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长子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出身书香门第，与谭延闿、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君子”，是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陈三立年少智识不凡，博学多才，洒脱开朗，不受世俗礼法约束。27岁随父往河北分巡道(今河南武陟县)，29岁参加乡试，拒八股文应试，以散文体作答，遭考官摒弃，主考陈宝琛赏识其才，破例录为举人；33岁参加会试回到长沙，与王闾运等文人结碧湖诗社；36岁参加殿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未就，随父往湖北布政使任所，应张之洞之邀，为两湖书院校阅试卷。
甲午中日战争后，李合肥(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陈三立闻讯激愤填膺，急电张香帅(之洞)：“吁请诛合肥以谢天下。”他往侍父侧，襄与擘画，推行新政，罗致人才，革新教化，效力尤多。1898年戊戌政变时，以“招引奸邪”罪被革职不用。随父回江西居西山蜻庐。1900年方移家南京，即闻父丧。家国之痛，久久难平，更无心仕途，购金陵青溪畔屋十楹，自号“散原精舍”。常与友以诗文唱和相遣，自嘲“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陈三立早年即有“吏部诗名满海内”之誉，此后虽不问政，但热衷于为社会兴利。1903年办家学一所，又赞助柳诒徽创办思益小学堂．让出住宅充教室，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数学、物理、化学新课，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废除八股文体和跪拜礼节，禁止死记硬背及体罚学生，开创了新式学校的先例。1905年与李有芬创办江西铁路公司，倡修南浔铁路。1906年夏，义宁大荒，铜鼓双坑饥民往宜丰天宝买粮，富商何大毛诬称“匪徒抢劫”，挑起斗殴，杀死饥民57人，民众控诉不得上达，陈三立主持正义，具陈上疏，终获刑部详察，严惩主犯和当地知县，终使冤案大白。陈三立为政清廉，淡泊名利，既拒绝湖南官绅奏请为父陈宝箴塑立铜像，又拒绝袁世凯君主立宪时给他委任参政议员的官禄。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居庐山牯岭，日夕不宁，每日读报，夜梦中竞发出“杀日本人”的呼喊，其忧国忧民之心令人动容。次年闻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傀儡政权，陈三立痛斥其“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愤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蒋介石到牯岭避暑，闻陈三立也住牯岭，差人求见，遭到断然拒绝：“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1934年移居北平，目睹遭八国联军破坏的西山八处，连叹“国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愤然表示：“我绝不逃难!”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不可遏，怒骂道：“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抚陈三立，百般游说遭拒，侦知日伺其门，他呼佣以扫帚将其逐出。从此绝食，五日后忧愤而逝，享年85岁。其原配武宁罗氏，四川雅州知府罗亨奎女，26岁殁，生二子：陈衡恪、陈同亮(殇)。继配俞明诗，湖南候补知县浙江山阴俞文葆女，59岁殁，生四子：陈隆恪、陈寅恪、陈方恪、陈登恪；三女：陈康晦、陈新午、陈安醴。长子陈衡恪又名陈师曾，近现代著名画家、艺术家；次子陈隆恪为著名诗人；三子陈寅恪，为中国近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四子陈方恪，著名编辑、诗人；幼子陈登恪，为著名词人；孙子陈登怀(衡恪之子)，是著名的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园的创始人，有“植物园之父”的称号。
