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将居所起名为“艺庐”，一直是我心头的一个谜，因为在他丰富的阅历中，列数投身过教育，从事过设计，也听闻过他当过宫，经过商，唯独从未听说过他从艺。
曾在总政歌舞团政治部任干部干事的好友张跃对我说过，他看过我的档案，里面记载着祖父确实曾经当过官。祖父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任职过老家南通的建设局局长和黑龙江省的建设厅厅长等等。后来我也是在上海的陆焕文伯伯那里得到了证实，他说，你祖父思想活络，变革很快，那时候就知道顺应时代潮流，崇尚实业救国，于是弃官经商，从东北回到上海后开了家锁厂，这可是个在当时很时髦很赚钱的买卖啊。锁生产出来了，上市了，就是不知为何这锁老是卖不出去，赶紧派伙计四处打听，才知道同时有个很知名的胡厥文先生(祖父后来与其也成了好朋友，抗战期间还与他在武汉共事过，武汉沦陷后，胡厥老曾去重庆担任了全国厂商会迁川联合会主任，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开了个锁厂，产品价格要比我祖父的便宜。伙计回来将实情一报，祖父说马上降价!结果仅仅好了一两天，转眼又不灵了。再派伙计去打听，才知道人家胡家的锁价也降价了。如此这般的拉锯战，我祖父终因敌不过资金比他更雄厚的胡家，败下阵来。
陆伯伯说，败下阵来的祖父去过他的好朋友黄炎培先生的中华职业学校教书，抗战时还短暂地去过福州，做过福州中华职业学校的校长。后来我在祖父上海的故居里，还真发现了不少他在福州职校授课时用的巨幅机械设计图，以及与学生一起画的水墨花鸟和素描写生。在上海的故居里，我还见到了祖父曾用过的琵琶、围棋。也是在那一年，陆伯伯介绍我去拜访过我祖父学生的学生，曾任上海轿车总厂的张旭厂长，是他告诉了我祖父的另一面：“郁老夫子业余时间里一般都沉浸在琴棋书画中。”哦，我终于明白了，或许，这也就是他将桂林的居所取名为“艺庐”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在老照片上，我没有见过他老人家，因为他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但是我的名字是祖父取的，据说取名字时他已经在上海摔坏了身子，脑溢血了。然而他还是写了信来，为我取了“钧剑”这个在大干世界里不太容易重复的名字。
我出生前艺庐就已经经过了“社会主义房屋改造运动”，艺庐里的十多间房屋大部分改造给了国家。正如此文前面所提到的，父母为了表示觉悟，还额外地将艺庐千余平方米的大门门厅、汽车通道统统赠送给了政府，让蜜果厂改建成厂房。后来发现自己的出路都没有了时，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把自己建在厂房后面的院墙拆掉，寄人篱下地改走蜜果厂的大门。
走人家的大门，就得归人家管。那时蜜果厂的厂长姓樊，老家也是江苏的，并且跟祖父认识，听说他也是抗战时期南下到桂的“下江人”。当时桂林人把因抗战疏散逃难来桂的江浙一带人，统称为下江人。为什么叫下江人?我琢磨着应该与古诗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有关，江浙在长江的下游呢。因为有这几层关系，樊厂长一直对我们家十分关照。只要看见我在厂区里玩，总会走过来逗逗我，或者送我两颗蜜果、一只李饼，顺便给我讲讲这个院子的典故。
有一次，他对着被水泥封掉的艺庐大门，指着门楣上镌刻着的，已经斑驳褪色的“艺庐”两个字对我说：“这个厂、这个院子过去都是你爷爷的啊。”当时他倒是有嘴无心地随口说说，可幼小的我却是有心地牢牢地记住了。后来不久爆发“文革”了，蜜果厂的“造反派”将艺庐断水断电，前厂后院的墙壁上到处糊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并要把我家扫地出门。那时候我十岁，年纪虽小，胆子却大，敢跟他们吵，说凭什么你们要赶我们走? “造反派”说，你们是剥削阶级，走我们无产阶级的大门，我们决不答应!我说，谁说是你们的大门?这大门、这院子过去还是我爷爷的呢!
