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字荩臣，后改荩忱，汉族，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上将衔陆军中将，追授二级上将衔，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1937年至1940年先后参与临沂向城战斗、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1940年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不幸牺牲。林治波编著的《张自忠传(精)》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心怀天下、大公无私、一心报国的一代名将。

张自忠将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牺牲殉国的最高将领之一。林治波编著的《张自忠传(精)》通过对张自忠将军生平的记述，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心怀天下、大公无私、一心报国的一代名将。本书引用材料详实、论述精当，不乏许多真知灼见，对于读者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认识中华民族反抗强暴的历史、认识张自忠将军本人都有着莫大帮助。

第一章 生于忧患

 运河小城临清

 张家·唐园·荩忱

 少年时代

第二章 投笔从戎

 宁为百夫长

 不做一书生

 两度从军

 标准军人

第三章 西北军名将

 雁北受挫

 治军高手

 练兵之道

 中原反蒋

 忠诚

第四章 走向抗战

 拥戴宋哲元

 太行练兵

 长城抗战

第五章 察省历变

 难忘老长官

 处蒋宋之间

 内蒙危机

 华北危机

第六章 政坛生涯

 察省主席

 萧振瀛去职

 天津市长(上)

 天津市长(下)

 出访日本

第七章 个人生活

 家事

 两次返乡

 交往与行谊

第八章 七七风云

 战兮和兮

 临危受命

 留平折冲

 流言和误解

第九章 受过与归队

 潜出平津

 代宋受过

 留京与归队

 宋、张分离

第十章 奋起抗日

 首战淝水

 临沂大捷

 再战临沂

 后续作战

 徐州突围

第十一章 转战江汉

 坚守潢川

 布防鄂北

 随枣会战

 冬季攻势

第十二章 前线漫记

 鱼水之情

 重庆之行

 与中共的关系

 战地军营

第十三章 壮士一去不复还

 大战前夜

 过河督战

 血洒襄东

第十四章 荩忱不死

 祭葬忠骸

 同悼国殇

 两岸共仰

附录一 原版序

附录二 张自忠简历

附录三 张自忠小传

附录四 张自忠家世表

附录五 张自忠简要年谱

附录六 原版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1.运河小城临清

鲁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片古老的土地曾哺育了孔子、孟子等等哲人先贤，也造就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唐朝的黄巢造反，宋代的梁山聚义，清末的大闹义和团，都发端于民风强悍的鲁西大地。

张自忠的家乡临清，就是鲁西平原上的一座小城。她位于卫河与古运河交汇的三角洲上。卫河古称清河，“临清”也就是临近清河之意。此外，临清在历史上还曾有过清河郡、清渊县和清泉县等名称，也皆由清河而来。

临清的名称虽由清河而来，但其发展却与大运河的兴衰息息相关。自从大运河开通，尤其是明永乐初年重开会通河以后，一直到清代咸丰初年的400余年间，是临清历史上的兴盛时期。大运河贯通南北，而临清恰好处于南北运河连接点上，成为交通南北之要津。南北货物在此中转、集散，各地商旅纷纷来此经营生意，使临清逐步发展为一座商业繁华的小城市，名列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相传，明朝的金陵巨富沈万三就是在临清发家的。直至清末、民国时期，此地商业仍相当活跃，号称“小天津”。

最初的临清城是座砖城，在现今临清城的北面，俗称砖城里。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新的商业区发展起来。三里阁是临清的主要运河口岸，南北船只往来穿梭，十分繁忙。大寺街是商业区最繁华的街道，因街旁有座大清真寺得名。寺院内泥神高耸，殿堂隆起，古柏参天，气势雄伟。每年时逢农历四月，方圆百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庙会，院内唱戏的、杂耍的、说书的、算命的、卖小吃的、做生意的，应有尽有，热闹非凡。新城区还有一条考棚街，算是文化街，街旁筑有很大的考棚，是读书人考秀才之所。清末，义丐武训行乞兴学，在这条街上开办了义塾(后改为武训高等小学校)。

