入爱慕。这位姑娘喜欢画画，书法更是名满琼台。但父母发现女儿住在这栋人人羡慕的楼里并不开心。在她的床头，母亲总是发现女儿的枕头底下或者秘密的抽屉里一些厚若木枕的书或者是一些薄薄的小册子，她能粗略地知道一些书名，比如《虹》《三人》《家》《春》《秋》等。有一天，女儿从学校里回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十分惊异地看到女儿写的一篇周记，时间是1948年3月22目至3月28日：“天气转瞬之间，忽然变得那么寒冷，我宿舍中有几位同学老早已经将寒衣拿回家去，这几天不得不硬着头皮来抵挡。在一个晚上，同学们已经呼呼地人了甜蜜的梦乡去了，我坐在微小的小火水灯下看一本书《我的诗生活》，那时室中的一切是如死一般的悠沉，黑暗包围着灯光所不及的四周。门前的竹丛，一阵阵的寒风吹过，打得索索作响。这些情景触起我对于两年前乡村生活的回忆。……处在不平坦的环境中，我素来浪漫的性情却被它陶冶而变为严肃起来，我因逃难而将书本弄失。……我不敢想恋着过去在香港的生活，也不诅咒乡村残酷的生活，也不敢做将来美丽的梦，只要把握着现在的学习机会就是了……
入学以来，我只回到海口一次，同学们这样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到海口去看电影？要是我们家是五层楼的，那便巴不得星期日到来了’，她们说完这些话，还拿我开玩笑。我是这样一个人了，由得她们吧，我认为奢华的生活是人类的罪恶，而五层楼大多总是奢华的生活，我非少与之接近，是不可自救的”。
母亲在一种偷窥的状态中惊一阵吓一阵地将这篇周记读完。她虽不能够完全理解女儿的心思，但她总算明白她为什么拒绝那位空军军官的求婚了。她也有些明白女儿为什么不常回来的缘由。外表恬静的女儿竟有着这样难解的心思！但是，这位母亲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女儿入学不久，便已成为“琼师读书会”的积极分子，她在琼师竟然还是一名秘密的学生领袖！母亲真的疑惑了。
P3-5
蔡葩的写作，也许就是重新找回南洋的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所指向的各种人生远岸，还有众多普通人思想和情感的纵深，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探寻和想象。
——著名作家韩少功
蔡葩女士的著作不可能是海南岛诸多往事的惟一版本，但她身上所携带的激扬的道义情怀和对美好事物的眷恋，赋予了这份记录感人肺腑的力量，也加深了我作为一个亚洲男人的罪孽感。看了她的书，让我想到自己遗忘了多少沉重的记忆，遗忘是一种怎样的罪过啊。
——孔见
蔡葩是位严谨的作家，对历史话题的描述总是构建在原汁原味的史料上。我与她交往不多，但每次都为她的真挚与专注所感动。描述历史的首要就是忠于历史。千万不可凭个人的好恶，主观、武断地编造、阉割历史。蔡葩的成功，首先归根于她人格的完善与文风的端庄。
——网友南国刁民
深夜来临，我近海的家涛声隐约涌动，两年多来拜会过的那些老人的面容，在潮声中渐次闪现，他们所讲述的故事使我体验到了更丰富的人生；对浮沉在过往时代一群人的命运，让我有了一份难于释怀的关切，对那些远去的灵魂有了莫名的牵挂。这些风烛之年的老人，我的世界已经和他们的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因为他们是我的忘年交，还因为他们心中有着一部和我们不一样的活的历史，不一样的记忆。这些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化，在宏大叙事遮蔽下的个体命运和历史的真实几乎掩埋在过往的烟尘中，成为极少数人心灵的隐秘。近年来，随着城市研究、人文地理、往事记忆的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对往事的追怀已经变成链接过去、复活以往时代以及发掘人文资源的重要手段，而和老照片连在一起的个人历史，更是让人直观地看见曾经上演过的历史一瞬，并以此来对抗遗忘。
2002年3月，我所供职的《海南日报》家庭版开辟“似水流年”专栏，我有幸成为该专栏的主要作者。从《海口名媛吴玉琴》在报纸上连载开始，我尝试着用自己的生涩之笔，去再现业已埋没的人与事。想不到，该专栏图文并茂的风格和充满历史感怀的文字得到了读者的热切关注，并得到来自同行和专家、学者的鼓励与支持。于是，便一发而不可收，进而加入到对地方人文历史的挖掘整理工作。2004年，作为国内有影响的读物《老照片》杂志(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连续4期刊登了我的文章，其中的《繁花凋落黎明前》更是引起读者的注意，并引发了一些评论，该文在网上也传播甚广。2005年年初，山东画报出版社决定结集出版我的《似水流年》主要文章，于是，便有了本人第一部口述历史作品集《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
