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山林还是出世救亡？且看民国大师们的非常抉择！《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入选《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叶辛、何建明、张抗抗、梁晓声、李敬泽、叶廷芳、张颐武、王跃文、余世存、孙郁、解玺璋、岳南、李建军等名家倾情推荐汪兆骞著的《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央广、人民网、新华网、北京晚报、腾讯、新浪等全国百余家媒体广泛报道。

本书系民国大师们的集体传记系列之三。

汪兆骞著的《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沿袭《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的风格，承接前两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30年)，呈现出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1年至1936年)再次成为文化思想中心的北平的文化中兴景观。期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政治斗争激烈而严酷，日寇逐步开展侵华活动。民族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抉择？

文化主将们严重分化后，纷纷从上海回归北平，新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天才成群地来”，胡适、周作人、老舍、废名、章太炎、刘师培、刘半农、俞平伯、沈从文、冰心、金岳霖、萧乾、张恨水、朱自清、钱穆、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等大师，或选择振臂高呼，团结民众，救亡图存，或选择灭迹山林，“躲进小楼成一统”，追求个人成就。民国学界一时云蒸霞蔚，是为中兴时代。

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客观地描写民国大师们的崇高与卑微、飞扬与落寞，真实地还原他们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第一章 民国二十年（1931）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胡适重返北京大学

 “隐逸态度为宜”——周作人躲进“苦雨斋”

 “北平是我的老家”——老舍拓宽了小说题材的疆域

 北京大学“三大魔”之一——废名与《骆驼草》

 嘲讽鲁迅“为一世故老人”——以《狂飙》闻名的高长虹

第二章 民国二十一年（1932）

 “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叫骂声”——钱玄同与章太炎、刘师培的交谊及晚节

 “一条清溪，澄澈到底”——由叛徒到隐士的刘半农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将《红楼梦》研究当作终身事业的俞平伯

第三章 民国二十二年（1933）

 “真迷众色看如雾”——沈从文是一本内容复杂、分量沉重的大书

 “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冰心，从清丽温婉的《繁星》《春水》到寓意深邃的“问题小说”

 人艳如花——才女作家林徽因及“太太的客厅”

 中国哲学界人——金岳霖及与林徽因的爱恋

 “生气勃勃，勇敢结实”——萧乾的小说与报告文学

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红一时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

 “半是儒家半释家”——《五十自寿》与重访日本“寻梦”的周作人

 “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国事日蹙，胡适创办《独立评论》

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

 一身重病，宁死不屈——诗人、散文家朱自清与郭沫若

 “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闻一多探索新诗格律化中的是非

 “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黄门侍郎”投入胡适门下——傅斯年给儿取名“仁轨”及与胡适、鲁迅的关系

 “谬承遗命倍伤神”——文化传统呵护人陈寅恪

 “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批评家梁实秋

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1936）

 “为国家做一个诤臣”——胡适抵御日本、保卫国家的思路

 把鲁迅当作“人”，不是当作“神”——周作人在“苦雨斋”并不“专谈风月”，对乃兄认识透彻

 “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集状元、共产党员于一身的教授吴承仕

尾声

发表言论，意在主张人权，间有批评党治之语，其措辞容有未当。惟其言论均由个人负责签名，纯粹以公民资格发抒意见”，拟请免职撤换处分，以示包容云云。

当时的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极力支持胡适，他以校长的身份，给蒋介石上书，力保罗隆基。但翌年1月，当局还是以“言论谬妄”，强令光华大学辞退罗隆基的教职。罗继续在上海主编《新月》，依然锋芒毕露地发表他的书生论政。5月，汪精卫在上海《民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当时有三种思想鼎足而立：共产主义、《新月》派和三民主义。

张寿镛虽多年在朝为官，但以其正直和理性，站到了胡适的一边。张寿镛(1875—1945)，字伯颂，号泳霓，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乃明末抗击清兵的英雄张煌言的后裔。张煌言，崇祯时的举人。弘光元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他与钱肃岳等官吏倡议奉鲁王朱以海监国。清兵入浙东，军败又随鲁王逃浙闽沿海，后入据舟山。永历八年(1654)，钱肃岳率军北伐。张率军经宁国、徽州北上。因郑成功兵败，深入无援，又返回浙东，居悬岙岛(今象山境)，不久，被清兵所俘，在杭州遇害。有《张苍水集》《北征集》等留世。