商业的繁荣带动了临清经济的发展。除农业外，传统手工业和食品业也相当发达，许多产品远近驰名。民谣相传：“临清宝，真不少，瓜干枣脯千张袄。陈家剪子毕家刀，王一摸镰刀不用挑。竹油篓，柏木筲，桑家秤杆灵又巧。甜酱瓜，百籽糕，进京腐乳味道好。”这里所说的“干张袄”，是用西北所产滩羊皮下脚料拼缝而成的皮袄，做工精致。临清酱菜以“济美酱园”出产最佳，除向清廷进贡外，还远销美日等国。此外，临清还有几种声名远播的土特产品——哈达、烧砖和狮猫。

临清虽算不上人文鼎盛，却也孕育了几位出类拔萃的文武之才。临清最有名的文人当推谢榛(1495—1575)。谢氏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列明朝“后七子”之一。曾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结诗社，以他为首，倡导为诗摹拟盛唐，其诗以律、绝见长。临清籍现代学者，以季羡林(1911—2009)最为著名。季先生字希逋，又字齐奘，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系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精通多国语言。

左良玉是古代临清籍功名最盛的武将。他生于1599年，字昆山。初在辽东与清军作战，以战功屡获提拔。后升为大帅，封宁南伯，晋侯爵，驻兵武昌，拥兵十余万。南明弘光政权成立，马士英执政，起用阉党，为祸朝政。弘光元年(1645年)，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挥师进军南京，讨伐马士英，不幸中途病亡。

在北魏，有个文武兼备的人物崔浩也出身于临情。他通天文懂地理，博览经史，足智多谋，屡屡参与军国大事，深为北魏三代帝王所器重，官至司徒。

齐鲁为孔孟故地，山东人素有忠义之名，临清亦不例外。史称，这一带的人民“性强悍，负义气，遇事敢为”。从一些史实来看，此言非虚。

明万历年间，天津兼临清税监马堂，招雇流氓恶棍数百人，以征税为名搜刮民财，致使临清工商业者大半破产。临清人民群起暴动。当明廷派大军前来镇压时，编筐工匠王朝佐挺身而出，一人担过，从容就义，掩护了抗税群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4年)夏，临清南面的寿张农民王伦为反抗地方官暴政发动了起义。起义军连克寿张、阳谷、堂邑等地，并一度打到临清。官兵数万前来围攻，经五昼夜血战，起义军失败，王伦举火自焚，壮烈殉难。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临清附近堂邑人宋景诗又率众发起了著名的“黑旗军”反清起义。他们斩杀赃官，劫富济贫，远近震动。受挫后，宋景诗不甘屈服，复于1863年重举义旗，抗击清军，直至战死。

临清一带人民的强悍民风和近于悲壮的性格从这几个事件中可以得到印证。张自忠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张自忠出生的1891年，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熬煎之中。清廷昏庸腐败，国势极端衰弱，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1894年，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次年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结果以“戊戌六君子”的杀身成仁而告失败。在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形势下，1900年山东人民率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帜，以实行武力排外来拯救中国。包括临清在内的鲁西一带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之一。这场运动给八国联军以沉重打击，震慑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但这种自发的、无组织无纲领的旧式农民斗争不可能实现救国的宏图。义和团运动最终在八国联军的联合绞杀下遭到失败，中国人民陷入更为悲惨和苦难的境地。

张自忠的少年岁月，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和混乱时代度过的。这个背景对于他的成长影响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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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国是个古老而复杂的国度。

