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虹编著的《大师的抗战》中这些人的表现着实令人吃惊：积三十年心血建设的南开校园，被日本人炮轰，张伯苓顾不上悲痛，继续着复校为抗战培养人才的奔波；费孝通，顾不上日军的隆隆炮声，即便住在猪圈上，也在积极思考战后中国的建设；梁思成，牺牲了自己和林徽因的健康，争分夺秒测量古建筑，友人邀他国外避难，他说，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真没想到，雨巷诗人，那个满脑子“丁香一样的姑娘”的人，戴望舒，那样的柔心弱骨，居然可以熬住日本人的酷刑；那个写着“潭柘寺的钟声，陶然亭的虫鸣”的人，郁达夫，可以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为支援抗战与日人周旋，最终尸骨无存……

陈虹编著的《大师的抗战》是一本记述抗战期间一批著名知识分子的境遇、选择和风骨的书。他们基于自己的专业立场，基于自己的文化良知，对国家、对民族投入了实实在在的热爱与关切。他们的精神，不仅仅是抗战史的一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士的精神”的传承，值得每个中国人去感受。文字基于史料，饱蘸情感，铿锵有力，有画面感、节奏感。

张伯苓 让侵略者“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

梅贻琦 联大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

竺可桢 “流亡大学”的校长

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的浴火重生

郑振铎 为民效微劳，则亦无悔！

陈寅恪 不愿多做一天亡国奴

钱穆 由“世外人”变成“世内人”

梁思成 战火中诞生的《中国建筑史》

常书鸿 敦煌痴人的坚守

费孝通 致力解决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问题

陶行知  抗战中的平民教育

熊佛西 培育抗战的“戏剧铁军”

马寅初 非常时期经济的敢言者

梁漱溟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1

王芸生 现在是记者利用笔来杀伐敌人的时候！

曹聚仁 书生有笔曰如刀

郁达夫 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

王礼锡 不是长城缺不了我，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

丰子恺 用文画记录这惨痛的历史

叶圣陶 同仇敌忾非身外，莫道书生无所施

老舍 文艺界尽责的小卒

巴金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

张恨水 国如用我何妨死？

戴望舒 “雨巷”诗人的抗战心路

萧红 被战争吞噬的中国才女

曹靖华 “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

朱生豪 让我到日本人手下讨饭，饿死不从

后记

张伯苓 让侵略者“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

1937年7月29日的黎明，架设在天津“北支驻屯军司令部”以及同文书院内的日军大炮直接对准了南开大学的校园，巍峨的木斋图书馆及其他教学设施顿时成为一片废墟；7月30日的下午，日军飞机携带九二式50千克炸弹对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进行大规模的轮番轰炸，校园被夷为平地。

——南开中学主任喻传鉴回忆：“……四架敌机在中学上空盘旋不去。忽见一架飞机，翅膀一斜，投下一颗炸弹，轰的一声，响彻云霄。刺——刺——刺，接着又是轰轰数声，啊！敌人投弹了……第一批敌机轮番投弹后，过十余分钟，第二批又来，每批三四架不等，总先在中学上空绕飞数周，后乃投弹。每一弹下，楼房左右摆动不已，如遭剧烈地震。炸弹爆炸时，又好像天崩地坼，耳为之聋！敌机更番轰炸，达十次数，投下炸弹数十枚。”

——南开大学学生慧珠回忆：“炮弹像生了眼睛一样，老是跟着我们弄‘别扭’，直向我们追逼来，一个个越逼越近……一个炮弹击中了秀山堂的楼顶，轰然一声，一团团黑烟从楼顶冲出来，熊熊的火光也跟着冒上来。在我们的眼前，秀山堂的影子逐渐暗淡、模糊、消失了！‘完了！’我们叹息。”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的损失当中，大学部被焚毁的教学建筑及师生宿舍共37栋，被抢劫与焚烧的中西文图书及成套的期刊杂志10余万册，化学系、物理系、算学系、电工系、生物系等系科的实验设备及仪器标本几乎被破坏一空，按照当年的货币计算，共达663万多元（法币）；中学部及小学部被炸毁的楼房共30栋，被焚烧的中外图书达5万余册，总价值为121万元（法币）……