P24-25
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书稿。
前半部分的不少内容是我过去写的一篇篇散文，如今进行整理所得，许多地方大幅度地修改并重写。造成修改和重写的关键原因是，过去我在写这部分内容时多凭感性记忆，所以很多内容感性记忆多于准确信息。而且当时仅是一小篇一小篇地分别在写，也就没有太讲究准确的必要性。
如今把它系统地作为我在桂林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自传”，其准确性就必须得讲究了。在这几个月里，我几乎花费了一半以上的时间查阅各种桂林的历史资料以及我的日记、笔记，幸亏我当年有记日记和笔记的习惯，很多记忆都找到了出处。
在这几个月中，人很恍惚。由于读当时的日记多了，我一下子就回到了从前，一直恍惚在当年的人和事中。常常在梦里、在情里，觉得时光倒流了，我就是生活在当年了。每天晚上我都可以跟逝去的父母对话，跟逝去的肜团长等故人对话，都可以与往事沟通与连接，我觉得世界上是存在“通灵”的。
为了准确地记录下有很多日记上并没有记载的人和事，我曾多次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现代通信手段向老同学、老朋友求证。在此，要特别感谢好友史克林、习永光、胡剑平等及中学同学李湘阴，尤其是胡剑平，身在美国还用短信回复我的询问。
此书稿写完后，我通读了六七遍，也修改了六七遍，仍感到挂一漏万、意犹未尽。比如说，我在《序》中写道：“如果要我说，桂林什么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首推当然是米粉。”这可是句心里话，但在这部书稿里，我却还真的没有说得过瘾，真有点意犹未尽。
一眨眼，离开桂林将近四十年了，每次回到桂林必须完成的第一件事，就是每次一下飞机，还没等见到父母呢，就会在回家的路上，先在路边的米粉店里过一把桂林米粉瘾，常常一口气能吃它个四五两。
我听说过米粉源自黄河流域，桂林米粉的产生是因为秦朝时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兴安境内挖掘灵渠，以疏通漓江与湘江的水路运输，而由来自陕甘黄河流域的秦朝军队，将米粉的制作技术带来的。聪明能干的桂林先人将此技术发扬光大，使“桂林米粉”成为了当今“米粉世界”中独树一帜，并且独领风骚的品牌。
哦，难怪当今桂林的兴安县有“米粉节”。
如果要问我，为什么最喜欢吃桂林米粉?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实在要追究起来，那应该是来自童年的记忆，而且是我童年里最深刻的记亿。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也就是我人生的味蕾刚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就深刻地留下了桂林米粉的滋味。那时候，国家遭受着天灾人祸，没有东西吃，在幼儿园里，只有每个星期六的早点才是十来根素米粉。幼小的我和同学们竟然对这十来根一小碗的素米粉，都是每个星期盼三天，再回味三天。 当时桂林的街头是有挑着担子卖米粉的，尤其到了晚上，在城公寺一带就有这种“担子米粉”卖。一个老头，一挑担子，担子一头有个炉子，上面放着锅，锅里翻滚着冒着米粉的热水，锅旁边还放着装卤水的瓦缸；另一头放着一盏煤油灯，灯下有几个小碗，碗里装着剁辣椒、葱花末以及簸箕里成坨的米粉。米粉下面有一桶洗碗水，洗多了碗的水的颜色就跟卤水差不多了。那时候母亲是绝对不允许我去吃这种米粉担子的，她说太不卫生。但父亲带我是去吃过的。虽然没有卤肉、锅烧，但味道依然鲜美极了。那种似乎不可再有的滋味，至今仍长留在我的味蕾记忆里。
桂林米粉是用大米经浸泡、碾碎、蒸榨而成，形圆而细如绒线，极富韧性弹性，因而口感滑爽。做桂林米粉的米和水都很有讲究，米要用桂林附近特产的糙米，据说以灵川那边两江的米最好，而水一定要用漓江的水。如果用了北方的大米或者别的地方的水，做出来的米粉就易碎易断，口感也不好，吃起来渣渣的。由此可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说得绝妙。养人首先是水，水好人才好，好山好水的地方，必出好人才。由此推理，但凡食物只要水好，食物才好。桂林米粉如此，其他食物亦如此。比如说茅台酒，茅台酒厂就建在赤水河边，出了厂区，到了茅台镇，赤水河的河段变了，水质也变了，同在一个地区酿出的茅台酒，味道就相差了许多。