张寿镛出身名门，曾在江苏、浙江等地为官。民国后，历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四省财政厅厅长。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任命张寿镛为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后辞去官职回上海创办光华大学，亲任校长，并兼教授。他虽纯为中国传统文化哺育的学者，却注重汲取西方文化精华，中西合璧，办学有成。但他对中国文化最突出的贡献，是穷半生心血，收集、保存、校勘、编辑、出版了《四明丛书》。

《四明丛书》搜集了鄞县历代文化散佚的文献一百七十八种，极具文献价值，堪称文化瑰宝。藏于宁波天一阁。

两天后，即1931年1月17日，陈布雷回信给胡适称，“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并表示愿意与胡适等人建立“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胡适立即从北平再致信陈布雷：“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并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两份，分别送给陈布雷和蒋介石，希望二人浏览这几期《新月》的言论。胡适还在信中表示，他们看过之后，“该‘没收焚毁’(国民党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这信，一如胡适在上海的三年半，其政治言论义正词严、理直气壮、毫无顾忌，文章笔势酣畅淋漓。但可悲的是，胡适自己被政治冲撞得鼻青脸肿、鲜血淋漓，却一直对蒋介石尚存幻想。

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始，胡适开讲“中古思想史”。1931年5月，榴花绽放时，他收到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工的吴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己正在作《胡应麟年谱》的情况。胡适对胡应麟也有研究，其《文存》有这方面的文章。见信中吴晗寻出吴之器为胡应麟所作的传，推断出“胡氏的卒年是在万历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岁”，与自己推断相关甚微，甚是高兴。他在给吴晗的信中说：“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但指出“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最后，胡适夸年轻的明史研究者吴晗，“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并邀请他“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

胡应麟，字元瑞，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与胡适同乡。万历中举，屡试进士不第，筑室山中，收藏图书四万余卷，从事著述。其幼能诗，承建安七子诗风而有变化，著有《少室山房类稿》《诗薮》，很有学术价值。（P8-9）

1937年七七事变，全中国军民奋起抗战，也激起广大作家学者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的战斗热情，他们纷纷走出都市的“亭子间”，摆脱狭隘的生活圈子，走向内地，走向乡村，走向抗日最前线，或到硝烟弥漫的战场杀敌，或进行各种救亡工作，或从事抗日文艺宣传，或为保住民族文化传统在敌后教书育人，不同程度地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以孱弱的肩头，扛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

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广大作家学者感受颠沛流离的生活，目睹侵略者惨绝人寰的杀戮，经历战火洗礼和自我的精神救赎，以凝重伟岸的笔墨进行斗争。《民国清流》第四卷将全景式叙述这一段御侮救国的光辉历史，反映那一代书生在峥嵘岁月中表现出的高尚灵魂和人格力量。

汪兆骞老师深谙《左传》笔法，其《民国清流》依照编年剪裁民国历史，将人物置于云诡波谲的大事件大冲突中摹形刻画，以史家手眼钩沉实录，以文学笔墨传神写照，于人物书写中别嫌疑，干叙事中富褒贬，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援史明志，其为士人清流招魂之深情苦心，令人感佩。

——著名作家王跃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镜，躬身自照，可助当下文化知识分子警鉴省思，保持立言、立行、立书、立品之原则与底线。重要的是对史事、史人做的评说须力求公正客观。而本书作者做到了，值得一赞，更值得一读，有可敬的文史价值。

——著名作家梁晓声

汪先生最近一连出了好几本书，都是系统地梳理民国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打个比喻，民国就像一艘沉没的豪华巨轮，上面有无数宝藏值得我们挖掘。汪先生的这套民国系列就在为我们打捞这些宝藏。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

《民国清流》这部书用汪兆骞老师这样士大夫的叙述，是精英文化的集中体现。本书有一种清朗感、优美感、知识感、历史感，是一部美文传记、文学传记、思想传记三合一的作品。本书不像一般的传记从头到尾只讲一个人，它讲的是一群人物，叙述角度非常具有难度和挑战性，足见汪老师的功底。中国那一代了不起的人，创造了一个时代，他们的思想、行为、做人的方式，至今仍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

大时代成就大人物，大人物影响大时代。中国现代的源头是怎么回事，那段时间最关键。汪先生用跟王蒙等当代大文人交往的方式跟民国大文人对话、沟通，把大历史关键时期的那些关键人物写得特别生动，特别活，现场感很强，就像在我们旁边一样。像汪先生这样对民国时代进行描述，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和20世纪中国的命运做探讨，非常有价值。

——著名文化学者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