综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一方面，她屡遭外敌蹂躏，战火频仍，灾难深重，数千年史册上充满了屈辱、痛苦和辛酸；另一方面，她又巍然独存，历劫不衰，创造了洋洋大观的不朽文明。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局面？究竟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民国时期，一位叫梁盛志的学者曾指出：“理解中国，须鸟瞰全局，须追溯历史。有明成祖指导下的汉人，也有明思宗指导下的汉人。中国文化如果没有根本的缺陷，中国民族如果没有重大的弱点，则中国绝没有循环的亡国和衰乱。中国文化如果没有独具的威力，中国民族如果没有隐藏的韧性，则中国绝没有数度的复兴和危而不亡。”这段话虽不一定全面，却为我们揭示了思考问题的方向。

自强首先需要自省。一个不愿意或不敢于反省的民族绝不可能兴旺发达。中华民族是伟大的，但并不是完美的。仅就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来说，其缺陷和弱点早在鲁迅先生笔下已有过深刻的剖析。笔者无意在此全面探讨中国的国民性及其影响，但无可否认，我们的民族性格的消极面，诸如柔弱怯懦、贪图安逸、消极保守和分裂内讧等等，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谙于世故的儒生和怯于疆场的武将比比皆是。这些人于社会的黑暗、世道的不平、外敌的残暴和奸贼的无耻，有时也会激昂高论一番，可是每当事到临头，却常常是畏葸不前，唯恐避之不及。这正应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遭受侵略和欺凌的根源在于国力的衰弱，而民族性格中的消极面正是国力衰弱的重要因素。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和耻辱，简直难以用笔墨记述。数千年来，中国封建王朝大多与外患相始终——陷没半壁，苟安一隅者有之；割地赔款，屈辱求和者有之；面见颜事敌，认贼作父者亦有之。南明将领陈子龙曾说：“今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百倍于虏也。然而有一人每饭不忘虏而忧之者耶？有一人腐心切齿而欲食之肉者耶？受其凭凌而不知为耻，供其杀戮而不以为恨，则虏何惮而不来也？”①陈氏身为南明将领，曾起兵抗清，兵败自尽。上面这番一针见血的陈述，正是他痛彻心扉的亲身感受。

然而，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中国几千年来历劫不衰、不可征服的历史恰恰证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确有其“独具的威力”和“隐藏的韧性”。

笔者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源远流长、不可动摇的支柱，这就是孝与忠。尽管封建的忠孝观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仍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孝与忠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家讲孝，在外言忠，孝是忠的浓缩，忠是孝的放大，孝可以理解为对父母的忠诚，忠可以理解为对国家的孝道。换言之，忠是孝的延伸，是孝的社会化，它最高可升华为对祖国和民族的忠诚，故古人云“求忠于孝子之门”。千百年来，这种对祖国对民族的忠诚信念和深挚感情演化为强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激励着亿万劳动人民和无数英雄豪杰，以艰苦卓绝的开发劳动和忠贞不渝的献身精神，为祖国为民族的伟大事业前仆后继，奋斗不息。在民族患难的时代，这种爱国豪情就表现为坚贞不屈的崇高民族气节，它可以砥砺人们“血战到底的气概”，坚定人们“光复旧物的决心”。可以说，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国魂，是民族尊严的体现，是爱国主义的精髓。正因为中华民族屡遭侵扰，饱经外患，所以她才最需要气节，最崇尚气节，把它奉为立身立国的政治原则，把它视为做人处世的道德圭臬。

孔子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又日：“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孔孟之言，千年古训。后世文人墨客，讴歌气节及节士，遂成千古文章之主题。这些古训，这些诗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祖国捐躯，为民族殉节。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数千年来屡次危而不亡、历劫不衰的历史，正是从他们的身上才获得了合埋的解释。

或许有人会问，鲁迅先生的两段话不是前后矛盾吗？其实不然，它是对两种不同的中国人的分别写照，是对中国社会两个不同侧面的分别反映。

1937年，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以一个几乎无国防、无重工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承清朝中叶以来的百年积弱，再加上民国以来20余年军阀混战的赢病，独自抵抗一个几十年来处心积虑图谋灭我的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其艰难不言自明。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汪精卫等人为首的民族败类，屈膝投敌，为虎作伥，数年之间，从南到北竟然建立了好几个伪政权。他们甘当傀儡，以卖国为业，天良丧尽，人格荡然。这实在是中国人的耻辱与不幸。

