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大牌记者陶隐亲身见闻，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7年统治，13位总统，46届内阁。遍地枭雄，波诡云谲。战争、政变、暗杀、政争、学潮、工潮，什么事都在姓共和制、总统制、联邦制、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样样都试过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漫长而曲折。本书存新闻之鲜活与生动，取史书之求实与大气。展述了从晚清帝国崩溃到民国政府重新统一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的转型史，贯通中国古今历史的关键环节，是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北洋军阀”这一段自有其非同凡响和意味深长之处。史家论晚清，常绕不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语，而本书所记的这一段，可以说正是这“大变局”的高潮一节，它是帝制的终结和“共和”的开始，古老中国从漫长的帝制中挣扎出来，摸索着向“共和”奔去，其意义重大，其影响深远，后来的观察者看得越来越明白；这一时期也正是革故鼎新之际，宪法、国会等出现，现代警察制建立，新式学校普及，新闻舆论形成，等等，许多制度直接启发着后来的历史。

本书名以“史话”，存新闻之鲜活与生动，取史书之求真与大气，以140余万字的篇幅，勾勒了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前后33年的一段历史。作者行文收发自如，轻松地刻画出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虽不假以文学性的虚构，也已惊心动魄；虽然写的是过去的事，读来却活灵活现，如在今日。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侵略者们，在地方上包庇教民，为非作歹，欺压善良，官府不敢过问，于是山东广大地区农民组织了具有神权色彩、反对外国教堂和教士的义和拳，在村寨里建坛练武，并用原始武器武装自己，用以自卫。由于义和拳人多势大，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慌和仇恨。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然提出撤换山东巡抚毓贤，另派有实力镇压义和团的人继任。第二天，清政府下令叫毓贤进京陛见，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于是，袁世凯又找智囊尹铭绶商量如何对付义和团的问题。尹认为西太后正有利用义和团抵御外寇之意①，为了讨好西太后，对义和团以“怀柔”为上策。袁表面未置可否，内心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帝国主义比西太后的势力更大，讨好帝国主义比讨好西太后对自己更有利，因此他决定采取镇压义和团的政策。

袁世凯刚到济南接任，就扬言“必将义和拳匪类尽行剿灭”，并颁布了“禁止义和拳匪”的告示。接着就派军队到处捣毁拳坛，捕杀团民，甚至反复进行野蛮扫荡，纵兵滥杀无辜。

袁世凯的这种屠杀人民的政策，在统治者内部也曾引起不满：御史黄桂錾、罗熙麟等上疏参劾，说他“不以御外夷，而以残百姓”。清政府也不得不传旨叫他“慎重兵端，不要操切图功”。

另一方面，袁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则竭尽奉承拍马之能事。他派兵保护教堂，保护洋人，在处理教案时偏袒洋人和教徒，委屈老百姓，充分暴露了他的洋奴嘴脸。为此济南人民在抚衙照壁上画了一个红顶花翎的大鼋(袁)，匍伏在洋人的脚下。由此一端，可见民忿之大。

1900年3月14日，袁世凯实授山东巡抚。

袁以武卫右军人数太少，不足以分布山东全境为由，乃将山东原有旧军34营删并筛选，拼凑成新军20营，取名“武卫右军先锋队”，由自己节制。这样，袁手下军队就有2万人之谱了。

1900年，山东拳民受到袁的血腥镇压，但是直隶境内风起云涌的拳民，却组成了两支大军，分途向北京、天津两地出发，西路占领涿州，东路直薄天津。西太后一面害怕拳民逼近帝都，威胁清王朝的统治，一面又想利用拳民的声势对付帝国主义，因此也想采取“招抚”拳民的办法，许其公开活动，但其活动范围应限制在维持皇朝秩序的轨道上。5月下旬，北京盛传洋兵将由天津开进北京，帮助光绪帝恢复新政，她一气之下，6月13日下令允许拳民开进北京城，21日又下了对帝国主义联军宣战的命令。

宣战令发表后，北京义和团立即联合甘军董福祥部进攻东交民巷，天津义和团也配合毅军聂士成部进攻天津租界。西太后满以为使馆弹丸之地，不难一鼓即下，不料打了几天也没打下来，她就下令停止进攻，派荣禄到各国公使馆接洽和议。又派奕勖携带米、面、瓜、果等食物接济洋人。对于到期外债，她承认按期偿还。还令直隶总督、顺天府尹查明外国人在战争中所受的损失，一律给以赔偿、抚恤。这些行动说明，西太后视宣战为儿戏之举，对和战问题一直到此时还在摇摆不定之中，只要外国人肯讲和，她就打算屈膝投降。

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西太后也并非真心依靠他们，更主要的是怀疑他们。在那些日子里，她一会儿称赞拳民忠勇可恃，一会儿又叫步军统领严拿“滋事妖人”。在天津战场上，西太后叫清军统帅聂士成把团民放在前面冲锋，官军跟在后面打接应，官军放枪打死了不少团民。聂士成总算跟洋兵交过几阵，本人也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后任宋庆索性“见团即杀，见洋则逃”。这些行动充分暴露了西太后一伙把对外战争当做一场赌博，一面利用义和团对付外国侵略者一下，一面又利用外国侵略者消灭义和团。