感谢《海南日报》的领导和同人给予我的关心和支持，感谢我所在的文化生活部主任鹿玲和编辑们对我写作的指导和关心。因为有了《海南日报》这个平台，才有了这些年在“似水流年”上的专栏文章，才有了这本书。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一向对我成长的关心，他的序言对我是一种激励和启示；感谢《天涯》杂志社社长孔见先生，他对本书所做的评价让我对今后的写作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感谢陈秀云女士为我搜集整理有关资料。还有从未谋面的知名青年学者傅国涌先生，他最先在《老照片》上发表的评论激励了我写作的信心；著名评论家何西来先生、蔡翔先生、单正平先生以及台湾知名新闻文化人高信疆先生等也曾对我的写作给予指点和鼓励，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我尤其要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先辈们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他们卸下了诸多思想包袱，敢于直面人生，他们的真诚袒露和热切期待使得我的这些文字能够源源不断地从历史的烟尘中清晰地显露出来。
蔡葩 2005年2月于海口
序言 再说找回南洋
韩少功
海南岛在汉代已设置郡县，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但仍是“天高皇帝远”，与中原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和时密时疏的状态，于是才有南北朝冼夫人率一千多黎洞归顺朝廷的故事。没有疏离，何来归顺?
北宋以后，在蒙古、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板块的挤压之下，华夏文明中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偏移，帝国对海南的控制和渗透渐次加强。特别是从明朝开始的大批移民，沿东南沿海推进，渡过琼州海峡，汉人群落在海南形成了主导地位。“闽南语系”覆盖闽南、台湾、潮汕以及海南，给这一次移民留下了明显的历史遗痕。丘浚、海瑞等一批儒臣，后来都是在闽南语的氛围里得以成长。
至此，海南最终完成了对华夏的融入，成为了中原文化十分重要的向南延伸。但观察海南，仅仅指出这一点并不够。处于一个特殊的地缘区位，海南与东南亚相邻与相望，与南洋文化迎头相撞，同样伏有南洋文化的血脉。所谓“南洋”，就大体而言，“南”者，华夏之南也，意涉岭南沿海以及东南亚的广阔地域，其主体部分又可名之为“泛印度支那”，即印度与支那（China，中国）的混合，源自南亚的伊斯兰教与源自东亚的儒学在这里交集并存，包括深眼窝与高颧骨等马来人种的脸型，显然也是印度人与中国人在这里混血的产物。至于“洋”，海洋也，从海路传人的欧洲文化也，在中国人的现代词汇里特指16世纪以后的西风东渐，既包括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第一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也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第二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洋火”“洋油”“洋葱”“洋灰”（水泥）等，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留下的各种新词，很早就被南洋居民们习用。
眼下从中原来到海南，人们会常常发现岛上风物土中寓“洋”。街市上的骑楼，有明显的欧陆出身，大概是先辈侨民从海外带回的建筑样式。排球运动的普及，同样有明显的欧陆烙印，以至文昌县为全国著名的“排球之乡”，几乎男女老少都熟悉这种洋体育，对太极拳与少林拳倒是较为陌生。还有语言：“老爸茶”频频出现于海南媒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爸”是bar的误译。体育习语如“卖波”（我的球），“奥洒”（球出界），当然也分别是my ball与out side的音译。如有人从事跨语际比较研究，肯定还可在海南方言中找到更多隐藏着的英语、法语、荷兰语——虽然它们在到达海南之前，可能经过了南洋各地的二传甚至三传，离原初形态相去甚远。
有些历史教科书曾断言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闭关锁国，其实这种结论完全无视了汉、唐、元、明等朝代的“国际化”盛况，即使只是特指明、清两朝，也仅仅适合于中原内地，不适合同属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当年郑和下西洋，并非一个孤立的奇迹，其基础与背景是这一地区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越洋移民，一直在对外进行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和商业交往，并且与东南亚人民共同营构了巨大的“南洋”。据说海南有三百多万侨胞散居海外（另说为五百多万），足见当年“对外开放”的力度之大，以至于现在还有些海南人，对马尼拉、新加坡、曼谷、西贡的街巷如数家珍，却不一定知道王府井在何处。
