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起来如同三月间袭击着这个荒漠之山的风暴般阴冷，我正和她待在一起。现在，在三月的早晨，田地里呈现一片暗褐色，已经融化了一半的雪也将被溅起的泥土染脏。三月的下午不是金色的而是灰色的，石头在阳光的照耀下也没能增添几分光泽，悬崖上的花岗岩变得如同处于无尽的深思中一般冷酷。在冬季快要结束的时候，荒漠之山变得像一个吝啬鬼的拳头，天空和海都是灰暗阴沉的，沮丧笼罩在整座山的上空。当我的妻子沮丧时，我的心中也充满了阴影，她的皮肤不再明亮，而是覆上了一层无力的苍白色。到了下雪天，岛上的灯光闪烁在冻硬的岩石上，仿佛在巨大的白色蛋糕上点着蜡烛。我并不喜欢在冬季快要结束的时候住在荒漠之山上，在那样的日子里，没有太阳的天数多过了我们的人数，甚至当我们还没来得及彼此交流，一个星期就过去了，那种孤独感就像一个快乐的酒鬼连续好多天都没有喝上一杯酒那样绝望。随后，鬼魂会去我们的住处拜访我们，但大家对这些鬼魂都十分友好。
这座房子孤独地立在这个岛上，方圆不足十英亩——不过是一箭之遥，从荒漠之山的西岸随便扔一个石头就能到达东岸。这座被称作“多恩”的岛，在我曾祖父去世之后就成了游客们的旅游目的地。虽然据我妻子所说，相对于明显的鬼魂，岛上的人对隐形的灵魂更容易接受，但是我想我们是个例外。
在巴特利特岛上，在我们屋子北部的某处住着一个名叫斯诺曼·戴尔的鬼魂。他曾是一个脾气非常古怪的渔夫，一八七O年他死在了巴特利特岛上他未婚的姐姐家里。当他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有一次他用五只龙虾从哈佛的一个古典学者的手里换来了一本希腊文小书，那本书就是《俄狄浦斯王》，并且书中还有译文对照。这个老渔大，斯诺曼·戴尔，被古希腊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文字激起了对文学翻译的极大兴趣，于是他尝试着去阅读希腊文原著，虽然他不知道该怎么读这些字母，但他还是给每个字母都创造出了一个发音。当他的年龄变得更大的时候，他也变得更加大胆，他常常会一边在海滩闲逛一边用古怪的发音背诵着书里的内容。人们常说，如果你花上一天的时间待在他死去的姐姐的屋子里，你就能听到斯诺曼·戴尔版的希腊文，那声音就像岛上的海风发出的搜刮声和呻吟声一样粗狂。来自费城一家公司的一个行政人员宾汉·贝克和他的家人现在就住在这栋房子里，似乎因为这鬼魂而交了好运——至少，贝克的家人们在教堂里看起来都面色红润，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听到过斯诺曼·戴尔发出的寒冬般的呻吟。
老斯诺曼或许是巴特利特岛上得到大家认可的鬼魂，但我们岛上还有另一个鬼魂，那个鬼魂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可。他是一位名叫奥古斯都·法尔的船长，在两个半世纪以前，他拥有并掌管着我们这片土地，我在巴尔港的图书馆里发现了记载有他的习惯的航海日记，其中一次航海日记中提到：“在这次航海中，法尔参与了一场海盗行为。”他们在加勒比海劫持了一艘法国护卫舰，夺走了船上的古巴糖，把船员都放在了一艘没有船篷的小船上丢进了海里(除了那些加入他们的人)，并砍了船长的头。这个船长死的时候全身赤裸，因为法尔夺走了他的制服。在这之后，奥古斯都变得越来越大胆，等他死去之后，他被葬在了北部的岛上，也就是我们这个岛，而且还穿着法国人的制服。
我从没见过奥古斯都·法尔，但或许我曾听到过他的声音。在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当我独自待在自留地时，我梦见自己在和墙壁交谈。“不，滚开！”我粗鲁地说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改邪归正，也不相信你。”当我回想起这个梦时——如果这真是个梦的话——我会吓得直哆嗦，不能把它复述出来。我的肚皮被扭到了后背上，仿佛我正穿着一件由蜥蜴皮做的衣服，我再次听到了自己惊恐的声音。我不是在和我前面的墙壁说话，而是在和整间屋子说话，我觉得自己似乎能看到墙的另一边。在那里，我看见了一件破破烂烂的制服坐在橡木制的伤痕累累的船长椅上，一阵腐烂的气味扑鼻而来，在到处都是泥泞的屋子外，透过窗子我听到了翻腾的浪涛声，我不敢向外看去。明明潮汐已经退去了，海水怎么还在翻腾呢？我依旧在梦里，看见了一只老鼠沿着地板飞快地跑了过去，我感觉到奥古斯都·法尔的鬼魂就在墙的另一边。