梁启超评陈三立日：“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同光体理论家陈衍评日：“五十年来惟吾友陈散原称雄海内。”当代植物学家、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胡先骕评日：陈诗景深意阔，“如长江下游，烟波浩渺，一望无际，非管窥蠡酌所能测其涯诶者矣”。近代掌故大家徐一士在《一士类稿》中评价：“萧然物外，不染尘氛”，“以贵公子而为真名士，虽尝登甲榜，官京曹，而早非仕宦中人，诗文所诣均精，亦足俯视群流”。李之鼎评日：“天下久震矜其诗，以为足绍西江诗派。”杨声昭评日：“光宣诗坛，首称陈(三立)郑(孝胥)。”汪国垣评日：“都头领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当之。”国学大师吴宓评日：“三立公，一代诗伯，坐榻论道，声气四海，凭轼建功，欲摧颓城。公大幸乎青紫之贵，不幸乎青紫之贵。楚材未用，公干何辜。铜梁负米，幕中吐卑，陆绩怀橘，江东忆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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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曾对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他接受诤臣魏徵谏议：吸取隋亡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贤受谏，薄赋轻租，使得唐初出现了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的“贞观之治”的新兴局面。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陈宝箴主政湖南期间，推行新政：整肃吏治，赈灾垦荒，兴办实业，鼓励工商；立会兴学，培植贤良；开创报馆，倡说救亡，举荐人才，治国兴邦；振兴湖南，为天下倡。新政推动了湖南的近代化发展，使湖南成为全国变法维新的一面旗帜。
陈宝箴敢于在晚清封建制度的统治下，独树一帜，积极推行戊戌变法，在湖南开辟变法图强的新政天地，其惊人的胆量、聪敏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无不令人钦佩。陈宝箴的成就与他的家族家风、教养教育以及躬身治学、治军、治政的长期历练实践有关。陈宝箴曾祖父、祖父两代人经过“筚路蓝缕，艰苦创辟”，为陈氏家族的兴盛奠定了基础：陈宝箴之父承前启后，努力打拼，使陈氏家族由以农为业转而以儒为业。陈宝箴继承了陈氏家族家风，受到严谨的教育和良好的教养，他从小聪敏过人，深得父祖先辈的喜爱。从父治军，初显才俊，进入军中幕僚，又先后得到席宝田、张之洞、曾国藩、郭松焘等重臣大吏的言传身教和面授机宜，加上自己躬身求教，得高人师长点拨，经过长期的治军、治政的历练，积聚了为官治政的卓越胆识和才能。在席宝田军中，陈宝箴发现席宝田与沈葆桢因隙不和，席公自恃治军有方，忽视沈公，而沈公自恃是朝臣林则徐甥婿而傲视席公，陈宝箴身为小小幕僚却成功调解了席沈矛盾。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与沈葆桢不和，两大重臣互不相让，也是陈宝箴从中化解，由此可知陈宝箴的胆识、智慧和才能非同一般。
陈宝箴走马上任湖南巡抚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正值湖南水旱灾荒，饥民嗷嗷待哺，城乡民不聊生。陈宝箴以多年为官治政的人品和人格魅力一面向朝廷奏请赈灾，一面向湘籍京官发出赈灾求救公函。他一呼百应，朝廷和各省赈灾钱粮纷纷汇向湖南，京城和全国各级官绅慷慨助赈湖南灾区，使湖南安然渡过难关。
正因为陈宝箴具备了为官治政、为民请命和为国分忧的崇高品德和卓越才能，他在湖南推行新政也是一呼百应。在他周围集聚了以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陈三立、朱昌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变法维新志士，这些人成为陈宝箴振兴湖南的得力助手和治政精英。陈宝箴在反腐倡廉上贡献尤为突出。陈宝箴下车伊始面临的另一大难题便是湖南吏治腐败，积重难返。要推行新政必须下大力气，动大手术，彻底整肃吏治，根治腐败。他深人基层，明察暗访，掌握证据以后，从官场重灾区开刀，狠狠打击了贪官污吏，引起湖南官场震动。在反腐过程中虽也遇到不少阻力，但他力排众议，据实秉直上奏，得到光绪帝的鼎力支持。
综上所述，可以窥见陈宝箴反腐倡廉的胆略、敢作敢为的勇气、施政治事的才能、推行新政的魄力和振兴湖南的决心。陈宝箴为湖南新政蒙冤而死，为振兴湖南慷慨捐躯，给湖南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湖南乃至全国的官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当前我国下大决心重拳反腐，就是为深化改革扫清道路。因此，以史为镜，借鉴、继承陈宝箴反腐倡廉、造福桑梓、推行新政、振兴湖南的品德精神和优良传统，对促进改革，推动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看到陈宝箴的品德精神和优良传统后继有人，国人幸甚!
