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从革命中心到财富中心的转变过程中，知识人的处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关怀和压力已不是唯一的至少不是主要直面的问题与处境，经济方面的约束和追求成为新的重大关切。当文化更多是娱乐和休闲时，所谓的文化理想又被稀释与解构，以学术文化为业的知识人到哪里去寻找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单世联著的《知识人的关怀与压力》所述及的这些知识人的故事与思想，对我们正在进行的选择无疑深具启发。

《知识人的关怀与压力》为作者单世联近年撰写的系列有关中外知识人的文化随笔精选集。不同的时代格局，不同的国事天下事，不同的知识人因立场、境遇不同，自然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与抉择。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贺麟、潘光旦、富特文格勒、海涅、君特·格拉斯这些中外文化名宿在大变局中的社会，既背负时代的重荷，亦无法挣脱复杂人性的缠绕，面临抉择，作为知识人的他们给出各自思考的同时，也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呈现了迥异的精神世界与生命姿态，为世人搭建了多彩而独特的文化景观。

上辑

 1、康有为论物质救国

 2、章太炎论文化多元

 3、梁启超反思进化论

 4、王国维的智性纠结

 5、贺麟的『爱国主义』

 6、潘光旦的『优生学』

下辑

 7、『二二得几』的引申

 8、海涅的烦与怕

 9、另搞一套的悲剧

 10、指挥贝多芬的政治

 11、特莱津艺术的歧义

 12、纳粹大屠杀与西方文明的除魅

 13、在故事中掌握时代

追溯德国所以致强之由，反思中国所以失败之因，康有为继变法维新之后又提出了一个救旧中国开新中国的方案：“……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变之所至。其本原浩大，因缘繁夥，诚不可以一说尽之。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数年来，亦知发明国民之义矣。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什么是“物质”呢？

“物质之方体无穷，以吾考之，则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以物质发展而不是制度变革为救国战略，康有为此论实际上是清末洋务运动的理论发挥。

19世纪最后几年，也就是康有为出亡后的几年，中国的危机日甚一日：1898年，德国强租胶州湾99年、俄罗斯强租旅顺大连25年、日本以福建为其势力范围、英国租借威海卫25年；1899年，法国租借广州湾90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已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状态。

1901年，康有为在注释古典时也无法自抑地流露出伤痛之情：“念我邦族，哀我种人，何为不可活若是乎？”在康有为看来，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军备衰弱：“如今万国争于自存，德、俄且穷国力为之，举国为兵，刻日可备。而我闻警，乃募老弱乞丐充之，岂能幸胜？”

漫游在已经崛起的德国，康有为想到了吕宋、墨西哥的悲惨命运：“吾闻美之破吕宋也，美国人告我曰，吕宋之自立军阿坤雅度，强悍不畏死甚矣，终以无炮而败亡。墨西哥昔极文明，制作多有过于欧人者，西班牙以炮十三攻之，墨人仅挟刀矛弓矢，无以为御，遂以三万精兵为班五百炮队所败而亡。班人尽戮其文学之士，悉焚其书，而墨数千年之文明遂尽。今墨人至举国为班之文字，无复识其文明之旧者。劫灰已尽，念之哀痛，岂料子孙无炮之惨祸及数千年文明之国人如此耶！”吕宋有壮烈抵抗，墨西哥有古老文明，都因没有大炮而亡国，得胜的西班牙还彻底毁灭了墨西哥文明。甲午一战，中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吕宋、墨西哥是不是就是中国的未来？康有为有理由担心：“我昔之败于日本也，其由虽多，而日枪速而及远，我枪常不逮数里，故望风奔避。一枪炮厂而国威所系，亦大矣哉！”有“物质”者生、无“物质”者死，这就是当代史的教训。

“物质”的基本含义就是工商经济。康有为周游世界的时代，正是德国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国力大增的时代。从1871年到1900年，德国的钢铁、化学、煤矿和军事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远超英、法而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强国。1895年后，康有为不断发表文章，分析说明轮船、铁路、电报、汽球、电灯及各类农业机械对增进国力和民财的必要性，德国的经验更强化了这一认识：“德国以贫困著，虽破法后，各种汽机未兴，制造不振，物价腾踊，用品缺乏，生产甚微，岂知一旦兴物质工学后，二十年间，遂轶强英而冠万国乎？”德国由贫困而富强，根源即在工艺大开、工商繁荣：“德之盛在工商”；“德国近古研精工艺，电尤致精，实冠全欧，英人犹就学焉……吾观德国真无物无事不居各国上。可畏哉！德国也。海王英，陆霸法，皆逊一筹矣”。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并未停留在洋务运动的认识层次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眼界远大的汉族官僚走出了学习两方的第一步，以“自强”为名开创了“洋务运动”。首先是一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兴办近代企业，这些官办企业很快就出现了冗员充斥、机构臃肿、贪污腐败、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等弊端，朝廷不得不于19世纪80年代实行“官督商办”，即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但“官督商办”又面临着“产权不明”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企业盈利的丰厚，督“官”们加强了对企业的“管理”或曰干预，将这些企业视同“官产”，甚至视为己产，予取予夺，无偿征索，导致企业普遍衰败。1898年，清廷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承认私营企业的合法性。从“官办”、“官督商办”，到“商办”，中国私营企业在夹缝中艰难生长。康有为以德国钢铁大王克虏伯为例，说明私有制的重要性，他明确主张中国须发展私营经济：“且同、光数十年来所开之新器局，所皆官办也。夫一切待于官办，无论财力不足，不能多开也。即使财力能多开，其能有竞争至美之心，以与欧洲列强敌乎？又能有无穷之大厂乎？必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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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上大学时，我最喜欢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论，至今仍然记得上刚买到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伍蠡甫、蒋孔阳主编的《西方文论选》时的兴奋。在古典文学方面，我最喜欢的又是嵇康的诗文与姜夔的词，曾发愿要下一番功夫。我当时读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戴明扬先生的《嵇康集校注》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的夏承焘先生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后书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但前书却一直未见重印或再版。

