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重点图书！本书是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在英国出版的一部回忆录。该书是目前发现的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比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早一年出版。

本书作为一本由曾经亲历长征的外国人记述的著作，真实地记录了红军的战斗生活历程，以及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实况，并以鲜活的视角揭示了红军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和红军的统战工作艺术。

英文原版书全名为《THE RESTRAINING HAND-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中文直译为《抑制之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由伦敦HODDER AND STOUGHYON(哈德尔&斯托顿公司)于1936年8月出版。该版本原著于1985年夏被译者无意中发现，并于1989年以《神灵之手——一个被红军释放的外国传教士见闻录》之名全文译发于《贵州文史丛刊》。据史学界考证，勃沙特的回忆录共出过四个版本。《抑制之手》系哈德尔＆斯托顿公司1936年8月出版的英文原版。第二年又转译成法文出版。后来因战乱，该书英文原版打字稿被毁，书亦未再重印出版。1978年，勃沙特应出版社之约，用英文重写了在红军这段经历。书名为《指导的手》(《THE GUIDING HAND》)，不久又译成法文，书名为《导手》(《CONDUIT PAR SAMAIN》)，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重写版本仍为十二章，并增加了1951年勃沙特离华后的一段附录文字，但全书篇幅却有缩减，英文原版所附的图片和地图，也在新版本中不见收录。

难忘的记忆(代译序)

序言

第一章 被捕

第二章 逃跑及后果

第三章 朋友们的消息

第四章 行行复行行

第五章 “打”

第六章 并非孤独

第七章 饥渴交困

第八章 强迫中的痛苦

第九章 “狱中”

第十章 自由的允诺

第十一章 自由

第十二章 海曼·贝克尔的记述 

附录

一、先遣西征  

二、因缘际会话当年

——访勃沙特先生  

三、一位先于斯诺著文介绍中共和红军长征的外国人

——勃沙特  

四、瑞士旅华牧师波夏德及其介绍红军长征的回忆录

《束缚之手》

五、瑞士牧师与中国红军

六、勃沙特离开红军后在盘县的一些情况

七、与勃沙特同在红军中生活过的神甫汉斯·凯勒

八、从《神灵之手》看红军长征  

图片(插页)

译后记

不久，红军对我们的监禁又进一步放宽了，我们被换到一间有三个犯人的房子，后来房中又添到四人，他是一个大约七十五岁左右姓廖的中国犯人。家离这很近，他被怀疑与那个廖胖子有关联，不过他矢口否认。他的儿子经常给老人送些他爱吃的东西，但这只能在红军允许时才行。

一次，红军中一个负责人允许我们这所房子的房东给老廖送了点东西，老廖高兴得以致点头哈腰，感激涕零，看上去甚至能煽自己几耳光。老廖对于这种处境很为难，如果不奴颜婢膝而采取反抗的态度是不现实的。那个负责人对出现这种现象很烦恼，因为共产党的政策是尊重老人，并特别反对奴颜婢膝。老廖的举动完全是阿谀讨好，想借此换取红军对他的好感。他的手指甲留得很长，即使在中国老年人中也属罕见。一个卫兵责怪道，“为什么留这么长的指甲，这很封建和不卫生……，”老廖于是马上剪短指甲。作为犯人，他一直活到传统的春节。在那一中国年最后的日子(具体时间记不清)，他家曾送来放在特制盘中的一些炒肉和腊肉。他和我们同样在精神上是超脱的，他吸鸦片，作为特殊让步，红军允许他家中给他送鸦片。在被关押的形形色色的犯人中，我们又有幸看到了一种新情况——抽大烟。后来，我们学会了制作这种使那些苦力耽耽入迷的玩意的技能。有些卫兵暗中也会吸，可苦于弄不到，他们曾秘密向老廖索取。尽管如此，老廖最后还是被处决了。