南洋以外还有东洋，即日本与高丽。两“洋”之地大多近海，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曾是中央帝国朝贡体系中的外围，受帝国羁制较少，又有对外开放的地理条件和心理传统，自然成了16世纪以后亚洲现代化转型的排头兵。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念广为流播之前，亚洲多数国家的管辖边界和主权定位并不怎么清晰，海关、央行、国籍管理等诸多国家体制要件尚未成熟，以至于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到20世纪末才得以勘定签约。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最初以南洋为基地，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场革命以改造中国乃至亚洲为目标，但最初完全依赖南洋的思想文化潮流、资金募集、人才准备，几乎就是南洋经济和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政治表达，海南的宋氏家族以及黄埔军校里一千多海南子弟，自然成为了革命旗下活跃的身影，其倡导现代化的纷纭万象，非后来的海南人所能想象。南洋人民相互“跨国革命”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侨民们穿针引线和里应外合，新派人士天下一家，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的各国联动颇为相似，直到反美的“印支战争”期间仍余绪未绝，比如在胡志明的人生故事里，国界就十分模糊。
不过，“民族国家”的强化趋势不可遏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资产阶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川农民大众，成为革命的主力，是中国现代史上后来的情节。这是孙中山革命阵营的进一步扩大，是从南洋开始的革命获得了中原这个更大的舞台，当然也是中国革命者们“民族国家”理念初步成型的表现。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细节：孙中山先生正是在获取内地各种革命资源之后，才放弃了文明棍、拿破仑帽、西装革履等典型的南洋侨服，创造了更接近中国口味的“中山装”。他肯定有一种直觉：穿着那种南洋侨服，走进南京或北京是不方便的。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普遍推广，东方巨龙真正醒过来了，只不过这一巨龙逐渐被分解成中国龙、越南龙、泰国龙以及亚洲其他小龙。九龙闹水，有喜有忧。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地后来一再发生恐怖的排华浪潮，而中国岭南地区的很多革命者，也曾在“里通外国”“地方主义”“南洋宗派主义”一类罪名下，多次受到错误政治运动的整肃。作为一个民间性的共同体，“南洋”已不复存在。“南洋”不再是一个温暖的概念，而是一段越来越遥远并且被人们怯于回忆的过去。
南洋历史，南洋与中原的互动历史，还有南洋与中原互动历史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其实都是了解中国与世界的重要课题一其研究需要更多人力投入。眼下，随着欧洲殖民主义从香港和澳门最终撤走，随着“10+1”（东南亚十国加中国）互助蓝图的展现，随着经济跨国化与文化全球化的大浪汹涌，重提“南洋”恐怕并非多余。
这并不是要缅怀往日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而是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外，获得一种人类共同体多重化与多样化的知识视野一还有善待邻人与远人的胸怀。
近代史上的风起云涌，卷过南洋的每一个商人、渔民、学者、义士平凡和不凡的人生。蔡葩著的《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中10余篇内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将海南与南洋的血肉联系紧扣在一起，被论者誉为“迄今为止最为深沉的南洋往事”。
《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的作者蔡葩以一位传媒人的执著认真，以一位独立思考者的勇气，避开时尚的软语和哄瞒，采访了许多亲历者或他们的家族，写成了《文化大师陈序经》《繁花凋落黎明前——琼崖地下学联冤案始末》《颜任光与私立“海南大学”》《格格遗事》等18个篇章。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变等各个领域，故事各个不同，却每每将彼情彼景复活，引人入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