当听到他走下台阶去酒窖的声音时，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酒窖下面原来是一个由我父亲在“二战”后建造的防空洞，当时这块自留地的所有权依旧属于他，他以自己成为第一个进入广岛的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容身之地。”我的父亲卡尔·哈伯德在将我们的财产卖给他的第二个堂弟的两年前如是说。基特里奇的父亲罗德曼·诺尔斯·加德纳，在他的第一次婚姻中按照习俗把这些财产都给了基特里奇，在罗德曼拥有这些财产的时候，他打算在我父亲建造的基础上完善这栋房子。据我所知，在缅因州的这块地上，能够拥有一间由砖头建造的、有罐装的商品、床铺、厨房、通风设备，并且在入口处右边的角落里有两个互通走廊的房屋的人，他还是第一个。那个九十度的拐弯角对于防止核辐射有什么帮助我没法说，不过早期防空洞的设计都很奇特，直到现在那个防空洞还在那里，整个家庭都感到难堪。因为在缅因州，你不能天真地认为这些防空洞能够保护你的生命。
我鄙视这些避难所，懒得去管它们。床垫上的泡沫橡胶已经老化成粉末，石头地面上覆盖着经年的尘埃。因为电灯泡的长时间工作，插座都损坏了。P4-6
在过去七年时间里，无论我什么时候提到我在写一本关于中央情报局的小说，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看了”，我认为人们的期待不过源于对中央情报局的敬畏之情而不是对作者的尊敬；关于小说的第二种反应，尤其是那些不清楚小说是如何日复一日地写出来的人，他们会礼貌地问：“你是不是有朋友在情报局，而且你们还很亲密？”然而我却宁愿他们这么问：“你凭什么了解他们并写关于他们的小说？”
我的回答大概是这样的：是的，我认识一些情报局的人，但是我不便透露太多。这是事实，要想写好情报局的故事，认识几个情报员是必要的基础。这些问题太无知，就像你问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他是否偷了对手球队的秘密信息，我想那个足球教练会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做。专业的足球是一种文化，而我们就身处其中。另外，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书写一份合理的对抗计划。”
所以，我应该这样回答：我是凭借自己在情报局待了四十年的经验来写这本书的。毕竟，《夏洛特的亡灵》是经过反复想象的产物，而且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我甚至仔细思考过情报局在人们生活中的神秘与诱惑；我不需要身处那个组织，也不需要与情报员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只管相信自己已经十分了解情报局的内部工作结构。十九世纪早期的一个苏联犹太人对东正教异常感兴趣，他不需要为了苏联东正教而刻意和一个牧师保持亲密的关系吧？当然，如果他这么做，并且他本来一出生就是苏联东正教徒的话，那他很有可能得到一些内部关系让他成为一个修道士。但是对我来说，为了获得写作必要的材料而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情报局是不可能的，并且我对情报局有着不一样的政治偏向。
显然，我是在告诉你们，优秀的小说可以和作者的实际生活偏差很远，小说灵感可以源于文化体验，也可以是作者的想象力。这几年来，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我才得以在该主题下完成搭窝建巢。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刺激作者的想象力，比如美国总统的生活，或者是流浪汉的一天，这些或许马上就可以让作者灵机一动。小说家不仅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同时他们还会在生活中发展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刚开始那些人物形象不可能清晰地出现在作者脑海中，只有经过作者的构思，他们才能在作者的笔下一点一点清晰起来。
