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中林海音以她超逸的文字风格，饶具魔力的文笔，通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自然而不造作，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将英子眼中北京南城风光恰切地融人字里行间，在展现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更为读者架设一个明晰的时空背景。全书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诗意，让人禁不住再三寻思个中深意。

林海音著的《城南旧事》是台湾文学的祖母级人物、著名女作家林海音以其七岁到十三岁在北京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它透过主人公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成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同时再现了那个时代北京南城独特的百姓生活与风俗旧貌。《城南旧事》是林海音的成名作，自1960年首次出版以来，经久不衰，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总序 英子不老

序 追寻母亲的足迹

冬阳·童年·骆驼队

惠安馆

我们看海去

兰姨娘

驴打滚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

后记 童年——愚騃而神圣

附录 大阪·头份·北京——英子（林海音）的童年生活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

它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

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末”呢，还是“乌金墨玉”？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它们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

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

我站在骆驼面前，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的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们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很难看。

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

“为什么要系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戴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就不敢侵犯了。

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 “不是的，爸！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爸爸想了想，笑笑说： “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么？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那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袄，也都脱了下来，搭在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乌金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 “夏天它们到哪里去？” “谁？” “骆驼呀！” 妈妈回答不上来了，她说： “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是再也不会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P22-26

母亲的童年回忆在北京城南游艺园里的那些说书、京韵大鼓、杂耍、变戏法、地方戏里；我们的童年回忆在台北城南川端桥畔夏夜的凉座里，那里也有说书、相声，还有唱歌和蒙古烤肉。

念小学时，每到周末晚上，父母亲就带我们上厦门街那家四川馆吃饭。四个孩子的六口之家，靠两支勤奋的笔，负担不轻，母亲常常说我们是“苦中作乐”。低低矮矮木板搭的四川馆紧靠在铁道边上，每次隆隆的火车一过，木屋就惊天动地摇起来。那一番天摇地动，就像四川馆入门柜台上的那一罐颜色漂亮好吃的泡菜，也像那跑堂拖得长长的一声地道四川风味的“一碗担——担——面——”一样，让我们觉得新鲜有趣。

吃完晚饭，我们照例到附近的一家“大”文具店逛逛。母亲说：“每个孩子进了文具店，眼睛就会发亮。”我在店里东看看，西摸摸，什么都好。母亲最能看穿孩子的心，她慧黠地笑着说：“好像看看都过瘾似的!”

班上有一半同学的铅笔盒和那里头的文具都比我们的好，但我们不觉得自己非要也有同样的才快乐，父母亲给了我们自由和爱，使我们不觉得匮乏。

不过，每回逛文具店，倒也没空手而回过，小手里总会捏拿着一两支香水铅笔或是一块小橡皮擦什么的。迎着晚风，闻着那俗丽的香水铅笔味儿，我们慢慢地散步回家。

什么叫幸福?现在回想，那种感觉就是幸福吧。幸福，在艰苦的岁月中特别动人!

多年前，有一次和母亲聊天，我提起小时候最羡慕会弹琴的人。常常把床尾高起来的横杠当琴键，自我陶醉地弹上半天。母亲说：“我也做过这种事儿，我有一个老九霞的鞋盒子，盒子里住着我用火柴棒做的小脚儿娘，我常常跟同伴捏着自己的小脚儿娘，哆、哆、哆地走到对方的鞋盒里，展开两‘家’的来往。敲门、开门、让座、倒茶、吃东西、聊天，我们假装成大人，假装成家庭主妇，说的都是大人话，爱说什么说什么，不受限于大人，有意思得很。那时，我常在我们北屋套间里玩小脚儿娘。”

后来她写了一篇《我的童玩》，就写到她的小脚儿娘。那个时代，女孩子自己做的玩具和玩的游戏，常常和学女红或做家事有关，那时的教育多半是在旧式的家庭里自然形成的。母亲写道：“我愿意从记忆中找出我童年的游乐、我的玩具和一去不回的生活。”

母亲晚年用心为孩子写了许多有趣可读的东西。

母亲不但喜欢为孩子们写故事，也给孩子们翻译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她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高水平的文学作品，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也开始开辟儿童书的路径。