1983年，我在查阅历史参考资料时，偶然发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中宗九奇先生提供的“陈宝箴之死的真相”资料，引起了我学习研究的兴趣。当时，全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而陈宝箴为官治政的重要时段在湖南。研究探索陈宝箴在湖南的新政很切合湖南的实际。于是我在1983年秋写成了一篇约四万字的论文《近代振兴湖南的先驱陈宝箴》，烦请当年我的老师——湖南师范大学林增平先生过目，以求得老师指点。林增平先生看后建议：“文章紧贴时代脉搏，切合湖南实际，但作为论文发表太长，作为专著出版又太短，你可先就陈宝箴死因问题写篇短文发表自己的观点，再把这篇论文精缩成万字左右给我看看。如有兴趣，以后还可探索写成专著。”
我遵照林增平先生的建议，先摘录论文结论部分，以“陈宝箴死因新说”为题，在《求索》1987年第6期上发表；以“揭开九十年前的一桩历史疑案——慈禧秘杀湖南巡抚陈宝箴真相”为题，在《湖湘论坛》1992年第1期上发表；以“近代振兴湖南的先驱陈宝箴——兼论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新政”为题，在《云梦学刊》1988年第3、4期上全文发表，1988年2月4日《光明日报·文摘版》第492期予以摘要转载。
由于日常事务工作较忙，退休后又旅居国外多年，一直未能落实林增平先生的建议。直至年逾古稀才想起今生尚有一事未能如愿。出于对林增平先生的尊重，我必须努力去完成林先生生前给我的建议课题。于是，又重拾原稿，继续探索挖掘，充实提高。我拜读了刘梦溪和田胜钧等专家学者的大作，其精妙文论和精美文辞，其点睛之笔和经典史例，给了我新的启发和灵感，使我沉睡了二十余年的原稿渐复生机，给我垂暮余年增添了读史乐趣。在此谨向各位专家学者、校友表示真诚的谢意。
据宗九奇先生称：“1952年冬，家父宗远崖(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与闵孝同(江西省文史馆馆员)、汪际虞(九江一中语文教师)二位先生在戴宅与(戴)远传翁晤谈，言及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一文中，措辞之痛心疾首，戴翁特将其手稿出而视之。”戴明震20世纪50年代任教九江二中，“文革”中去世，其父戴远传，字普之，1954年卒于九江浔阳。戴远传的父亲，晚清当朝千总公戴闳炯，是领太后密旨，率兵弁从江西巡抚松寿直奔西山蜻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的执行人，他记录了此次执行密旨的全过程。其子戴远传把父亲执行密旨过程的文稿摘录下来，便成为《文录》手稿。而宗九奇父亲宗远崖又从戴明震处抄录了其父戴远传所记之《文录》。
该手稿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蜻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陈宝箴父子在湖南为官多年，“一生行事之大者在湖南，尤习于湖南，乐用其人，人亦乐之”，一心要以湖南“一隅致富强，为天下倡”。①他在湖南推行一系列新政措施：创建报馆；兴建时务学堂、武备学堂；设立南学会、校经学会、舆地学会、方言学会；创办内河航运；修筑铁路、公路；开办机器制造公司、电灯公司、火柴公司、邮政电报公司、水利公司、化学公司、煤油公司；创办矿务局、官钱局、铸钱局；开办一系列工商企业，取得卓越成效，使湖南成为近代中国的一面旗帜。“外人至引日本萨摩、长门诸藩以相比，湖南之治称天下。”②陈宝箴在湖南立下了汗马功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湖南近代事业慷慨献身，成为近代振兴湖南的先驱。陈宝箴父子的功绩不仅是义宁陈氏家族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留给了湖南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反腐倡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谨以此书献给近百年以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慷慨献身的先驱和英雄!
陈柏生编著的《近代维新先驱陈宝箴》主要记述了十九世纪末期，陈宝箴父子团结湖南智识精英以湖南为阵地改革维新，救亡图存，推行新政，创办近代实业的历史政绩，揭示了陈宝箴敢于冲破封建皇权的一统天下，在湖南独树一帜的胆略，振兴湖南的决心，敢作敢为的勇气，反腐倡廉的魄力和施治事的才能。陈宝箴不愧为当代廉政、勤政、忠心为国为民的光辉典范。总结继承这一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对当代湖南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宝箴是清末督抚中的杰出人物，也是晚清著名的爱国维新人士，他对湖南乃至中国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是主持湖南戊戌新政的文人。
陈柏生编著的《近代维新先驱陈宝箴》主要对陈宝箴的维新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让后世读者能够深入了解这位近代的维新先驱波澜壮阔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