另外，吃桂林米粉还当讲究的是配料，一般有汤粉和卤粉两种配料。如汤粉中可用鸡汤、排骨汤，也可用牛腩汤、三鲜汤等盖浇。卤粉则要用鸡鸭猪牛肉或他们的内脏熬过的卤水浇拌，卤水中有一味必放的佐料是桂林独有的罗汉果，甘甜鲜美。卤粉最重要的是米粉面上配放的卤菜，有叉烧、牛腱肉，最有特点的是锅烧，这是一种油炸过的带皮的猪肉，又香又脆，很多人都爱这一口，但奇怪的是我最不喜欢。桂林还有一种极富盛名的米粉叫“马肉米粉”，除了它配放的卤菜是卤马肉片外，每碗只有几根米粉，也是它的特点。因为量少味美肉奇，往往吃起来一碗接一碗。我曾在桂林的官府宴会上吃过这种“稀罕”，并没有感到像传说中的那么独特，倒有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
无论汤粉或是卤粉，最后一道程序都是要再配上些许切碎的碧绿的香葱、通红的辣椒、黄黄的酸豆角，以及油炸黄豆或花生米。往往一碗米粉恨不得半碗配料。我问过卖米粉的老板，米粉实为经济小吃，为何如此繁杂?老板答非李商隐、黄庭坚、范成大、柳宗元等等。要说近代到过桂林的文化名人、政治名人那就更多了，除了文章里提到过的抗战时期到过桂林的文化名人欧阳予倩、郭沫若、夏衍、田汉、徐悲鸿、巴金等人，还有许多政治人物，如孙中山、康有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等，还出过像李宗仁、白崇禧这样的政治人物。假设我们在古南门榕树楼下的黄庭坚系舟处，塑上黄庭坚的像，在叠彩路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前，塑上周恩来的像，在解放西路的艺术馆门口，塑上欧阳予倩、田汉的像，凡此种种人物塑像有朝一日或站或坐，或青铜或汉白玉，在桂林的各个文化风景名胜古迹处雕塑起，就会让前来桂林观光的中外游客在领略了举世闻名的桂林山水后，更领会到了比山水风光更为厚重的另一道景观，即文化文明在桂林无所不在。或许，这也是让世人更强烈地领略到桂林文化名城的名副其实，增添桂林历史文化旅游名城的含金量，对于桂林的老百姓来说，也能增添一份自豪感和凝聚力。
我爱人生，就自然会爱桂林，因为我出生于斯。我爱父母，也自然会爱桂林，因为父母葬在这里。
我一直在问自己，拿什么来回报桂林?在我从艺四十周年之际，在我的母校广西师大附中建立七十周年之际，我回母校成立了“郁钧剑奖学金”。该奖学金有点另类，它不像目前社会上大都数惯用于奖励贫困学生的奖金那样，而是要奖励那些品学兼优、刻苦励志的好孩子。几年来，已经有近百名这样的好孩子得到了这份温暖。不少还考取北大、清华。我不是大款，但我有一颗多大的款也买不来的慈悲心。
一句“意犹未尽”，让此后记中慷慨激昂的话又说了不少，悲凉伤感的话也说了不少，再说几句温暖贴心的话吧。
一是想告诉大家在我离开桂林的当年，我家就搬出了八角塘。那是因为我家在“文革”中被赶出东镇路的、那栋祖父留下来的居所，在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乌兰夫部长的亲自批准和桂林市委韩炳文副书记的亲自领导下，得到了“落实政策”。由市政府重新在骝马山下划地按东镇路旧宅的原面积、原质量并出资为我家新盖了居所。
二是想告诉大家我于1985年在北京成婚。婚姻是家里人介绍的。1986年女儿出生于青岛。
我的结婚喜宴一共举办了三次。第一次在济南姑妈家，第二次在青岛小杜父母家，第三次在桂林父母家。三次喜宴中只留下了唯一一张照片，那时候还不时兴拍喜宴照，更没有婚纱照。
在济南举办第一次喜宴的原由是，我与小杜的相识是1982年春节我在济南郁维修姑妈家过年时，由堂姐夫饶守坤(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亲自“做媒”的。照片中我与小杜向堂姐姐顾民敬酒，在小杜与堂姐姐中间正埋头吃饭者为饶司令。
老话说，“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因此，我戏说，“世上该有落笔的文章”。
在此文章落笔前的最后，我要感谢我在中央党校的同学、广西师范大学的梁宏校长，是他介绍我联络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接洽我的这部书稿。因为广西师大是我母校的母校，又是在桂林，具有多重的合作意义和纪念意义。
同时，我还是要问自己，你拿什么来回报桂林?