战事发动后，西太后电令各省督抚出兵“勤王”。不料当时名望最高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公然抗不应命，宣称自6月21日宣战之日起，北京所发谕旨均系“矫诏”，一律不予接受。6月26日，这三位总督大人竞与上海领事团商定“东南互保章程”，声称“遵守中外条约”，“保障外人安全”。这一情况，当时称为“北打南和”。

山东介乎南北之间。当时袁世凯的地位更值得注意。他既不敢“碰”帝国主义，又不敢公然“抗旨”不出兵，于是采取了“脚踩两边船”的办法，暗中联络东南三督，表示“愿附骥尾”，并宣布对山东境内外国人“负完全保护责任”；同时奏明太后，说他出兵一万，兼程北上勤王。

P18-19

写史不负丹青

             雷 颐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篇中，有“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之语，足见他对史学中“寓论断于序事”之能力的评价之高。当代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对此论格外钦佩，于1961年发表了《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1980年，时近20年后他又着意将此文重新发表，并发表谈话，提请史学界同仁注意此问题。由此，足见他对此文、此论的重视。或是有感于今天历史叙述干瘪无文，史学家似乎已经不会“讲故事”，往往将丰富多彩、生动无比的历史简化成几个抽象枯燥的“公式”，所以白先生在谈话中提出：“今天，我们史学界，应该在这方面向司马迁学习，要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才能发生更大的效果。一般读者反映，说我们的历史书，写得干巴巴的，人家不爱看。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意见，改变我们的文风。尽管做起来很困难，但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

陶菊隐先生近半个世纪前写就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以下简称《史话》)，便是非常难得的“寓论断于序事”、“能让人爱看”的佳作。

从1912年初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到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这17年里中华大地兵连祸结，战火连天。特别是袁世凯死后，更是出现“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分裂局面，指不胜屈的大小军阀各自为政，彼此征伐，战事一日未绝；军阆、政客纵横捭阖，耍尽阴谋诡计。在这17年中，仅“北京政府”即如走马灯般更换了13任总统，46届内阁，而其他“地方”军阀政权的更替则难以胜数。这段历史本身的残忍、荒诞和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恐超出人们的想像。所以无需任何虚构，仅如实将这段历史作全景性扫描，读来即令人时时紧张、悚惧无任。然而，若无如椽巨笔，休想不假任何虚构即将这一段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历史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头头是道。而陶先生这140余万字的《史话》，却就是不假任何虚构便把上至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这段长达33年经纬万端、云谲波诡的历史说得清楚明白。对史实，陶氏极为认真，所用素材皆有所本，且大都经过自己的一番考证；毫不“戏说”却通俗生动，确当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学家”(曹聚仁语)之称。

然而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陶先生其实只有中学学历，并未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陶先生原籍湖南长沙，出生于1898年，中学尚未读完，就于1912年进入长沙《女权日报》当编辑，年方14即步入新闻界，开始了30年的“报人”生涯。不久，就任《湖南民报》编辑，撰写时事述评；稍后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同时，他还为上海一些大报撰写湖南通讯。1919年，他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由于对湖南政情报道出色，1920年他受聘为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其间还为著名的《申报》、天津《大公报》撰写通讯。1928年他曾担任《新闻报》战地记者，随国民军报道“二次北伐”，冒枪林弹雨发回大量战地消息，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济南惨案”。这些对军阀混战时事新闻的迅速、准确报道和深入的述评分析，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与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并称为当时中国报界“双杰”。从30年代起，他又先后在南京、上海办报。由于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日紧，他从写“新闻”转为以写北洋时期“旧闻”为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宣传抗战，曾受蒋介石单独召见。长期的政治、军事报道养成了他对时局犀利的眼光和深刻的分析、判断能力，所以他对国内抗战尤其是国际形势的看法深为蒋赏识，曾想将他安排重用，但陶的好友蒋百里认为他回到上海新闻界作用更大，便代其婉拒。于是蒋要陈布雷转嘱他回沪后将对时局的看法、形势的分析随时写成书面材料，设法转交。由于他在上海“孤岛”时期不顾日伪百般威胁利诱，坚持抗战，所以几次受到迫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沦陷，他不得不退出新闻界，过着“隐居”生活，专注文史研究和写作。1949年后，他曾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以他的复杂经历，在“文革”中自然遭到残酷迫害。“文革”结束，他终获平反，又重新握管疾书，于：1989年病逝。

陶氏1912年步入新闻界时，正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来史界所称“北洋军阀时期”的开始。湖南当时政治活跃，各种矛盾尖锐异常，是各路军阀必争之地，同时又是后来北伐军师出广东的首攻之处。可以说，陶先生是以报道“北洋军阀”起家的，是这段历史的直接目击者。他与各路军阀和北伐军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对他们作过周密细致的采访，参与过许多重要会议报道，不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也知之甚详。他巧妙周旋于不同派系的军阀、政客间，获得他人难以得到的消息，却又不失独立报人的原则，客观、如实向公众报道新闻。许多被军阀当局列为“禁区”的独家“政情内幕”，如实报道则无异于引火焚身，但如果避而不写就是对报馆和读者的不负责，他总能想方设法既将消息发出，又保证自己的安全，至为不易。