好在中国还有她的脊梁。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杀戮面前，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毫无畏惧地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抵御日军的枪炮，保卫神圣的家园。他们的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美梦，唤回了憔悴的国魂，昭示了庄严的国格。他们以气吞山河的气概、沧海同深的志量，在中华史册上谱写了辉煌璀璨的一页：或则沥血孤营，或则横刀敌阵，或则裂身银汉，或则碎首沙场，莫不以死为荣，以生为耻。死事的惨烈，慑匪寇而泣鬼神；人格的崇高，动苍穹而震寰宇。

张自忠正是这些中华儿女中的典型。这位赤胆忠诚、大义凛然的威武上将，在艰苦的抗战中，率部痛歼日军，屡建战功，最终血洒沙场，为国捐躯。或许大家还不知道，这位视气节如生命的民族英雄，生前曾被许多人误解为汉奸而备受责难和辱骂。他蒙受着“汉奸”的冤屈，深怀着内心的隐痛，竭尽全力与日军拼杀，最后以生命的代价洗白了自己，以殷红的热血为他悲壮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对于这样一位震烁古今的民族英雄，我的笔实在太笨拙了；但我还是愿意不揣浅陋，用这支笨拙的笔，把这位民族伟人的一生描述一二，奉献给读者。

《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199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重印多次，均已售罄。许多朋友向笔者索要此书，均无法得偿所愿。

承蒙读者厚爱，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和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评介此书的书评达十几篇，刊发于多家报刊；还有不少读者来信，向笔者或张将军亲属表达赞扬与肯定之意。当年曾经多次采访过张将军的《新华日报》著名记者陆诒老先生在来信中说：该书“引用过去电文和报刊上的大量材料，描绘荩公悲壮的一生，始终贯彻爱国爱民之心，写得很成功！我认为这本书胜过以前出版的多种纪念张将军的任何集子。因为它第一反映了全面的真实历史，而不是靠添油加酱的描写，如目前盛行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等。其次，它是一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写的传记，而不是夸张的文艺作品。我认为它好，就好在这两点上”。陆老的评价，笔者实不敢当，而只能视作鼓励和鞭策。实际上，由于一些新资料的公布和发现，由于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此书早该修订再版，但由于笔者从2000年起转而从事新闻工作，对抗战之研究一时无暇顾及，故一直未将此事提上日程。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河北人民出版社王静先生多次与笔者联络，希望能将张传修订再版。笔者答应此请，但因忙于新闻报道，加之兼任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和兰大新闻学院两方面的工作，修订只能断断续续地抽空进行；更因抗战研究放下多年，不少史实与资料已经淡忘，许多情况已经生疏，且有关资料多放置在北京，故修订工作进展缓慢。幸得车晴与宁广传两先生慷慨相助，才得将这项工作勉力完成。车晴先生在提供新的资料和史实考证、史实纠讹方面给笔者帮助很大；宁广传先生则在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深化观点方面让笔者受益良多。今年5月16日去湖北宜城参加张自忠将军殉国75周年纪念活动，目睹上万群众不约而至，聚集于十里长山，缅怀将军丰功伟绩，场景令人震撼！在宜城，见到了长期搜索整理、研究考证张将军事迹的原宜城政协主席王孔庚先生，并获赠其新作《张自忠与宜城》。王老在这本书中，对张将军驻鄂北之后各方面的史实进行了考订，纠正了以往许多讹误，这对本书的修订很有参考价值。在此，谨向三位先生致以衷心的谢意！