当然，写作过程并不总是如此充满魔力。在写《夏洛特的亡灵》时，我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如果我没有阅读上百本关于中央情报局的书的话，那我可能就必须接近情报局，但是我很幸运，在我写作的时候，夭于情报局的作品也在源源不断地涌现，而且其中一些书籍对我帮助很大。如果这是一本非小说类文学作品，我一定会在很多地方加脚注和解释说明．再加上一个目录和参考书目，并且在这份免责声明出现之前，一直心存感激七年来这些书对我的帮助。
但是，《夏洛特的亡灵》是一部杜撰小说，书里面大部分的主要人物以及绝大多数的配角人物都是虚构的。由于这里面牵涉了现实生活中的名人政要，其中还有一些历史上非常杰出的人物，所以很有必要在这解释一下我如何使用了我研究的书。
一些非小说文学唤醒了人们的想象力，书中的要人名士光彩照A．也就是说，人们会觉得作品中的人物跟实际生活中的男人或女人一样直买、立体。但是，使用研究文献越多就越缺乏自己的看法。如果一个人对某种事物着了迷，并全神贯注地研究，那么即使是普通的事物也能够让想象力无限放大；当你对它充满激情、热衷于研究它时，你就能够突破困惑，找到深埋的事实，就不会选择逃避模糊的事物。在我看的书籍中，有一些并不那么成功，故事情节的发展线索只是隐藏在作者的写作风格中。打个比方，一个担任足球教练四十年的男人只需要看几场高中生持球跑动进攻的比赛就可以知道谁是有天赋的；职业拳击赛的教练也是这样，他们只需要看一个业余选手打出一个左勾拳就知道这个人是否具有天赋。那些终身从事写作的小说家也不例外，过去的岁月，我已经写了很多不痛不痒的作品，并且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为什么会写得那么差。在这些积累沉淀中，我已经能够从作品中了解到作者是做什么的，他是男是女，甚至更重号的是我能知道他真正要表达什么，这和反情报机关的工作很相似，他们需要区分敌人说的话是真还是假。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我对中央情报局的理解有一半直接来自我所阅读的书籍，另一半则来自我对这些书籍的分析重组。结果只有一点。我让我的读者感受到了我眼中的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间情报局的样子，至少他们是通过一个年轻男人的眼光看它，而这个年轻男人在情报局里长大成长，所以对情报局的情况他有一定的话语权。书中的情报局是一个虚构的情报局，它真实的样子只存在我的脑海里。而且我要指出的是，那些已经在情报局里工作了四十年的男人和女人也一样，他们对情报局的认识也仅限于他们自己参与的那部分，就像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美国一样，没有两个人的观点是相同的 如果我一定要有个-参照让自己的小说尽量逼真，那么我脑海里的情报局比任何当事人眼中的情报局都要真实。
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有许多方法可实现文章的逼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为出现在作品中的所有名人编造虚假的名字，否则就会给人留下语言粗糙不规范的印象，比如你讲到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时，硬生生编出个名字——詹姆斯·费茨帕特里克，那读者一定会觉得很别扭，文章也就难以逼真了。
因此，很显然，我们应该直接给出杰克·肯尼迪的真实名字，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小说的效果，他在小说里的生活就会和小说中其他虚构人物的生活一样激烈了。如果说作者非要使用虚假的姓名，那么读者也只能感叹一句：“噢，是的，费茨帕特里克总统就是肯尼迪总统，让我们看看杰克·肯尼迪的特征是什么吧。”
霍华德·亨特和艾伦·杜勒斯也一样，就后面这个人物来说，问题还不是那么大，因为他在这里不是中心人物；至于亨特，他在小说中是一个重要角色，所以还不能妄下结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考虑要不要给他取一个名字叫作查理·斯坦特·史蒂文斯，但这有侵犯他的肖像权之嫌，因为精明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那是霍华德·亨特。”然后适应了假名之后，读者就会猜测我写的每一个关于“假亨特”的内容都是真的；但是，如果我公然使用他的名字，读者就不用怀疑了，他们或许会说：“这并不完全是我了解的亨特。”