你也许对了解那些卫兵感兴趣，按我们的话说，他们是些没有教养的人，其中有一个来这不久的卫兵，他曾摆出一个老兵的样子。中午或半夜他执勤时，他习惯不礼貌地用粗嗓子没高没低地重复唱歌，同时，用枪托不断地敲打地板来作为伴奏。他这种粗野的性格体现在其言行中，如骂人“恶霸”、“老孙子”等。站岗时，不管我们动了没有，常常吼叫“不准动”。他常走近送饭的小窗口恶狠狠地瞪犯人，同时用特有的大嗓门让犯人这样或那样。有时，他走进屋打那些犯人。一天晚上，他因为老廖有病或苦闷，发出的小声呻吟而痛打了他，第二天老人被抬了出去。一天，我对他让我一晚上不准动的命令提出抗议，当其他卫兵不在场时，他嘴里虽不再说什么，但却用刀背打我作为他唯一的回答。我警告说，我将向连长报告他的一切，因为红军是禁止采用这种方式的。他怕极了，却仍装出要进一步报复的样子来恫吓我。第二天，我考虑再三决定保持沉默，没有去想他会怎样对待我。晚上，当我睡觉时，他先后三次摸我的脸吓唬我，我仍保持沉默。几天后，他对我的态度变得好起来，有时甚至尊称我为“老勃”。不过习惯阻碍了他从善如流，他照旧放嗓子唱歌，用枪托敲打地板。我们真不知如何祈祷来阻止这种对神经进行考验的噪声。有时，他会拿出一张曾在萧克任教员的学校发的结业证给我看，证明他曾在校学习一个月期满。

在这里，我们同样也看到红军的业余活动，它通常是在黄昏时刻，一般由卫兵们相互邀请聊天。他们能无准备地即兴表演或聊天，大家围坐在一起，这时连长往往自愿出来组织唱歌或进行摔跤比赛。每次表演后，大家都爆发出阵阵笑声。有时他们也玩诸如“丢手帕”或“赶猪”之类的简单游戏，两个人站在圈里，一个人蒙着眼去追赶另一个，而那一个要边躲边发出叫声。或者是“瞎子与拐子”游戏，沿着圈一边五个“瞎子”或“拐子”，谁扮演得不好，大家就笑着纠正。做好这些游戏和比赛，不那么容易。在玩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技巧，如“刀术”，他们一些人相当内行和熟练。在双人对打中，能飞快地用刀砍对方的头和手，剑术亦同样精彩。看到这些清新向上、健康的娱乐是相当有趣的。中国最盛行的消遣是赌博，但在这里是严格禁止的。’有时红军也打篮球，不过球场那边我看不见。

时间长了，这种单调的生活使人感觉迟钝，百无聊赖。一天，我看到身边一个中国犯人正拆一双毛袜子，我过去帮忙并问他，“这干什么?”他告诉我准备编草鞋带子。我不由回想起小时候生病中，母亲教给我的编织，我想如果有织针和一些线，我就能织点什么，而且编织东西能使我既满足需要又消磨时光。那个犯人没有多少线可给我。从哪里搞到大批毛线?又怎样找到织针呢?我简单地找了根细棍，做成一支适当的针。因为缺鞋，我首先为海曼织了一双软鞋。卫兵们看到后非常惊讶。号兵设法用帽子兜了满满一帽羊毛，偷偷带进来送给我。他的成功，使我从此不再为毛线供应发愁。后来这段时间过得很快，我织帽子、手套、腰带，甚至毛衣都织，直到最后我仍有相当一批订货单，而这些过去全靠缝制。当然，你也许会为这其中一些物品织得样子奇特而感到好笑。

P27-29

难忘的记忆

萧克

薄复礼先生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了。作为当事人、老朋友，我应该讲几句话，介绍一些背景材料。而且，我觉得这对于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中国读者会有益处。

一

我同薄复礼先生相识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初。

当时，我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我同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一起，率部由湘赣根据地西征，经湖南和广西东北部来到贵州的黄平境内。攻占旧州的前一天，我们在一个小山村内同薄复礼不期而遇。这时，我们正处在紧张的战斗行军阶段，碰上这位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于是就把他和他的夫人等都扣留了。第二天，又把在旧州城内遇上的海曼牧师等人一并扣留。不过，我们很快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立即把他们的家人释放了。