当年的南开学校，曾经是何等的壮观与美丽！——以大学部为例，面对校门的是一条笔直向西的大中路，道路两旁，高的是依依的垂柳，矮的是苍翠的扁柏，将整齐的校园划分成南北两个部分；路的中段为一泓湖水，呈对称的哑铃状：其南侧湖塘的周围，自东向西分别是名为“丽生园”的植物园、名为“思源堂”的科学馆和名为“秀山堂”的教学楼，再往西延伸则是教师宿舍“柏树村”和女生宿舍“芝琴楼”；其北侧的湖畔，坐落着可以容纳数百人的木斋图书馆，无论是设计还是规模，均堪称全国第一流。往西走则是男生宿舍和运动场馆，其中有大操场、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棒球场、网球场以及该时尚属罕见的冰球场，可谓是应有尽有……老南开人曾经这样回忆道：“水是南开大学校园内的一大特色。整个学校不仅被支河细流所环绕，校内也是小溪纵横交错，南北通达，具有水乡风光。同学们常常雇一只小船，从校门口放舟而去，听凭自己的兴致游荡，可以到校内任何一个地方。南开的另一美景是花园和莲池。校门口传达室左右，是十数亩的桃园；图书馆、科学馆附近各有一处花园。莲池约有四五处，最大的是湖中哑铃式的南莲池和北莲池。小溪、莲池、花树、苇塘，伴着红房、水塔、平顶及圆顶的欧式建筑，整个校园宁静而又秀丽。”当年柳亚子参观之后，曾欣喜赋诗曰：“汽车飞驰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然而，仅仅才两天的时间，这座“桃源仙境界”竟变成了人间的地狱！被毁掉的不复存在了，尚未毁掉的则大摇大摆地驻进了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的搜索队、病马厂（包括病马血清研究所）、通信队，以及装甲车编制的第二中队。——思源堂成了他们的训练室和库房，定量分析实验室成了他们的禁闭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办公室则成了他们的厨房；校园内近万株的树木被砍伐殆尽，波光粼粼的河流和莲池被填为平地……更有甚者，原本挂在思源堂西南侧的那口由海光寺赠送的大铜钟，重达一万多斤，钟面刻有《金刚经》的全文，每逢举行毕业典礼时，均敲钟以示纪念，有多少名毕业生即鸣响多少下，洪亮的钟声远至十数里之遥，如今也被强盗们掠夺而去，并制成子弹，用来屠杀中

国人！

这可是张伯苓30多年来的心血啊！——他白手起家，他筚路蓝缕，他终于创下了包括大学（1919年）、中学（1904年）、女中（1923年）、小学（1928年）在内的“南开”基业，终于树起了私立学校中首屈一指的“南开”体系。仅以其中的大学为例，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它已经拥有了3个学院、12个系科和2个研究所，堪称国内第一流的学府。天津人无不引以骄傲，且谣之曰：“天津卫三桩宝：永利、南开、大公报。”梁启超亦曾赞叹道：“假如全国学校悉如南开，则诚中国之大幸。”当今学者陈平原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然而，这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自豪，却于顷刻之间化成灰烬；这全部的心血，全部的辛劳，亦于转瞬之中付之东流！

那天——即南开惨遭毁灭性破坏的那一天，张伯苓因出席庐山会议而滞留在了南京。上苍似乎怜悯他，没有让他亲眼目睹这场灾难，没有让他亲身遭受这场浩劫。但噩耗传来之时，他的心碎了，碎得几乎能够听见那一声爆裂。不知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是怎样度过那一夜的，只知第二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的却是这样一番掷地有声的话：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这是何等的坚韧，何等的悲壮！张伯苓将其称作是“南开精神”——“南开，南开，逢‘难’（南）必‘开’！”它的内涵就是百折不挠，就是至死不渝，就是后来老舍和曹禺在那首写给张伯苓的亦庄亦谐的诗歌中所称颂的：“看这股子劲儿，/ 哼！这真是股子劲儿！/ 他永不悲观，永不绝望，/ 天大的困难，他不皱眉头，/ 而慢条斯理的横打鼻梁！// 就是这股劲儿，/ 教小日本恨上了他。/ 哼！小鬼儿们说：‘有这个老头子，/ 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P1-4