长期的报人生涯使他特别注重资料搜集、整理、积累，许多当事人给他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经过日积月累，建立了自己的“小资料库”。对北洋时期史实的稔熟和资料的丰富，使他从30年代起由新闻向文史研究、写作的转向如同轻车熟路。其中，《筹安会六君子传》、《督军团传》、《吴佩孚将军传》均与“北洋军阀”有密切关系。1959年，最终出齐了这部《史话》。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以有人曾形象地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陶菊隐先生不愧是将“新闻”化作“历史”的高手。历史在他的笔下娓娓道来，决无“戏说”却又引人入胜，恢复了史家“说事”的能力。而当今“戏说”的繁盛，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史学界“讲故事”能力匮乏的惩罚。其实，历史不必戏说即能扣人心弦，端看史家本事如何了。

2006年春末于北京东厂胡同

我在旧中国新闻界待过30多年，亲身见闻不少，特别是从某些“要人”口中得来的“内幕消息”，当时不能发表的，我都记录下来。解放初期，我把这些资料和部分传记之类的旧作掺合起来，并跑图书馆加以核对补充，于1957年至1959年，写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8册，由三联书店陆续出版。

这部书是我个人的业余创作。由于人力微薄，加以水平所限，自不免有不少错误和缺点，打算再版时重作修订，以提高其质量。但初版问世后，经过不少波折，再版遥遥无期。，“十年浩劫”时期，我因经常跑图书馆(主要是上海徐汇区藏书楼)而挨过批斗，修订工作当然更无从谈起了。

1976年，“四害”既除，重见天日，这部书随着我的余生而得“复活”起来。次年，三联书店编辑部通知我，拟用旧纸型重印此书，因此只能在个别词句上作很少的改动，不能移动版面。此时我在病中，但以欣逢盛世，精神振奋，便不惜以风烛残年，伏枕校阅，夜以继日，于短期内交卷。1978年重印本出版后，广大阅者给以热情支持，有的还提出宝贵意见，这是对我极大的鞭策，谨此致以谢意。

1980年年底，三联书店一位同志因还乡省亲之便来访，告以此书经编辑部研究，拟改作大32开本，分作3册出版，修订时可以不受限制。这正符合我多年来的愿望。我决定争分秒，开快车，争取在有生之日，完成此项任务。

此书于1981年1月动手修订，10月完成。现将修订管见附记于后。

一、此书以北洋军阀为纲，实际是中华民国早期的历史资料。其中不少“内幕新闻”为当时各种书刊所未载，或语焉不详。由于初版未注明资料来源，不少读者来函质询，史学家引用起来尤费踌躇。现将书中重大事件加注说明，但对一般事件则未加注，以免多占篇幅。

二、此书是史话，不是史论。内容尽可能地多提供素材，少发议论，不多引经典著作，力求做到从事物的现象中反映事物的本质。

三、此书是北洋军阀的史料，不是党史的资料。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壮大及其伟大业绩，中国工农运动的逐步形成和蓬勃发展，因作者孤陋寡闻，只能略而不详。

四、此书着重叙述军事、政治(包括外交)，对于文教卫生，则因掌握资料较少，不免挂一漏万，读者谅之。

五、此书是史话，不是小说。现在是“人民写历史”的时代，力求做到“求实存真”，如有传闻失实之处，仍希读者随时指正。

此书初版为80章，修订本卷首冠以“绪言”，并补写了3章，共83章。原拟力争上游，提高质量，以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奈作者年事过高(现84岁)，患有多种疾病，又限于水平，有力不从心之感，仍希读者见谅为感。

陶菊隐

1981年1O月

对今天来说，民国史也许是中历史当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段，而1912年到1928的这一段尤为重中之重。至今我们也还不能完全弄清楚，读明白。后来人回头望去，许多现象还难以理解：军阀多是“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粗人，可有时他们在法律程序面前也会心怯和低头；那时够得上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也许就是十几万、至多几十万人吧，而其政治影响力、其社会示范效应，却可以是空前绝后。

王学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陶菊隐先生的著作，带我走进军阀史的研究。先生是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名记者，笔下的人物，他采访过；记录的事件，他看着发生；他的史话，有浓烈的现场感。这种现现场感，借先生生动的文笔，对每个读它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张鸣 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陶先生这部130余万字的《史话》，不假任何虚构便把上至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这段长达33年经纬万端，云谲波诡的历史说得清楚明白。毫不“戏说”却通俗生动，确当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学家”（曹聚仁语）之称。可以说，陶先生是以报道“北洋军阀”起家的，他不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也知之甚详。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如果想要了解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想要了解民国初期的成绩与失败，想要了解现在从何而来，而又想要不被误导的话，你就应该认真地读这一部书。

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作者

专制帝国如何垮台？宪政如何建立？又如何瓦解？各种写入宪法的权力博弈规则如何演变为暴力争斗？这本书里都有活生生的演示。本书确实在描述历史，但它对我们的启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吴思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