坦率地讲，这时我们仍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就这样，薄复礼留了下来。就在这之后的一天，我们有了第一次接触。

那天，我们在旧州教堂内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晕滃式贵州地图，但上面所标的地名不是中文。我听拘留他的人说，薄复礼能讲汉语还认识不少汉文，就派人去把薄复礼请来。他一看地图就说，这是法文。我请他帮忙翻译。于是，他讲我记，整整干了大半夜，把地图上我要知道的法文地名注上了中文。在边聊边改过程中，我不仅知道了许多军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当时，我对传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所以，把他们当地主一样看待，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但薄复礼与我合作翻译地图，后来，我们接触得多一些，一起谈过许多问题，一起搞过娱乐活动，一起利用长征途中的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相互有了进一步了解；同时，我们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有进一步提高，虽然仍没有改变他所处的地位，但对他的印象似乎更好一点。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我们在释放他的时候，不仅为他饯行，还给了他足够的路费。

他在红军中整整生活了十八个月。这十八个月给我们都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他被释放后，据说先是在昆明，后又回到英国。在英国居住的日子里，他还是念念不忘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又回到中国，在贵州盘县传教，一九五二年才离开中国，到老挝的巴色小镇居住。十五年后，他的夫人在巴色去世了，他才告老还乡，现侨居在英国的曼彻斯特。

然而，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俩人又重新有了联系。

二

说到我们之间重新取得联系还有一段故事。

那是一九八四年，美国著名的老作家索尔兹伯里先生来中国采访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准备创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写信给我，询问一位当年曾为我翻译地图的传教士的情况。他一提及，我就立即想到了薄复礼，想到他与我合作翻译地图的上述情景。

时隔多年，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因为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当时，我们在贵州转战，用的是旧中国中学课本上的地图，三十二开本，只能看看省会、县城、大市镇的大概位置，山脉河流的大体走向，没有战术上的价值。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薄复礼帮助译成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同时，他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况，为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

我作为一个独立行动的军队的指挥者，在困难的时候受到人们的帮助，不管时间多久，也难忘记。想到这些，我马上给索尔兹伯里先生回信，向他介绍了全部的过程，尔后，我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如能见到这位友人(假如他还活着)或其家属，请代致问候!”

索尔兹伯里先生办事很认真，回国后不久就给我寄来了薄复礼写的那本书。后来他又跟踪追寻到英国，在曼彻斯特找到了薄复礼本人。他们交谈甚久，气氛融洽。索尔兹伯里转达了我的问候。

事后，索尔兹伯里给我寄来了他们交谈时的合影，介绍了他们的交谈情况，而且还带来了薄复礼的问候。

从另一个途径找到薄复礼的是我国的外交人员。

一九八四年秋，我出国访问，途经法国。我就委托有关方面打听这位牧师。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一九八五年初通过薄复礼在瑞士的亲友比吉亚特夫人的关系找到了薄复礼。薄给我国驻法使馆工作人员回了信，在信中介绍了他本人的近况，还委托他们向我“转达热忱的问候”。

此后，英国白城电影公司的辛格和格雷先生来中国访问，薄复礼又委托他俩带给我一盘有关他近况的录像带和他出版的两本书。现在所译的就是其中的一本。

有鉴于此，我于一九八六年五月，曾通过外交部门，向薄复礼去信，表示问候。前不久，我托人转送给他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的画册。我转告他，五十年前，他接触过的中国工农红军如今已大变样了，虽然他已经不可能来中国看看，但从这本画册中也可知其概貌。

就这样，我们在五十年之后，又重新取得了联系。

我要感谢索尔兹伯里先生，他为我们重新取得联系做了许多工作。我还要感谢其他许多热心人士，他们或提供线索，或帮助寻找。对于他们这种肯于助人的精神我深感敬佩。

三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是外国牧师，一个是共产党人，有必要联系么?

