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世界(在欧洲做学术的注脚)》是一本以作者在欧洲学习工作经历为主，反思中国人自80年代以来与西方世界碰撞的社会学随笔集。

本书旨在以海外生活的日常小事为切入点，从社会学角度以简洁明朗的文字，引起读者对与西方社会日益频繁且多层次的接触中突显的文化碰撞、双向偏见及身份定位等问题的思索，从普通人的生活细节里提炼不同生活思路和个体间沟通模式的启示。

我对于“国际大搬家”的记忆自然始于小时候看着长辈们打点行装去留学或给国外的亲戚带东西。有两点记忆深刻。一个是箱子里很多牙膏肥皂这些日常用品，据说它们要比国外便宜很多，因此每一只箱子都装得非常满，全家只有爸爸能关上这些远赴重洋的超大型箱子；另一个是箱子里要想办法装上干酱等作料。没错，那会儿海外的中国北方人还不够多，“中国城”远没有现在的货品全，要想吃炸酱面，只能托人带啦！

而我对于小学毕业那会儿自己第一次“国际大搬家”的箱子也记忆犹新。那会儿箱子里塞满了我挑选的穿的、玩的，唯独没有带书包。这件事让妈妈哭笑不得，因为那时候虽然同内经济快速增长，但大部分留学生仍然是从国内带日用品以争取在国外少花钱。没辙，妈妈只好带我去商店买了当时加州最普通的Jansport帆布软皮底书包。没想到这个书包竟成了我小留学生生涯最好的一个纪念，因为这个款式后来停产了，成了经典。若干年后，当我在英国偶尔背出来时，还会引来同事的艳羡。

而“千禧年”之后，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出国深造，“国际大搬家”的箱子内容又有了变化。在我准备去英国的行囊的时候，装箱子的思路已经由“使国外生活更便宜”转变为“使国外生活更舒服”。我不知不觉地装了四个大箱子！临去机场前，我又把当时在听的一套“巴赫平均律”塞进了腰包。四张光盘卡在腰间，这一路坐着可不舒服，不过踏出国门后，身边堆满熟悉的物品才踏实。我身边也有极简主义的代表，比如一位朋友去加拿大学习，就卖掉了在北京几乎所有的东西，只带着一张银行卡和一只小小的旅行箱上了飞机，她的理论是：留学就是要感受另一种生活，最好的方法就是强迫自己按当地的习惯生活。，

我有时候会好奇，如果一个人从20世纪80年代起坐在首都机场安检机器后看着一个个行李箱通过，他会不会通过x光机的投影察觉m不同时期箱子里内容的变化?每天通过机场安检机的，是一只只行李箱，也是一个个留学故事。

说了这么多，并非仅仅想说我是个“资深留学生”，我想说的是：其实“留学”这件事在过去30多年，不论是隐是显，都折射了中国几代人对世界、对未来和对自己的想象。虽然“出去看看”的信念没有变，但留学的形式、目的和经历却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去英国的留学旅程就是从四个箱子开始的。但即使出行准备得再充分，到了异地，第一个本能的反应依然是：东西没带够！比如，虽然我比很多人幸运，到英国读书时有多年的闺蜜老陈在伦敦接应，她在我抵达之前已帮我租好了舒适的公寓，里面已配备好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副桌椅，但我在飞了10多个小时．终于踉跄地来到这个伦敦的新家的时候，丝毫没有从父母监管下胜利大逃亡的庆幸。那和闺蜜说好的通宵畅饮与八卦大会早没了踪影，倒是有一种一脚踩空的惶惑与无名恼怒——这个远不能称为“家”的新窝哪里都觉得别扭，即便推进来四个箱子，整个屋子仍然空荡荡的，居然还有那么多陌生的空隙需要自己去填充。

所以，和很多留学生一样，我的英伦之旅的开始远没有“走。我们去看世界！”那样的诗意与洒脱，而是倒着时差踉跄地撞进另一个现实：睡醒一觉后的头等大事不是去看大本钟和威斯敏斯特教堂，而是先查查最近的仓储店阿戈斯和宜家连锁店在哪儿，然后去买了各种轻便的家具：台灯、书架、折叠衣橱、既可以当椅子又可当床头柜的小桌子，等等。

P13-14

和“正文”一样重要的“注脚”