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代序)

本书名为《大师的抗战》，实则记述了抗战期间一批著名知识分子的境遇、选择和风骨。这些人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称为文人，也就是现今词典上所定义的“会做文章的读书人”。

一

那么，当这些在一些人看来显得“迂腐”、“懦弱”的文人，与“战争”、“炮火”、“空袭”、“轰炸”……这些血淋淋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时，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固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此之中，文人所遭受的灾难是最为严重的。自身的原因仅仅是一个方面；文化环境的彻底破坏，则将他们推入了死亡的边缘。

图书馆、资料室、出版社、研究所……，这些大的文化环境已不复存在了；他们本身所拥有的书斋及其图书、资料等等小的文化环境，同样被毁灭殆尽。战前，稍有一点名气的文人，其生活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一级教授的薪金高达500元左右；作家的稿酬4—5元/千字，版税10%—25%。为此，他们有更多的钱来买书，买资料，不少人因此成了“藏书家”。以清华教授陈寅恪为例，他曾以2000多元购置了一套日本人刻印的、足有二三百卷数量的《大藏经》，学生们说：“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均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北大教授钱穆也同样如此，他说：“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

然而，战争却使他们彻底地失去了这一切——不仅包括衣食无虞的生活，更包括这些精心收藏的图书，以及一字一句撰写出来的书稿。暨南大学教授曹聚仁的家被征作了司令部，满满一屋子的书报不见了踪影；文献学家郑振铎的藏书则化为了灰烬，他只能仰望空中的纸灰捶胸叹息；张元济的损失更为惨重，由他参与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均毁于一旦，他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书籍，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剧作家熊佛西的书稿被炮火吞噬后，他陷入绝望：“把我的作品毁了，无异戕杀我的生命。”

更有甚者，由于逃亡，诸多文人不得不成为流亡大军中的一分子。以高校为例，战前全国共有108所，战争中遭到破坏的91所，被迫停办的25所，毁灭殆尽的10所。为此，依附于它们的这批文人也不得不随之向大后方转移。流亡中的种种苦难，固然被及每一位逃难者，但是文人的损失却要远远超过其他人——因为他们还有书，还有资料，还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筑学家梁思成逃离北平前，将他多年来搜集的有关古代建筑的照片和资料寄存在天津的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柜里，不承想一场大水将他的心血淹没一空。陈寅恪的损失更为惨重，除了清华园中那满满一书房的藏书沦入敌手外，他更于长途迁徙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遗失了随身携带的各种书籍和资料。平时他有一个习惯，读书时凡遇到有所得或有所疑者，均提笔标注于书页周围的空白处；等全书读毕，只需将这些眉批、眉注、眉识稍加整理，便是一篇精辟的论文。因此这些资料的遗失，则使他的神经几乎失常。

但是退一万步讲，这些损失毕竟还属于“看得见”的东西；至于那许许多多“看不见”的灾难，则不知该如何计算了。——这便是因战争而带来的经济危机，因经济危机而带来的生活贫困，因生活贫困而带来的健康上的损伤。以战前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350元为例，到了1940年只值13.6元，到了1943年则只合8.3元了。数学大师华罗庚只能栖身在牛圈的棚顶上，文学大家朱自清则身披赶马人的毛毡以御寒，物理教授吴有训的皮鞋露出了脚趾头，著名诗人闻一多不得不挂牌为人刻制图章；堂堂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终因营养不良而导致双目失明；著名的戏剧大师洪深，则因生活所迫带领全家一起自杀……。然而，对于文人来说，他们的牺牲还不仅仅如此，老舍即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我的作品没有战前的那样好了。我不否认，想想看，抗战中，我是到处流浪，没有一定的住处，没有适当的饭食，而且时时有晕倒的危险，我怎么能写出字字珠玑的东西来呢？”作为一介文人，这样的损失尤令他们痛不欲生。