或者说，这件事本身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有意义，联系也有必要。

中国革命胜利了。在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征途中，有不少国际友人作过贡献，他们无疑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同时，也还有一些外国人士直接或间接地做了有利于我们事业的事，我们对他们同样不应该忘记。比如薄复礼先生及其一类的传教士，他们到中国来宣传教义的同时还办学校，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传播文化，开展慈善事业等等，客观上起过好作用。当然，薄复礼先生不是主动来为红军服务的，但他为我提供了地图的译名，翻译了一些英文资料，购买了一些药品，等等。这无疑有利于我们。这样，就成了我长期记着他的基础。细心的读者也许还记得，早在一九八。年，我在《近代史研究》第一期上所发表的一篇回忆录中，就提到了薄复礼的这段事。我是这样写的：

“我们打到黄平，在法国教堂里，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地图，但看不懂。好在那里有个法国牧师能讲点中国话，不能写，发音也不准，但还能够听得懂，我们就指着地图，他讲我写，迅速译成中文，有了这张地图，才稍微详细地看清楚贵州的山川城乡的大路，行动才开始方便了一些。”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一种悠然快意的怀念之情。阶级社会中，从生产方式理论与性质出发，阶级是对立的，但作为具体的个人来对待时，人的信仰可以不同，但并不影响相互间的交往，甚至互相影响，发展友谊，成为朋友。这种例子并非少见。历史还证明。人的社会意识有很大差异，对事物的看法不同，但总有一些共同点，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十九世纪后期南丁格尔的人道主义，红十字会的迅速推广，就是作为人类救死扶伤的社会意识的共同点。孟夫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就是人类共同的社会意识。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绝大多数人都要求和平共处，也是如此。过去我们曾存在“左”的观点，非革即反，非反即革，根本否定各国各阶级各种社会集团的共同点，不懂得寻找共同点，用共同语言交换意见，求得一致，不知吃了多少亏。现在人类普遍关心的是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需要更多的国际朋友，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并进而帮助中国，中国应该充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值得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

四

现在，再谈谈他的书。

据他本人讲，关于记述他在中国的事，他先后写过两本书。一本是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抑制的手》，一本是一九七四年写的《舵手》。两本书的基本内容一样，只不过后一本增加了他从来中国到离开中国的全过程。

作为传教士，他所写的当然是宣传上帝，书名《舵手》就是指上帝，上帝指引他前进。书的序言也说明他之所以没死，就是因为上帝救了他。

显然，在这些观点上我们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

那么，我们欣赏书中的什么内容呢?

有人说是他作为外国人第一个向国外客观报道了中国红军的长征。还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考证：他记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这本书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要早一年时间。

这是一个方面，但不是主要的。

也有人说是他在书中反驳了官方报纸和某些新闻界称红军为“土匪”或“强盗”的说法。在那时，蒋介石处处称红军为“匪”，亲蒋的西方人士也称红军为“匪”，几乎没有例外，而薄复礼先生则认为“这些人实际上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形式的苏维埃”。他认为红军不是“土匪”和“强盗”。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仍不是主要的。

其主要方面我认为是他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一个侧面。历史是多方面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自然也不例外，也是一个多侧面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研究者，往往喜欢看它的正面，不想看它的侧面，更不敢看它的背面，特别是在那动乱的年代，许多书都属在禁之列，更不用说出版这类的书了，我觉得这是不好的。薄复礼从传教士的角度来观察红军、理解红军，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他的感想，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研究红军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当然，研究历史问题，还得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薄复礼先生在书中所讲的有些是不准确的。比如说红军为什么能放他，他说是因为上帝在救他。其实这是我们的思想政策水平在逐渐提高的缘故。过去，我们做过一些蠢事，在一贯优待俘虏政策之下却排除高级军官，像张辉瓒这样的知名人物就杀了。随着世界和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步步进逼，我们的认识起了变化，后来这一类人我们就不杀了。薄复礼书中写到的国民党四十一师的中将师长张振汉我们就没有杀，不仅没有杀，还让他做了我们湘鄂川黔边红军学校高级班的战术教员。书中还提到一个老先生是周素园，曾是北洋政府时期的高级官员，同我们一起在贵州西北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一直长征到陕北。之所以发生了这个变化?因为这时期，我们在共产国际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及中央抗日反蒋的总方针下，从思想上认识到要团结更多一些人，要搞统一战线，尤其是中央发出“八一宣言”后，我们就执行得更自觉了。因此，对薄复礼的态度，我们也逐渐改变，到昆明附近，就无条件让他回去了。  由此看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必须注意当时的历史背景，持分析态度。