这本书起于一个兴趣和一个机缘。

我的兴趣可能听起来有点玄虚：我喜欢琢磨“我和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这里的“我”代指每一个行为主体，它可以是我、我们，也可以是你、你们、她、他、她们、他们，还有它们。后来我把这个兴趣发展成了我的职业。平目里，我的“正经事”是通过实地考察来开拓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社会学。和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的“天下大同论”相反，世界主义认为世界大不同．而且不同文化的碰撞也许会激发更多的差异。但这不意味着世界就是一些各自为政、互不相通的纯色小格子。这个世界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也正因为这些联系，每个小格子可以互相浸润、互相影响，并在这些互动中彰显各自的色彩。琢磨这个貌似玄虚的问题其实有很多实际用处，比如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的一些部委都曾把我的研究成果作为他们制定政策的参考。

对于做学术，我很有信心。以《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一书出名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是我的良师益友。在开拓世界主义社会学理论这个问题上，我们更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都想跨越理论上东西方的分化，更希望打破欧洲话语传统的禁锢，寻找出一套能用于理解不同社会，并能帮助每一个行为主体在这个差异愈发明显却又愈发需要相互扶持的地球村里审时度势的思维工具。从2007年开始，不论是在伦敦、慕尼黑，还是巴黎，我们几乎每年都要碰一两次头，最早还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那个咖啡味道实在不尽如人意的Garrick餐厅。每年我们都会带去各自研究的新进展．那或许是一个新的理念，一个方法学上的新挑战，或者是在基层调研时发现的新现象、获得的新启发。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世界化科技》（The Cosmopolitanizarion of Science）以中国为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体如何承担着世界公民的角色，并论述了拓展话语权、有效地参与构建世界科技图景的方法。贝克夸赞这本书为“世界主义研究的破冰之作”。2013年欧洲的第一届科技评估会议（EuroPean TechnologyAssessment Conference）还对此书进行了专场讨论。我常觉得，我一个年轻的“老外”在英国出版的书能在欧洲受到这样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研究的问题本身恰好契合了这个时代新兴的机遇与困惑。

“我和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是个挺有用的问题，因为不论是个人发展还是国家政策，明智的决策总是需要建立在明确的自我和他人及环境关系的定位上的。对于一个来自中国的八〇后，这还是个挺新鲜的问题，因为“打开国门”“与国际接轨”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即便现在，依然还能在国内的广播和报纸上找到这些口号的余音回响。而且，别看中国每年出境游已突破一亿人次．出国留学人数也以20％的速度每年递增着，但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中国人和世界的关系，好像并没有多想过，国内媒体的讨论多少还有些懵懂，偶尔还会停留在非黑即白的民族情绪上。

我那些发表于英文期刊的学术“正文”，在象牙塔里很威风，但在推动社会层面对“中国人与世界”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无能为力的。

后来有了一个机缘。2011年《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编辑赵晓霞邀请我在“海外学子”版开设一个自命题专栏。起初我挺犹豫的，首先做科研本身就是个要求“24/7”（7天24小时）投入的事情，保证每周一篇的供稿速度有点挑战性；其次我也不知道“海外版”能接受什么样的文章。我从中学时代起就给很多中文媒体供稿，我深知在中文媒体上凡是跟海外有关的，“中西差异”是道不尽的话题。但对“差异”的讨论是把双刃剑：在我们热衷于把外国人调侃成思维奇异的怪物的同时，也似乎默认了中国人是地球村里格格不入的异体。我可不想写这种老调文章，我不想渲染异国生活的戏剧性，正如同我不想渲染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特殊性”。我当时认为中文媒体上缺少的是拉近“海外”与“海内”距离的文字。

我和晓霞姐一拍即合，“一桌一椅一世界”这个专栏成了这个想法的试验品，后来每周六下午坐在计算机前敲打出一篇中文的千字短文成了我学术生活的一个注脚。这些短文和我的研究没什么关系，因为它们记录的只是那些平日生活中和我擦肩而过的人和事。但这些短文和我的兴趣又有很大关系，因为我试图用最寻常的故事探索怎么看待“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差异、“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比如在接下来的文字里你会发现：西方家庭和中国家庭一样围着子女转；欧洲人一样也重视大家族的团聚；即便名校汇聚，欧美国家和我们一样呼吁“教改”；怎么“与世界接轨”并非发展中国家独有的顾虑；重视数、理、化也并非亚洲特色；西方学生也一样实际、在意分数、盲从潮流，并非天生特立独行、梦想引路；每个人也都会想家，水土不服、想念家乡食品绝非中国人的专利。等等。我想说的是，正是这许许多多的“相同”，使那些“不同”变得有意思。正是基于同样的人之常情衍生出不同的道理，才使得那些差异变得有意义，不然“差异”永远只属于猎奇者的目标、固执者的借口。写作之初，对于这个专栏能维持10期，还是20期，我和编辑谁也不知道。