其实对于这批高智商的“精英”来说，他们并非没有其他的出路。当年剧作家陈白尘即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以他们的才能，如果去投机的话——走官僚的路，也未尝不可以身居显要；走市侩的路，也未尝不可以腰缠百万。但他们根本就没那么想过似的，低着头继续着他们为人类服务的工作。”更何况他们还有出国的机会，这岂不是脱离苦海的最佳选择？但是梁思成拒绝了，他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费孝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了美国，但他的心绪却没有一天平静：“哪里是假期，哪里有休息的闲情，实是一回磨难。心头总是沉着一块丢不掉的石头：我担心这地球背面那四万万人的前途。”

作为“战争灾难史”中的主角，这些弱不禁风的文人，遭到了比常人更多的损失和苦难，但是他们却始终坚持着读书人的操守和民族的气节。

《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国家在这个时代中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庚子以后的残破局面，已在妈妈的怀抱中过去，童孩的脑中没留下一点印象；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变时的火光与枪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这就是这批文人们的“共性”：他们经历了共同的历史风云与沧桑。对于年长一些的人来说，还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海战、1898年的戊戌变法……。南开校长张伯苓就曾亲眼目睹过发生在威海卫的“国帜三易”——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屈辱的《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被迫将威海卫、刘公岛及其附近的岛屿和陆岸十英里的范围租让给了英国。此时作为北洋水师学堂的一名实习生，张伯苓跟随“通济舰”前去执行任务。他亲眼看到，这个于甲午海战中被日本强行占据的岛屿，如何先降下日本国旗，重新升起大清国旗，时隔一天之后，又如何再降下大清国旗，改悬英国国旗。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悲愤填胸，深受刺戟。”

可以这样说，是这段特殊的历史造就了这批特殊的文人——忧国情结成为他们共同的印记，爱国情感成为他们共同的底色。作为南开的校长，张伯苓在开学典礼上只向学生问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么？”“你愿中国好么？”作为著名的学者，钱穆告诉自己的老师：“学生自读书懂事以来，就深知要爱国爱民族，爱国素不后于人。”

马寅初就是其中的一位。早在抗战爆发之前，他即出任了国民政府立法院的委员，及其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战争期间，他便以这一身份向政府提出了征收“临时财产税”的提案，并且将抨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的两个最大的贪官污吏身上。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蒋介石囚禁于集中营内达数年之久。但他的强硬始终如一：“蒋介石若想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四个字：‘大义灭亲’!——惩办孔祥熙、宋子文，否则他只能算是一个‘家族英雄’!”

王芸生也可算作其中的一位——他虽然没有“从政”，却在以“民间报纸发言人”的身份积极地“议政”，并以此形成一种制约政府、影响决策的舆论力量。他大胆地揭露国民党官员的营私舞弊，他积极地为平民百姓伸冤请命，他向发国难财者发出了这样的“请求”：“放手吧!饶了国家吧!”他更借助《大公报》的影响发动了“爱恨悔”运动，以望最终实现“神奸巨孽必除，贪官污吏必灭，奸商必戕，懦夫必有立志”的目标。

此外还有这样一类人：从表面上看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们却利用手中的“职权”，营造出一个十分宽松的环境，让“领地”中的人们去“自由”地抨击政府，指点时政。梅贻琦就是这样做的——在他所领导的那个被称作是“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中，由于始终坚持“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的方针，国民党的一切控制均无法奏效，而师生们的民主运动却如火如荼。熊佛西也是这样做的——在他创办的四川省立剧校中，公开倡导“读书自由”、“信仰自由”，同事们这样评价他：“熊老以‘自由主义者’自命，但他信任进步教师、左袒革命学生；他说不问政治，但他拒绝、限制国民党特务分子的胡作非为；他不谈革命，但国民党害怕群众，他却偏与农民为伍，演戏必请农民观看，而且为农民办业余学校……”