五

借这个机会，顺便谈几句研究历史的态度问题。

记得在七十年代初，我有幸去了井冈山，正遇上两个县的同志在争论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在何时、何地任命林彪当团长。甲说在甲县，乙说在乙县。双方争论不休，虽然没有说明争论的目的，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概不外是争点“光”吧。

同是这个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说他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说他是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代表人。而摔死后，则连他在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职务也“贬值”了，改成了见习排长。

这很不好。历史就是历史，不能片面去“为政治服务”而加以歪曲。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政治上需要”来改变的。现在虽然没有人那样说了，但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否定事实。当然，这里是指那些“始作俑者”，至于有些人云亦云、任意传抄者，虽非有意，但也不好。都不是唯物主义态度。

还有一种人，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喜欢引用权威的话来论证历史。以大人物之势来压人，把一些比较清楚的历史问题搞复杂化了。我曾经说过，什么是权威?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我们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威、不唯定论。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而不能因人而异。

要搞清历史事实首先就应该广泛地搜集前人记述的历史资料，讲好话的要收集，讲我们坏话的也要参考。有些人总喜欢听好话，歌功颂德，不亦乐乎?但是，一听到说我们有哪处不好的就不自在。其实，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好话不一定就好，坏话不一定都坏，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好话和坏话。我们哪能事事都做得好呢?从中国共产党创立起，我们的错误还少吗?有了错误，自己不愿讲，也不让人家讲，这是不正确的。讲坏话的人当然也有立场问题或者说角度问题，但我们不仅要注意讲话人的立场而且更要看他的讲话是否言之有据。薄复礼的这本书他不可能讲我们更多的好话，但只要他讲的东西是真实的，有史料价值，揭了我们的短处又有什么关系呢?逝者不可追，但来者可鉴。

总之，在研究历史过程中，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史实。对于前人记述的历史资料，要广泛搜集。在搞清楚史实的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理解事实，鉴别事实的价值，寻绎其相互间的关系，从分析到综合，从中寻出历史进步的规律。

一句话，“求实存真”。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原则。同时，我想，这也可以作为出版这类书的一个理由罢。

原著作者及版本

作者RUD0LF ALFRED.BOSSHARDT PIAGET，一般直译为鲁道夫·阿尔弗雷德·波斯哈特·皮亚吉特，简称波斯哈特；当年国民党政府外交档案关于红军扣留勃沙特事件的记录以及《申报》的有关报道中，简译为波夏德；据贵州有关方面调查，作者本人来华后曾根据自己“波斯哈特”名字的首音和出于对东方文化的喜爱，自取中文名字为薄己，字复礼。目前所知，国内译名还有鲍勃沙特、博斯哈特、勃沙特等，译者在本书中采用勃沙特。

勃沙特，瑞士籍英国人，生于一八九七年五月一日，一九二二年二十五岁时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携妻子罗斯·波斯哈特来华传教。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时任英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派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在贵州旧州(黄平县老城)途中因偶遇征战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部队而被扣留(此事件当时曾引起国民党政府、教会及报界关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在昆明近郊富民县被释放。同年八月，勃沙特在脱离红军长征后利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口授成书并于当年十二月在伦敦出版了这本亲历红军长征的见闻录。

该事件大致过程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由萧克、任弼时、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约九千余人，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湘赣根据地突出重围，西征湘鄂西苏区寻找贺龙红二军团，以期策应此后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大部队突围长征。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残酷环境下，穿越湖南、广西后到达贵州黄平。此时部队经连续作战行军减员严重，缺粮少弹，急待补充。在部队拟于次日秘密突袭黄平的作战准备行动中，出于军事需要扣压了途中相遇的勃沙特夫妇等。攻克黄平后，由于当时红军把外国教会划为反动势力的原因，红六军团决定继续扣留勃沙特等外国教士，以要求其所属教会为红军提供药品及经费。由于红军是在不停的转战之中，红军与教会双方的联络均需费时费力地互相寻找，加之当时国民党政府、土匪的阻挠和教会方的原因，致使勃沙特本人不得不随红军行动长达十八个月之久，行程近一万九千里。