2013年我在伦敦亚非学院（SOAS）参加我的第二本英文学术专著发布会的时候，有两个在英国工作的华裔教师告诉我说，他们专程与会，倒不是为了我的学术专著，而是想告诉我“海外版”上的“一桌一椅一世界”专栏是他们在英国每周最期待的短文，他们希望我能一直写下去。这个小插曲让我忽然意识到，其实这个专栏和我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正文”一样重要。

目前，这个专栏写了100多期，这一半要归功于晓霞姐的耐心与支持。这几年也有很多朋友和老师屡屡建议我把专栏结集成书。我开始对此并不太感兴趣，已经发表的东西如果只是简单拼凑在一起出版又有什么意思呢?但在与年龄跨度从十几岁到六十几岁的读者的交流中，我逐渐感觉到报纸专栏“豆腐块”的限制，我感觉到或许有些观点以书的形式能更好地表达出来。

你手上的这本书并非一个简单的合集，而是对我的专栏的一个扩充，我把发表过的文字进行删减、整合，并加上之前因篇幅限制未尽的讨论，增加了约1/3的新内容。我记录的终究是个“小世界”。一来，学术圈本身是如作家戴维一洛奇所说的“小世界”，我能记录的只是从这个“小世界”望出去的风景。二来，认识天南海北的朋友越多，发现世界越小。虽然这些随笔只记录了我在英国与法国高校工作期间的一些逸闻琐事，但从某种角度说，这些“注脚”有时却能比正襟危坐的科研理论更接近洞见。

从社会学角度看，好的文字的力量在于它能调动共同的常识常理，超越职业、年龄、文化、政治等界限。我不敢说收纳于这部书稿里的都是“好文字”，但是如果在了解欧洲学术生活之余，它能让你对在异乡（未必一定是异国）生活的人多一些体谅，能让你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那些差异与碰撞有一些新的看法，那这部书稿的目的就达到了。

世界与“我”何关？

我永远标榜自己是地道的“老北京”，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出生在北京。虽祖上是旗人但一天胡同都没住过的我，从中学开始就对“北京人”这个身份很感兴趣。以前每逢寒暑假，我和好友都会根据我们从杂书中找到的各种线索，设计好路线，揣上一张北京地图，骑着车进行我们自己的“文化溯源”。高中三年我们基本把二环以内的大街小巷仔仔细细地转了个遍。后来在欧洲生活工作，每次遇到研究中国的学者提起北京新恢复的故居，或者九〇后的留学生提起北京新兴的酒吧街，我都会十二分地炫耀说，早在那些地方成为“景点”之前，我对它们就很熟悉了。

对一个城市或对一种文化的了解，和一个人在那个城市与那种文化中待过多久没太大关系，倒是和一个人对那个城市与那种文化的主动探索有关系。我一直很得意于自己经常留意在国内的流行信息上做功课，即便对北京这样几个月就变个样子的城市，每次回国在朋友聚会上，我都还能游刃有余地插话于各种话题，然后享受着朋友的惊诧及对我“不愧是个社会学学者”的夸赞。当然我这种“从未离开过”的伪装有时还是会露出马脚。

去年回国的时候，我从方庄打出租车，上了车跟司机师傅闲聊了几句。师傅忽然从后视镜里瞟了一眼坐在后座上的我，问：“小姐您哪儿人啊？”咱这个“老北京”被这个问题问得二乎，我让他猜我是从哪里来的，师傅眯着眼对后视镜看了几秒，撇撇嘴摇着头说：“还真猜不出来，但我知道您肯定不是北京人，我觉着您就是一个模仿说北京话的外地人。”但这师傅还挺善良的，马上安慰我说：“不过没事，您北京话学得还挺像的！”

这句称赞让我啼笑皆非，我在后座上一阵猛拍胸脯地争辩说：“谁说的？！咱地道北京人啊！哪儿不像了？”师傅将信将疑地说：“是吗？可是您说话方式不像北京人，您说话每句话都太……太严实了。”“您是说严谨？”“您瞧，我就是这意思！”