然后，为了寻求作品依据，我找了两部亨特的传记，《情天长恨》(GiveUs This Day)和《卧底》(Undercover)，书中描写了他的性格，我在对这两本书的理解基础上写出了有关霍华德·亨特的内容。当然，他说的话除了有几句是我摘抄的以外，剩下全部是我自己写的。我的书写不会超出他的性格界限，我不会仅仅因为是我的小说，就主观安排给他我都不相信他能完成的秘密任务。
或许最自由的真实人物就是威廉·哈维了。有一本写得很好并且很有娱乐性的书叫作《荒野镜子》，大卫·C．马丁著，这本书很客观地描写了哈维的长相，为我的想象提供了素材并且刺激我超越马丁的真实描写。我笔下的威廉·哈维和已故的威廉·哈维有一定关联，而且他还紧跟真哈维的职业脚步——柏林隧道工程，他的婚礼，因为“猫鼬计划”而和真实的兰斯代尔将军以及真实的罗伯特·肯尼迪发生过争执，最终他的职业生涯在罗马结束，这些没有一个是编造的。虽然马丁的描述看起来像是哈维的原型，但是对于哈维的描写我还借鉴了其他书籍，所以我笔下的哈维更具想象力(因为我不希望他和霍华德·亨特一样真实)。
至于夏洛特，我对这个人物形象的想象就更不受限制了，他的原型可以说是情报局传奇中的老大詹姆斯·杰西·安格勒顿，但是因为在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安格勒顿，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复杂、令人费解的人，所以我决定自己创造这个人物，这个完全虚假的休·蒙塔古，当然，还有他的妻子，基特里奇。
卡尔·哈伯德也是一样的。特雷西·巴恩斯和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的性格特点可以轻易找到，但是我对他们并不熟悉，客观地说哈伯德和蒙塔古一样，都是完全虚构的人物。
无论是哈利·哈伯德、迪克斯·巴特勒、阿诺德·罗斯、沙威·福特斯、托托·巴尔巴罗，或是马萨罗夫一家、谢尔曼一家、农场的所有人员，还是生活在柏林、乌拉圭和迈阿密的所有小人物，他们几乎都是虚构出来的。但是文中也有许多真实存在的人物，如卡斯特罗、阿蒂姆、巴克、圣·罗马、托尼·奥利瓦、欧亨尼奥·马丁内斯以及许多在书中闪现的古巴人，还有美国“新增特别小组”的政府官员以及威廉·阿特伍德和丽莎·霍华德。之所以决定把这些真买的和虚构的人物都融合到书中，不是想让其变为一部纪实文献片，而是要超越它。我再次重申这份免责声明，如果一个作家要写出一部好的小说，他就得让读者感觉到比其他非小说类作品更加真实。因此，我在小说中把真实人物和虚构人物结合起来只是想表明一个观点：如果读者知道一些历史真实事件的细节，他在读小说的时候就会很轻松，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分辨出哪些是真实发生的，哪些是作者杜撰的。我希望读者可以从《夏洛特的亡灵》虚构的世界中更多地联系到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而不是零碎的事实碎片或者是媒体报刊给予的误导。这个要求有点儿偏高，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只有小说家们有这样的先天优势，他们可以超越史实，创造出完全虚构的历史。
对以上情况我可以举出适用于我的作品的典型例子——朱迪思·坎贝尔·艾克斯纳和奥维德·德马里斯一起写了一本书，叫作《我的故事》。在书中，艾克斯纳坦诚直白地描述了她与弗兰克·辛纳特拉、山姆·吉安卡纳以及美国总统杰克·肯尼迪之间的风流韵事的细节。这本书非常成功，给读者营造了十分愉快的阅读气氛，让读者愿意相信她所描述的都是事实。
因此我可以对我的理论做一个补充，我决定间接利用艾克斯纳小说中的描述，比如朱迪思·坎贝尔·艾克斯纳所展现出的想象已经十分详尽时，我便采用她的表达。跟她比起来，我在小说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还是会受到她的影响。在我创造虚构的角色摩德纳·墨菲时，我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艾克斯纳的影响，她有一点点像朱迪思．坎贝尔，但是又差得很多；她的行为在许多方面都和坎贝尔类似，比如说她也和辛纳特拉、肯尼迪以及吉安卡纳之间都有过风流韵事，她和坎贝尔一样让联邦调查局感到无比头疼，她在最后也会变得悲惨不幸。但是她的内心生活、她的言语对话以及大多数的具体情境都不同于坎贝尔，只属于摩德纳·墨菲这个人物。所以我写的不是另外一个朱迪思．坎贝尔，但是无可否认，坎贝尔的经历给我提供了灵感和历史框架，让我能够构思出相似的故事。