尽管事由实非勃沙特本人所愿，但他作为跟随红军长征的唯一一个来自西方阵营的外国人，却有幸亲历、目睹了红六军团西征，红二、六军团会师及红二方面军在湘鄂川黔滇边开辟根据地、转战千里的艰难历程。红军的英雄行为，使他——一个红军的旁观者、中立者，逐渐对包括萧克将军在内的一大批红军官兵们产生了敬意和好感，并给予了红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然，希望他从此放弃对红军的偏见也是不现实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索尔兹伯里的联络下，萧克将军和勃沙特，两位老朋友时隔五十年后终于音讯再通，重叙了当年佳话。当时孑然一身定居在英国曼彻斯特市的勃沙特还托人转来了自己重整出版的本书第二个英文版本《指导的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位有不平凡经历的老人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去世，与先他而去的瑞士籍妻子罗斯·波斯哈特同眠于英国。俩人一生虽无子女，身世飘零，然而上世纪与红军的传奇经历，却使勃沙特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

该书的英文原版全名为《THE RESTRAINING HAND－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中文直译为《抑制之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由伦敦HODDER AND STOUGHTON(哈德尔&斯托顿公司)于一九三六年出版。该版本原著于一九八五年夏被译者发现，并于一九八九年以《神灵之手——一个被红军释放的外国传教士的见闻录》中译名在《贵州文史丛刊》分四期全文译发。

据史学界考证，勃沙特的回忆录分别出过英法文四个版本。《抑制之手》系哈德尔&斯托顿公司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出版的英文原版(原著标注同年八月第一次印刷)，该版本计十二章约十五万字(英文)，附有反映该事件的原始照片和地图，第二年又转译成法文出版。遗憾的是二战爆发后，该英文版在战火中被毁。三十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勃沙特应出版商之约，依照一九三七年法文版用英文重写出版，书名改为《THE GUIDING HAND》，直译为《指导之手》，不久又译成法文，书名为《导手》(《CONDUIT PAR SAMAIN》)，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新版本仍为十二章，并增加了勃沙特离华后的一段附录文字，但全书篇幅却有所缩减。英文原版所附的图片和地图也未在新版本中收录。

不过，英文原版书竞意外地在它的传奇发生地——遥远的中国——被发现，不能不说是又一个传奇，而这一切似乎又都是冥冥中的天意使然。

英文原版书的存世背景和发现经过

勃沙特一九三六年英文原版意外在中国幸存并被发现，实际上并非纯属偶然。当年西方教会在华的势力，基本上是分为天主教和基督教两大派系。以意、法为主的天主教会来华最早，而由英、关为代表的基督教会来华较晚。由于先期进入的天主教会在华盘根错节，教堂、教民等早已布点巩固，因此后来的基督教会为与天主教会竞争，在传教方式上多以创办医院、学校、青年会和博物堂等为主。勃沙特英文原版书被发现的地点是山东省济南市著名的广智院，该院创办于一八八七年，属英基督教浸礼教会，与勃沙特的英基督教中华内地教会同宗。该院主要是在传教的同时，利用开办展览普及一些天文地理、人文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同时设幻灯放映厅和图书馆、阅览室等，拥有宗教、历史、文学、地理、科技等各类中外文书籍报刊万余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是广智院最兴盛的时期，在当时济南城郊总人口不过七十万的情况下，观众累计曾高达到四十余万，成为济南一大宗教场所。广智院钱物的来源，主要依靠教会投入和社会募集，因此作为基督教会的出版物，勃沙特的原著得以于出版后的不久就入藏该院。