修订的过程，犹如重返历史的过程。十几年前的写作情景，抗战年代的烽火硝烟，充溢于脑海甚至睡梦之中。张自忠将军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其一生曲折悲壮的经历、大义凛然的品格、忠诚报国的情怀、战死沙场的壮烈，都令我感佩无已。尤其是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更让我铭感至深、心潮澎湃而不能释怀。可以说，愈是了解张将军的史实和作为，就愈是钦敬他的品德与人格。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他思虑的是二十九军作为一个团体的生存和地位，这是他作为该军将领的责任所在。为此，他担任对日交涉并奉命留平折冲，因而忍受了莫大的舆论压力，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事实上，在当时形势下维护二十九军地位，延迟大战的爆发，为全国抗战准备赢得时间，这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军中，挥师奋起，拼死抗战，心中所思所想的只有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尊严，而完全将团体利益乃至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真正做到了抗日报国、无私无畏，终至血洒沙场、为国捐躯。随着机密档案的公开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当年对张将军的种种抨击和诋毁，已被证明要么是善意却无根据的误解，要么是恶意所加之莫须有的罪名。现在看来，当年的误解和诋毁所反映的那些事实，非但不是张将军的污点和罪过，反而体现了他的责任担当和牺牲精神，体现了其人格中非常人所能及的宝贵品质。然而，这些年来却总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心理，奉流言为至宝，拿谣言当证据，刻意歪曲历史，肆意诋毁英雄，四处散发荒诞之谬论，让为国捐躯的张将军在九泉之下继续蒙受不白之冤。这种做法，不仅悖离了爱国的立场，而且逾越了做人的底线。那些刻意散发的种种谬论，犹如抛出去的飞去来器，非但不能击中其预想目标，反而绕回来砸中了作者自己，成为他们为学不端、心术不正的明证。为了驳斥这些荒谬的说法和观点，本书增加了不少篇幅，而这原本是不必要的。

修订过程中，笔者重新接触了各种材料，感到最可靠者为电报、文件等档案文献资料，其次为当时的报纸和日记，后来的回忆文章则良莠不齐。好的回忆文章固然不少，但也有一些回忆文章史料价值不足，不但记忆误差大，客观性也不够。有些回忆文章甚至掺杂了60年代的政治因素和个人恩怨，而这些资料恰恰流传甚广，以讹传讹，误导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后人。

六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国际地位提高。欣逢当今之盛世，是我们的幸运；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盛世之中也蕴藏着令人忧虑的隐患。

从当今的国内形势看，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遭到了空前的冲击。经过几十年的和平演变，加之意识形态和教育工作的松懈与失误，国内出现了一股汉奸买办思潮，诋毁嘲笑爱国主义的言论和挖祖坟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充斥于网络之中。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这个本来天经地义、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竟也成了颇具争议的问题。这对于国家稳定与民族复兴构成了严峻挑战。

从当今的国际背景看，世界局势的不稳定性、国际间的激烈竞争，以及各国内部的矛盾斗争，都在以各种不同形式呈现出来。与中国直接相关的是，美国围堵遏制中国的各种活动渐趋加剧，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右翼反华势力曰益猖獗，日美两国基于反华目的的相互勾结愈发紧密。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外部挑战。

国内外形势的这些变化，是本书初版时不曾有或者并不十分明显的，现在的情况则已大相径庭。由此笔者联想到，当今时代，烽火硝烟虽已离我们远去，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依然以非战争的形态在继续着。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自忠将军以自己的奋斗乃至热血所浇铸的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依然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当代中国的爱国力量必须勇敢地迎接国际国内诸多方面的挑战，以便将我们的先辈留下的宝贵基业和优良传统继承光大。

作为一个爱国者，笔者惟愿此书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张自忠将军其人、其事、其德、其才、其功，进而在激发同胞爱国热情、倡导民族气节和正直人格方面，发挥一点作用。

河北人民出版社王静先生和责任编辑陈冠英先生，为本书的修订出版付出精力甚多，特别是笔者的反复修改补充，给他们平添许多工作量；整体设计赵建、美术编辑李欣、责任校对张三铁等诸位同志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不少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由于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必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讹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林治波2015年3月14日于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