回报乡愁，我嫌自己太轻；回报友情，我嫌自己太薄；回报山水，我嫌自己太浅；回报养育，我嫌自己太少。
回报多少才算是够?那是我一生对桂林的爱。
我出生在桂林，一座风光旖旎的城市，一座小富即安的城市。
千百年前有古人吟诵它：“桂林山水甲天下。”
新中国后有诗人歌唱它：“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
一座城市，能让外乡人评价如此高，还拥有流芳人间的诗句，家喻户晓的赞美，足矣。
外乡人是这么看桂林的，看的都是它的“表”，不知的是它的“里”。
那么，桂林人又是怎么看自己的呢?
桂林人说桂林有“三宝”：辣椒酱、豆腐乳、三花酒。
桂林人也说自己有“三多”：“卯哥”“卯妹”“夜屎佬”。这三多是什么意思?无从考证，无法言传，但可以意会。我问过许多桂林人，老的、少的、学堂里的、市井上的，大概的意思是，朋友聚会抢着买单， 自己又没有太多的钱；朋友遇事抢着帮忙， 自己又没有太大的权；有胆量仗义却不在“道”上，喜张扬自我却不在“理”上，让旁人一眼就知道他的半斤八两，这种人属于卯哥。见了大款认干爹，见了靓仔叫哥哥；拿起麦克能唱，端起酒杯能喝；你说她傻吧她又不傻，你说她精吧她又不精，这种人属于卯妹。而夜屎佬呢，人事做不成，小事不肯做；肚中半吊子，满嘴跑火车；张家长、李家短，“好心”实挑拨。
哈哈，敢于自嘲和拿自己调侃，这还真是桂林人的一种风格，一种幽默，一种胆识，一种文化。
如果要我来说说桂林，恕我嘴馋，最先想到的那就是桂林米粉，其次是腐竹。还有一个是柿子，那种蜡黄蜡黄的、硬邦邦的、切开以后里面有脆脆的“心”的柿子。
如果还要我说说，桂林还有什么让我感受最深，嗯，那就是桂林的“风水”。我一直觉得桂林这座小城的地理环境有点问题，桂林城的东西方向“弱”，南北方向“强”。一条漓江由北向南，造成了整个桂林市的城镇走向。沿经市区的漓江两岸，应当说都是些小山小水，山不峻峭、水不湍急。人们依水而居，沿山而作。如此平平坦坦、悠悠缓缓的山水自然正与桂林人的性格相呼应：清秀有余，雄浑不足；散淡有余，进取不足；精明有余，成事不足。而桂林城的东西方向却是有大山大水的，如东面有“大不过尧山”的尧山；西面有“高不过侯山”的侯山，以及在明朝以前隐山一带有方圆七八百亩水面的西湖。这些本来可以平衡阴阳、平衡刚柔的东西方向的大山大水，却在历史上都被桂林人忽略了。
好在近二三十年来这种忽略得到了一些补救。上世纪90年代初桂林两江机场选址筹建时，我就随当时的桂林市规划局局长李向前兄去过那里。面对着一片片杂草丛生、坑洼起伏的坡岭，向前兄一手叉着腰，一手“挥斥方遒”地比画着对我说：“以后你回来，迎接你的将是一座世界水平的机场!”我被他感染了，兴奋了，新机场建设在桂林西部，将会有多大的一片土地被桂林划进去啊，
果然新机场建成后，桂林市区便将临桂县吞并了，桂林城市的版图向西扩张了许多，市区的格局就不再是一条狭长的江滩了。城市方正了，更加丰满了，整个“风水”也就变了。这几年回桂林时一出机场，当车辆行驶在宽敞的机场路上，目睹着楼盘林立的临桂新区，心胸也随之宽敞了起来。
宽敞起来的心胸会滋生起一种幸福感，会让我觉得因自己是桂林人而感到自豪。于是，我想我该写写我在桂林的曾经了，该写写我的桂林了。
1985年间，我去向大画家吴作人求学，曾好奇地问过他：“吴先生，您究竟是安徽人，还是苏州人?”因为传媒上既有说老人是安徽人的，也有说老人是苏州人的。面对着我的疑问，吴作老答：“我是安徽苏州人。”我一愣，满脸疑愕。他笑了：“安徽是我的祖籍，苏州是我的出生地，如果我说我是安徽人，苏州人会不高兴，他们会讲你生在我们苏州，喝我们苏州的水、吃我们苏州的粮长大，却不认自己是苏州人，这不是忘恩负义吗?如果我讲自己是苏州人，安徽人也会不高兴，他们会说，没有我们安徽，哪会有你父母啊?又哪会有你啊?他们会觉得我这是忘了祖宗。”
我顿悟，极佩服吴作老的睿智和幽默。
我告诉他，我和他在这方面也有点像，我出生在桂林，可是我的父母却出生在江苏南通。因此南通才是那个被我填入籍贯的地方。
吴作老依然一笑，称我为“江苏桂林人”。
在我人生的六十年间，屈指算算，掐头去尾只有三分之一的岁月是在桂林度过的。离开桂林的四十年里，很少甚至几乎不再说桂林话。但很奇怪的是。在我写文章、看书读报心中默念的时候，竟都是桂林话。很多次，我试图强迫自己改用普通话默念，但又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桂林方言之中。