一九三七年随着抗战以及此后二战的爆发，广智院的活动陷入低谷。一九四一年日本对英关宣战，同年英美在济南的资产被日本人强行接受，广智院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许多珍贵的藏品和藏书被日人盗走；可能是由于勃沙特原著的封面设计和书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该书才逃过了此一大劫(比之其在欧洲的命运好多了。而也恰恰是这一误会，使它直到五十年后才被发现而重现于世，此为后话)。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广智院重归英教会，战争造成的破坏尚未及恢复，中国的内战旋又爆发，该院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繁荣。一九四九年四月济南解放的第二年，英籍管理人员从广智院全部退出，除了英基督教浸礼教会每月补助三十余镑经费外，院务完全交由中国教会人员管理。一九五二年十月，新中国文教机构调整，广智院被山东省自然科学教育研究所接收，包括勃沙特原著在内的宣扬宗教文化的外文书籍报刊等被一一封存。虽然此后政治运动颇多，而山东省自然科学教育研究所也在几次机构调整后被撤销，但这些书籍报刊却在原广智院图书馆旧木楼顶层阁楼的陈灰旧土中，安然幸存到了“文革”前夕。

一九六六年，在“文革”轰轰烈烈的破四旧中，广智院里包括十九世纪基督教在山东的早期文档和经卷在内的一大批珍贵的书籍报刊资料终难逃历史的厄运，一天之内都被造反派们从旧阁楼里搬出来焚烧了。也许是这些书籍报刊的数量太多、尘灰也太多，也许是那座英式老建筑顶层阁楼的楼梯太过转弯抹角，也许是这些纸厚部头大、很多都是羊皮封面的古旧、精美的印刷品燃烧太过缓慢而革命小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等等，总之，顶层阁楼地板厚厚的尘灰中，还遗漏了部分书籍资料。直到一九八四年，已演变为家属楼的原广智院图书馆需维修瓦顶，当工人们再次打开阁楼时，里面尘灰中埋藏的这些漏网之书终于重见了天日，万幸的是勃沙特的原版书就在其中。

一九八五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组织省党史研究室、省民政厅、省博物馆和山东大学等单位共同筹办《山东人民八年抗战》大型展览。在编研相关抗战史料中，译者在搜集的旧史料中偶然发现了这本出版于一九三六年记述红军长征的英文原版图书。  由于该书反映的内容与山东抗战史无关，加之筹展工作繁忙，直到同年九月抗战展览圆满结束后，译者才开始满怀兴趣和好奇的真正打开了此书。于是，此后一切该决定的都决定了，一切该发生的也都发生了。

关于本书的翻译与出版

自一九八六年起勃沙特和他的长征亲历记相继被《人民日报》、《嘹望》、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外诸多媒体披露及摘转后，随即便引发了史学界关于“谁是第一个介绍长征的外国人”和“长征中的另一个外国人”等的研究兴趣，时至今日，相关报道及研究文章已不胜枚举。但在此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亲历红军长征的唯一来自西方阵营而不是共产国际的外国人——勃沙特，还在红军长征史上鲜为人知。因此译书伊始，首先是考证发生在由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中勃沙特事件的真实性。通过多方查询中外资料和走访当年的老红军，逐步了解到：

(一)该事件最早曾见报于当年的《申报》和后来公开的民国外事档案；

(二)一九八0年《近代史研究》刊发的萧克回忆录中载有红六军团在旧州扣留外国牧师薄复礼及其帮助红军翻译地图的记述：

(三)一九八四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采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时，萧克曾再次谈及此事，同年十月《人民日报》曾给予了报道；

(四)专访了部分当年红二方面军、特别是红六军团的老红军，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印证了此事；当然，勃沙特一九三六年原版书附图中的人物照片、手绘随红军长征路线图及红军“湘鄂川黔省肃反委员会”开具的释放证明等，也都是不争的史实佐证。

