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此前并没有见过面,只在信里交换过照片,抒发过各自的怀才不遇,结尾是:致以革命的敬礼。父亲是镇上中学的老师,这是母亲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父亲的主要原因。母亲的偶像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华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她梦想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一名瓦西里耶夫娜式的女教师。那一年在她插队的淮北农村,保送复旦大学“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在最后一刻被让给了别人,而她只能上一所当地的卫生学校。公社领导劝她“服从组织安排”,母亲哭红了眼睛,答应了。不答应又能怎样。几年后恢复高考,母亲一边值夜班一边复习,饿了啃窝头,用酒精灯煮山芋糊糊吃,每天睡两三个小时。考前一个月,急性肝炎发作,病危电报发到上海,向来严峻的外公流泪了。
在送亲的队伍里,唯一见过父亲的是我的舅舅。婚礼前两个月,舅舅受外公外婆之托,来小镇“侦查”过。他倒了两趟车到安亭,父亲划着船来迎接。两人接上头,小船穿过芦苇丛,滑向爷爷家的小院。一顿大酒,舅舅沉沉睡去。第二天,父亲安排拖拉机送舅舅去县城火车站,又给他买了回上海的软座车票。在打给安徽的电话里,舅舅把胸脯拍得震天响:阿姐,这个男人没问题!
婚后,母亲顺利地调动了工作,落户在小镇。在我小时候,去上海是件大事。母亲提前好几天就高兴,父亲则一直忙着张罗行李。编织袋里塞满了青鱼干、咸鸭蛋、酒酿、乡下人做的糕团,一只鱼篓里爬着甲鱼或大闸蟹,菜篮上静静地卧着一只鸡。我们走到小镇北边的汽车站,等待过路开往安亭的班车,四十分钟一班,很挤,车厢里弥漫着一股人肉的酸臭。到了安亭再换一部叫作“北安线”的公交,沿着曹安路开进上海市区。印象中,这条路一直在修,坑坑洼洼,漫天尘土,一车人在无休止的颠簸中昏昏欲睡,路边是连片的农田和灰蒙蒙的厂房。黄渡、封浜、江桥、真如……这些熟悉的地名一闪而过。窗外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当看到曹杨新村密密麻麻的新公房,我就晓得,到上海了。之前的道路仿佛都不能算是上海。
1990年的某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看到的消息,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武宁路上开了家肯德基。后来知道,这是上海第二家肯德基(第一家在外滩东风饭店)。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哪知道什么“啃的鸡”,只晓得爸妈要带我去吃外国鸡了。
我们下了北安线,走不多远就到了。我依然记得那人潮汹涌的景象,每个柜台前都排着长长的队。母亲撇撇嘴说,像不要钞票的一样。
我们点了个套餐,二十块不到,里面有两块鸡(现在想想就是吮指原味鸡吧)、半根玉米、一份色拉、一份土豆泥、一包薯条、一个小圆面包。当时爸妈的月工资也就一百多。他们撕了一点鸡肉,两块鸡就都归我了。我狼吞虎咽地啃完,真香啊,好像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父亲老实惠地讲了一句:“下次只买鸡肉就可以了,其他什么家里都可以做的。就吃鸡,吃鸡最划算!”一直到了外婆家,我还沉浸在巨大的兴奋中,见人就嚷嚷:“今朝吃过肯德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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