20世纪70年代末，母亲接近六十岁了，父亲希望我能够多帮帮母亲，于是我辞去原来的工作，到母亲主持的出版社协助编务。我和母亲在台北城南那间小办公室里，面对面工作了十年。那年代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更没有电子书，印刷出版品很蓬勃，尤其是文学和儿童书籍，书市兴旺，只要是好书不怕没人买。母亲编辑点子多，眼光准，又能创新，我们联手编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书，其中有好几本得到文学奖。她总是乐在工作，有时一大早兴致勃勃地进办公室说：“来，咱们好好把这批书做起来!”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先生的工作，我们带着两个孩子，迁居澳大利亚墨尔本。母亲顿失助手，但是她很看得开，不忘叮嘱我出去后多注意介绍国外的儿童读物给小朋友。

当时台湾《民生报》儿童版主编桂文亚，鼓励我多写些文章一盆水的时候，忽然想到我小时候在雨地光了脚蹬水的快乐，那么孩子只要求一盆水，实在算不得淘气。”

与母亲接触过的人往往会发觉她是个很有童心的人。儿童文学作家桂文亚说的一段话最传神：“林海音先生无论在讨论事情还是谈天时，都常会不自觉流露出天真，这个天真不是造作，是很自然地把她看见的事情描述出来。由于她从小在北京成长，词汇丰富，再加上感觉敏锐，又是一个小说家，所以叙述的过程很活泼，常把生活中平淡的事说得有趣、写得生动，这样的作品也就很接近儿童心灵及趣味。”

北方人常说“自来喜”，我觉得母亲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有一种“自来喜”的味道。

七十六岁那年，母亲写下：“英子的心还是七十六年前的那颗心，把家人和朋友紧紧搂在心上，到老不变。”

七十七岁那年，母亲聆听钢琴家、与她的名字只差一个字的林海为《城南旧事》谱写的一组乐曲，写下了一首略带伤感的回忆童年的小诗：“静静地听，静静地想，回忆我的童年，忽见柳条儿摇曳，柳絮飞扬，柳絮吹向我脸上，鼻孔里刺痒。抚摸着鼻尖，泪珠儿沾湿了我七岁的小手。……我愿在这儿静静地听，向我自己的心诉求：给我一盏七月的莲花灯，提着它，我——去踏冬月的雪，一步一个脚印，踏到明春。……静静地听，静静地听……听到城南的深夜，听到冬阳的早晨。”

七十八岁那年，她许下未来要专注于儿童文学写作的心愿，她说：“我要写我的童玩、我的游伴、我说的话、我读的书、我的小油鸡、我的小疯狗、土地庙的小吃摊、破洋车上老头子塞在我脚下的破棉袄……”可惜这个心愿终因健康因素，半途而废。

2001年12月1日，母亲病逝于台北，享年八十三岁。我在重新阅读她的儿童文学作品时，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喜欢她的文章。因为，她一直是站在孩子这一边的。十三岁失去父亲，仓促结束童年，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的母亲，就像是她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里的英子，那个好奇天真的英子，一直在她的心里，从来没离开过。

我的生活兴趣很广泛，也很平凡。

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候在北京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听。

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京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

再过一会儿， “换电灯孢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厘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

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

看见那人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

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

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京的土话这叫作“听蹭儿”。

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地一关，好不威风!但大部分是母亲的爱心教训我，全让进来的时候多。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按在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

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 “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摩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噬噬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片“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地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再谈我小时候常去的“城南游艺园”，这是在北京出名了几十年的综合游乐场所。

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就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  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韩秉谦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

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

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

那时我十三岁，在姐弟中是大姐，母亲的帮手，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要照顾和主张弟弟、妹妹入学读书的事情。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岁月，远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

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是因为他日渐衰弱的肺病身体。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

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童年在北京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子的主要人物。

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新帘子胡同、虎坊桥、西交民巷、梁家园、南柳巷，大多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在时间上有点连贯性，读者们别问我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

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挨而神圣吗?

我在重新阅读她的儿童文学作品时，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喜欢她的文章。因为，她—直是站在孩子这一边的。十三岁失去父亲，仓促结束童年，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的母亲，就像是她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里的英子，那个好奇天真的英子，一直在她的心里，从来没离开过。

——夏祖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