但上述情况也表明，那时人们大都对勃沙特的著作还不曾知晓，即使有所耳闻也还没有接触到他的原著。

所以，这对译者来说，既是个很好的机遇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勃沙特作为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传教士，虽然侨居中国十二年，但所熟悉的大都是方圆百里的贵州镇远所辖教区，况且受其身份的限制，在长征中即使他想打听和了解些什么，红军的回答自然也会非常警惕和谨慎，他又不通中国赣湘鄂黔滇川等地的方言，加上强烈的宗教意识和长途行军的困顿劳累，因此，他的记述有时难免使人如坠云端，颇费周章。庆幸的是当时恰逢红二方面军史学研究的开放，译者可较之以往获得更多的史料佐证；另外，勃沙特原著也附了一张他手绘路线图，此图可与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线图互证互补，于是，勃沙特书中那些记述不清的时间、地名、人物和事件大体完整清晰、符合逻辑地翻译、解读出来。但即使如此，书中仍有一些查不到出处或标准译法的地方，只好音译或保持原貌。书中涉及的宗教内容，特请山东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会王神荫大主教代劳译出，并协助考证了勃沙特事件。《贵州文史丛刊》原主编赵荣、贵州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唐文元以及贵州、湖南文史和党史有关专家等都给予了多方面的协助。

为忠实原著，译者还必须熟悉原著叙述的风格和特点。但万事开头难，一万多字的第一章用了近乎两个月的时间。期间，译者曾多次拜访了原红六军团老红军、济南军区原副政委、我军著名独臂将军左齐同志。在左老的热心帮助下，随着译者对红二、六军团转战历程的了解和对勃沙特原著风格特点的熟悉，此后各章的翻译速度逐渐加快。至一九八五年底，前三章的精译和后九章的粗译终于全部译出，此时译者已深感勃氏一书的不可小觑，斟酌再三之后，遂请左齐将军将译稿转送萧克、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原红二方面军的老同志审阅，很快便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尤其是萧克将军的充分肯定和赞许。一九八九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亲切关怀和史学界同仁大力支持下，《神灵之手》的中译全文得以顺利刊出。二00六年，适逢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和《神灵之手》原版著作问世七十周年，承蒙于党政军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的关爱，以及黄河出版社领导、军事科学院有关专家的鼎力支持，《神灵之手》，此次终于是以图书而不是期刊的形式来到喜爱它的读者手中，其意义自不待言。至少可以说，这是对原著“原生态”的回归和纪念。此次出版，译者除对个别错别字和语句不够通顺之处对照原著作了修订外，还新增了部分附录及大量注释，并适当收入了若干红军历史图片。山东省博物馆王凤鸾、田洁两同志也都参加了其中的翻译、整理工作。对书中一些悬疑问题和疏漏之处，则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同时也期望留待今后由史学专家们作进一步地核实、考证。

发现并翻译勃沙特的《神灵之手》，能为我们自少年起就万分崇敬的红军和伟大的长征尽点绵薄之力，对译者真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大幸之事，其实，我们从书中、从所有与翻译出版此书有关的人们当中，得到的教益远比我们的付出为多，特深致谢意!

译者

二00六年八月

薄复礼的这本书他不可能讲我们更多的好话，但只要他讲的东西是真实的，有史料价值的，揭了我们的短处又有什么关系呢?逝者不可追，但来者可鉴。

一九八四年秋，我出国访问，途经法国。我就委托有关方面打听这位牧师。

——原红六军团军团长、原军事学院院长 萧克

《神灵之手》作为一本由曾经亲历长征的外国人记述的著作，真实地记录了红军的战斗生活历程，以及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实况，并以鲜活的视角揭示了红军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和红军的统战工作艺术，因而此书在进行红军长征史的研究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解放军报》

由于受当时紧急的军情所迫和时代局限，有关红军长征的记录极少。特别是作为直接见证长征的外国人记述长征，截止目前所见，《神灵之手》一书是独一无二的。

 可说是作为由特殊身份参加长征之人写出的特别“长征回忆录”。

——红军长征史专家 陈宇

由于《神灵之手》一书名称上本身就带着宗教色彩，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误认为是宗教书籍。今天笔者有幸看到由严强、席伟两位同志译为中文的这本书，看后对该书作者，一位曾经在五十年前帮助过中国工农红军的外国友人升起一种敬仰之情。

——中共党史专家 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