什么是根?也许这就是答案之一。
母亲生我时的医院叫“桂林市妇幼保健院”，桂林人叫“保健院”，它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起点。该医院离我家居住的东镇路很近，走路也就十来分钟。它的大门前，有我童年时桂林市区仅有的一条公共汽车线路上的一个车站，那是
唯有1971年我考上了桂林市文工团学员队，驻队到了当时已经被停办了的依仁路“群众文化馆”里时，才算稍稍偏离了它的视线。
彻底挣脱掉桂林的束缚，是在1979年3月，那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随后离桂赴京，踏上了一条甘洒热血写春秋的奋斗之路。
从此桂林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但逝去的日子像秤砣加码一样，在我的心头越来越重。父母在世的时候，桂林是我情感中的寄托与依靠，父母去世了，桂林是我情感中的惦念与牵挂。
母亲早父亲一年去世。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清明前，我在武汉有两场演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上午演出时的节目顺序安排我在“倒二”的位置。中午吃饭时我向主办单位提出，能否在下午演出时将我调换到前面。坐在一旁的董文华、解晓东、许戈辉等其他演员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开玩笑地嚷嚷：“不行不行，郁哥你要是先出场唱了，火了，我们就没法接了。”
我向他们解释说因为有事，必须要在清明赶回桂林，而武汉又没有飞往桂林的航班，我只能赶下午六点由武汉飞广州的班次，再换乘晚上九点广州飞桂林的班次，如果我还在倒数第二个唱，就赶不上飞机了。
大家听我说完后纷纷问我：“什么事这么着急呢?”
我说：“是去看父母啊。”
“看父母?”他们听我这么一说都愣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父母已经去世。望着他们善良的目光，我点点头：“是去看父母。明天就是清明节了，我想回桂林去上坟。”说这话时，心里特别伤感。
那天我就是特别伤感地孤独一人从武汉飞到广州，又从广州飞到桂林。飞机降落时已近半夜，也许是航班太晚的缘故，飞机上的乘客寥寥无几。等下了飞机后，已停止了一天喧闹的桂林机场更显得空空荡荡。站在故乡空空荡荡的黑夜里，一种真真切切的游子心绪，一下子就翻涌了起来。
父母不在了，家就不在了。尧山上他们的坟茔，成了我今生今世每次往返桂林的起点与终点。
前些年有一位湖北人，姓李名金早，来桂林做官。他做官做得蛮好，任职市长期间将宋代桂林的护城河，即今天的杉湖、榕湖、桂湖、木龙湖与漓江和桃花江贯通勾连起来了，形成了当今桂林的新地标“两江四湖”。又很幸运和碰巧的是，我在桂林的那些年里就一直生活在两江四湖边上。童年的家傍叠彩山下的木龙湖，少年的家依漓江旁伏波山下的八角塘，参加工作后，学员队和歌舞团分别邻近杉湖和榕湖，离开桂林时，父母住在骝马山下的桂湖边。
唯一的遗憾是，在李金早先生两江四湖的宏大工程中，拆除了我家在木龙湖畔东镇路上的故居。
家在桂林，就从东镇路说起。
《家在桂林》为著名歌唱家郁钧剑的回忆随笔，主要回忆了作者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桂林期间的生活与成长经历，既有细腻的个人与家庭生活、励志故事，又有较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是一部供读者了解作者鲜为人知的成长故事和励志之路，了解那个年代桂林的历史记忆、风土人情之作。
郁钧剑著的《家在桂林》首次展现歌唱家郁钧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桂林生活、成长时的社会全貌；首次披露其追求理想、不断努力的励志经历；首次展现珍贵、朴实的家庭老照片，体现一代人生活的故事和情趣。《家在桂林》是一本供读者了解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的桂林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