我说，这大概是因为我是做学术的，和是什么地方的人没有关系，说话喜欢滴水不漏也算种职业病吧，格物致知嘛，脑袋里总是时刻寻求逻辑上的最短距离。但做学术也有好处呀，比如国内现在兴什么书、看什么戏、哼什么歌等等我都了如指掌，这都靠对各种媒体信息的系统文献分析嘛！总而言之，我向司机归纳道：“我还是很了解北京的‘节奏’的！”

司机师傅呵呵地笑，说我学术的节奏没“踩到点儿上”。“从纸面上能对北京有多大掌握啊？”他随后拿北京人见面打招呼举例，四五个回合对话下来其实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师傅说：“其实不在于交流了什么内容，重点在这个过程。北京的范儿全在这过程里！”

嘿！这话说得真是一点没错！在学术上，我们也总向学生强调实证研究和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呢。一个城市的范儿，一个群体的脉搏，一种文化的启示，有的时候并不完全体现在那些能看得见的宏伟之处、能拿到手里的结果，或者记录在案的文字。相反，那些精彩与独特，都是融入于日常交流的过程中。正如同英国文化的精华并不在于西服革履和等级传统上，而体现于英国人对排队的执着、英国政府对蜜蜂和海鸥的“偏袒”、英国大学对学生个体权益的维护。法国的节奏也不在于铁塔下的拥吻或者咖啡馆里的精致甜点，而体现于法国老人假日冒雨排队听讲座的细节上和那种敢于把自己的生活过成可以增改情节的故事的真挚与洒脱。

正如那位北京出租车师傅所述，世界的纷繁主要都在过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世界中，因为在大是大非和对“好日子”(a good life)的追求上，甭管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黑人”“白人”“黄种人”，“贵族”“土豪”“中产”“小资”，大家的执着和向往几乎都是一致的。正如哲学家奎迈·阿皮亚指出过的，人和人之间的异议，很多时候不是起源于人们不能就“什么是好的”达成共识，而起源于我们恰恰认同于追求同一种美好，但我们实现和实践其的手段不同。

出租司机师傅还有一点观察得挺对的：我的语言习惯，甚或思维习惯是地域和职业杂糅的结果。我是个“老北京”，正如同我也是个“老伦敦”(不过，我不敢称自己为“老巴黎”)，我丝毫不觉得这两种身份相抵触，相反，这不正是踏出国门丰富自我的目的之一嘛！确切地说。我还真想不出来现在谁的生活不是一种“杂糅”。正如同大概少有中国的年轻人没有喝过咖啡吃过比萨一样，大概现在也少有欧洲人没有吃过米饭用过筷子。同住在地球村里，如果日子过得依然那么“纯”，不是有点跟不上时代吗？

所以，走！我们都去看世界！中国几代人都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先是“淘金热”，后是“镀金热”，现在出国与留学不但是一种选择，而且日趋成为一种必需。当然生活过得再多样，也未必就国际化了。比如我知道不少这样的留学生：在英国的时候，最大的消遣是每天宅在屋子里看尽各种国内热议的连续剧；而回国后，则热衷于四处打探哪家饭店提供地道的英式下午茶。与其说他们国际化，不如说他们被夹在时空交错中挺茫然。课堂上我也遇到过几个第二代中国移民，虽然出生就拿着英国国籍，但一家人却生活在中国城的圈子里，思维远不如从北京、上海来的交换生开阔。那踏出国门去看什么，又有什么用呢？我想，“世界”不仅仅是要去看的、去听的，或者去实地走一圈留下一笔“到此一游”的，而且是需要去想、去琢磨、去思考的。

那个静待好奇者去探索的名叫“世界”的存在，是一种视界。它向每一个人提供的，不仅仅是光怪陆离的谈资和异域风味的喧嚣，也是各种人生追求的可能性。那种种通向高质量生活的路径．或许滑稽但从不可笑，因为每个选择的背后都是和你我一样理性的个体，有着只要你尝试去理解就不难体谅的道理。那些意外之举也许会让人不安，但未必可恶，因为它挑战了我们习惯的“理所当然”，提示我们还有更多的办法，展示给我们更多的人生选择。择善从之，择劣避之。一个人愿意去探索、理解和审度的越多，他的世界和视界就越宽广，那个自我就越丰满。“我”“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大抵如此。

没有不应该问的问题．没有不值得关注的事情，没有登不得台面的议题，没有不需要解释的理念，也没有不值得推敲的目标。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个体生存应该具备的“反思性”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张悦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