实际上，我的小说中所用的历史真相大部分都来自朱迪思·坎贝尔的小说，其中有些事件是真实的故事而有些只是部分遵从事实真相。我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很注意避免夸大历史，如果我做得很成功，那么《夏洛特的亡灵》这本书中所提到的中央情报局就会和现实中的中情局差不多，没有过分夸大也不会低估其权力。
几年前，我忽视了一九五五年进人美国中央情报局时签订的合约，我开始着手写回忆录，我的这部回忆录旨在呈现一幅真实的画面，关于二十五年以来在情报局工作的经历。我希望我的回忆录不会那么长，但是我的自述内容忽然激增，以至于它现在几乎是情报局里的人写的所有回忆录里面最长的一部。或许我是托马斯·曼的一条格言的拥护者：“只有详尽的描述才是真正有趣的。” 于是我试着遵循我性格的改变来记述，而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大致情况(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打算记录时间跨度更长的事)并不是作为回忆录来阅读的，相反，它是一部教育小说，是一个年轻男人关于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个人发展的额外自述。任何一个读过一些间谍小说的读者拿起这本书希望看到很精彩的情节都会发现自己来到了不熟悉的领域，发现与原来所看的间谍小说不一样的东西。作为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我当然会写一些阴谋故事，这些故事里面有一些是我自己发起的，有一些是我总结别人的阴谋记录下来的。当然，大部分的时间我是作为一个送信人的，我不能确定我的情报都送给了哪些人，即使他们偶尔会从我的眼前经过。如果我说，我的回忆录记录的生活状态是大部分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员的生活写照，这个结论是不为过的，我们这些人要学会如何面对别人的讽刺，而且像我们这样从事情报工作的人经常会阅读一些间谍小说，然后我们会满怀渴望地说：“啊，如果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该有多好啊。”
尽管如此，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回忆录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偶尔的冒险经历给出一点个人的见解。我们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工作，在这些年的工作经历中，有时候我们会碰到错综复杂的情况，这绝对不同于普通情况。
诺曼·梅勒编著的《夏洛特的亡灵(上中下)》是一部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浩瀚史诗。
这里是中央情报局官员们真实的生活写照：他们所接受的间谍与反间谍训练以及与苏联间谍、联邦调查局特工等一众人等的斗心斗智；深度揭秘了令美国蒙羞的“柏林隧道”事件、猪湾事件及其导致的古巴导弹危机，甚至对卡斯特罗种种阴谋的颠覆与肯尼迪总统遇刺进行深度阐释；特别展示出贯穿其中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与司法部、国务院之间的政治纠葛。
这是一部杜撰小说，但它毫不妨碍诺曼·梅勒将最真实的中情局呈现在读者眼前。他期盼读者透过无限放大的想象力，去寻找那些深埋其中的事实真相。
《夏洛特的亡灵(上中下)》的作者诺曼·梅勒是两获普利策奖的文坛鬼才，数届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美国文学界称他为“海明威第二”
美国战后文学教父，美国当代伟大的良心。比“垮掉的一代”更强硬，比“黑色幽默”更超灵，比“嬉皮士”更全能。最能体现美国“原始思想与凶猛暴力”类型的极品小说家。
集小说家、政客、文化名人、随笔作家、记者、文学批评家、诗人、导演等于一身的时代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