这使我很感困惑。“文革”结束后，各出版社纷纷出版各种古典文学作品，当时比较权威也甚为流行的是：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在此后的30多年中，三套丛书大量推出，或为旧版重印，或为新近整理，于学习古典文学作品极有便利。我理所当然地期待《嵇康集校注》的重印或再版，但一直失望。直到2014年，它才由中华书局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再版，今年又作为“中华国学文库”重印。为什么拖这么久？我百思不得其解：

要说质量，戴明扬先生的校注肯定是可以信任的。2014年的“出版说明”也如此说明：“《嵇康集校注》详校诸本，厘定文字，择录旧注，征引典故，广辑嵇康事迹及其人其作之评论，用力甚勤。”新版对旧版也只是补苴罅漏：覆校底本，核对征引文献，施以全式标点。

要说“市场”，嵇康的诗文不但在文学史、思想史上地位极高，且也为当代学者所喜爱。我就买过1986年黄山书社出版的《嵇康集注》，2009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大家精要”中《嵇康》。地方出版社都在出版今人整理的嵇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何以不趁势重印或新版？从经济上考虑，在1980年代的阅读环境中，像《嵇康集》这样的名著，印数一定不会少，至少会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印数较多的一种。

要说有倾向方面的考虑，嵇康当然是魏晋之际的“异端人物”，但经过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不应当是有争议的古代人物，何况鲁迅对他有过很高的评价并耗费大量时日考校《嵇康集》。事实上，黄山书社和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嵇康集并没有引起政治上的议论。而与嵇康齐名的阮籍，不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就整理出版了《阮籍集》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1987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陈伯君的《阮籍集校注》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这不应当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疏忽。谜底何在，希望有人说明。

也是在1980年代的大学期间，因为老师的引用，我注意到了叶嘉莹女士的作品，先后读过、买过《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版）四书。此后，我虽已不再有古典文学的梦想，但每逢遇到叶著，至少也会翻看一下。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诗讲录》，是1980年代叶嘉莹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古诗歌时的讲稿。我在其中读到一段话：

有一本书我还要提一下，就是戴明扬在1962年写的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嵇康集校注》，这本书收集的资料很全，而且对其中所收集的资料还附有自己的考证。我要说的有些人著书立说，在某一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背景下是具有特殊的寓意的。阮籍在魏晋之交将自己内心隐藏的万端感慨借诗歌加以表达，而有的人不用诗，而是用编书来表达。魏晋之交正直的知识分子嵇康被无端地杀死了，而到了20世纪六十年代“反右”之后，“文革”之前将这本表达清白正直知识分子内心感慨的诗文集整理得这么好，这实在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当然我不能说其中一定有什么意思，但我深信有许多学术著作之中是有着编著者的理想和志意的。

……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和经济对文化出版的投入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像《灵谿词说》这样的著作一般来说已不存在出版困难的问题，叶嘉莹的论著一版再版，缪先生的全集也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14年，《灵谿词说》正续编终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完整呈现，出版者称之为“深受读者称赏的词学经典”——想到此书当年的出版困难，真令人的人事全非之慨。所以，尽管依然有优秀著作出版困难，但现在知识人的焦虑主要不在学术论著出版方面，而是在全民日见富裕之时如何摆脱相对贫困，是如何把知识化为财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在经过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冲突、奋进和牺牲和奋进之后，21世纪的中国已经开始了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从革命中心到财富中心的转变，知识人的处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政治关怀和压力已不是唯一的甚至已不是主要的今天，知识人又增加了经济方面的关怀和压力，本来就没有在现代知识界真正生根的文化关怀又遭遇新的挑战。而且，知识人面临的压力不只是来自政治和经济，也来自文化领域的变迁，因为今天的文化已更多的是娱乐和休闲。以学术文化为业的知识人到哪里去寻找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希望本书所述的这些知识人的故事，能够对我们正在进行的选择有所启发。无论如何，只是因为我们有关怀，所以我们才有压力。关怀和压力，过去是，将来也依然是知识人身份的表征。

本书所涉知识人限于中德两国。多年来，中德文化思想社会主义兴味盎然，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激进文化实验也是我写作的主要领域。这些文字写干近20年间，分属不同的研究计划，收入本书时，均有所补正。这本文集是在梁由之先生的提议下编选的。几年前，梁先生就为我编过几本书，均未能出版。本书的出版并不能弥补此前的遗憾，但梁先生的劳动毕竟因此而稍有收获，我为此高兴。在闷热的上海，我向海滨的梁由之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丛晓眉女士、张春峰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单世联，2015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