自1943年以后，有更多的文人们开始了思想上的转变。朱自清、闻一多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了；一辈子追寻“教育救国”的陶行知，也在育才学校里开展了“民主教育年”活动。后来李公朴牺牲了，闻一多也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之下，他则拍案而起：“我等着第三枪!”他在给同仁们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人来顶补，这死了一百个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就是一千万个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追悼。”

这样的表态是需要勇气的。对于这些原本温文尔雅的文人来说，对于这些原本远离政治的书生来说，其动力又是来自何方?——国民党的政治不得人心，固然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们都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都直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五四’成为他们一生的思想底色、精神徽记。他们可以容忍物质生活的贫困，但绝对不能容忍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背叛，更不用说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复旧。”这是著名学者许纪霖所做出的总结。

的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到过这样的洗礼——时任北大教授的马寅初即说过：“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作为“底色”，作为“徽记”，正是新文化运动让他们接触了西方的先进学说，正是五四运动让他们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这已成为他们誓死捍卫的理想，这已成为他们终生不渝的追求。他们毕竟是一群“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

这，就是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的抗战!——他们不会呼风唤雨，不会冲锋陷阵，但是他们却具有着一种魅力，一种将忧患意识、传统文化，以及民主追求揉和在一起的魅力。他们于抗日烽火中对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守护，他们于侵略者刺刀下表现出的风骨，同样是一种英勇抗战，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将他们书写于中华民族的史册之中。

《大师的抗战》刊印出版了，值得庆贺。而且，选择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出版，不仅能唤醒民族记忆，还填补了一群“缺位者”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空白，意义非同一般。

《大师的抗战》得以公开出版，是作者陈虹女士、铁军杂志社、当代中国出版社三者共同努力的结晶。陈虹女士是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她写作的“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中国作家”，讴歌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以自己的方式参加抗战的真实故事，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予人启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中华民族奋起抗击。“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抗日联军在东三省；“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党军在初期的正面战场，八路军在华北的敌后战场，新四军在华中的敌后战场，都上演了可歌可泣的抗日壮歌，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中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然而，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儒雅雍容、柔心弱骨，清高傲岸、洁身自好，虽然没有奋杀于疆场，但是，面对侵略者的炮弹与屠刀，同样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他们能挺身而出，以知识为武器，以专业为战场，一如既往地坚守着自己原有的“岗位”。这个“岗位”就是——守住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延续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血脉!他们将之视为自己的任务，自己的职守，他们自觉自愿，他们无怨无悔。他们的精神也是一种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

《铁军·纪实》筹办之初，即有意对这些大师的抗战精神做适当宣传，便策划在《深度阅读》栏目下开辟《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子栏目，邀请陈虹女士为专栏作者，专门撰写那群同样应该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中英雄的传奇故事。

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同仁好友多年来一直关注《铁军》杂志。栏目连续刊载几期后，双方便有了在适当时期结集出版的合作意向。杂志社刊发了18位大师的抗战伟业后，便连同9篇未刊稿一并结集编排了。于是就有了本书。

《铁军·纪实》版中《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子栏目，是由年轻编辑魏冉女士主持的，她的编辑工作得到了陈虹教授的肯定与赞赏。在结集成书的过程中，她再一次精心编辑加工，为书稿添光增色。经期刊主编审定送达当代中国出版社的成稿，书名为《抗战史上的“缺位者”》。署名为：陈虹主笔、刘顺发主编、魏冉副主编，主要说明各自的劳动付出和所负职责。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对书稿进行了精心筹划和编辑加工，不仅调整了部分内容，重拟了部分文题、标题，还建议以“大师的抗战”为书名，更为贴切醒目；封面署名改为：陈虹著，更符合出版常规。在本书出版面世之际，我们对当代中国出版社的辛勤工作表示最真挚的感谢。

编者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