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统计了我的幸福(潘多拉杂文自选集)(精)》选编了青年杂文家潘多拉先生近百篇杂文精品。本书所选入的作品，分析深入透彻，着眼长远，避免了一事一议、浅尝辄止的弊端，具有文学作品的恒久价值。作者追求理性与激情、论说与文采，知性与趣味的统一，并将时评与杂文两种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

《谁统计了我的幸福(潘多拉杂文自选集)(精)》收录了青年杂文家潘多拉100余篇杂文精品。作者的文字沉雄浑厚、犀利明快、论理深入、汪洋恣肆，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盛誉。本书关注时局世态、心系国家命运，善作思想操练者不可不读。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既是一部时评文集，也是一部杂文集，既是一部新闻学作品，也是一部文学作品。

写在前面的话/朱铁志

第一辑 难得糊涂

 难得“糊涂”

 谁“害”死了成克杰

 反对“撞了白撞”

 为官不可风雅

 暴力崇拜的必然恶果

 慕绥新的形象设计

 一切独裁者都是纸老虎

 对官员要实行“有罪推定”

 政府的“有偿新闻”

 李真凭什么

 社会心理失衡的警钟

 谁“绑架”了县委书记

 “特权联盟”能怕点儿什么吗

 张平是个中专生

 我不相信“百官共廉”

 官场讲真话难不难

 我为什么“嫉妒”周森锋

 善待国民是最好的国家形象

 “裸官”之忧

 “良民证”思维要不得

第二辑 宁可信其有

 赤子归来兮

 毒品是一面镜子

 可怕的“无神论者”

 “幽默批示”中的中国国情

 对豪华活墓的处理建议

 宁可信其有

 见义勇为怎么了

 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多强

 卖月饼还是拉皮条

 “模仿秀”无损毛泽东形象

 反腐败的七个“未必”

 欣闻贪官异国受审

 致告示“要官别来找我”的县委书记

 假冒的书记签字与“制度之恶”

 想起“美国总统的儿子也失业”

 从“晋官难当”说起

 “跟众”的赞歌

 市长“走马灯”与人大“举手机”

 “双面贪官”的秘密

 一块名叫“程序”的遮羞布

 表决器里的民主含量

第三辑 瞒和骗的游戏

 唯美与造假

 监督不是请客吃饭

 “文物”的命运

 妖魔化官员的背后

 从好奇心到偷窥癖

第三种伪善

 弱者的“上纲上线”

 卖淫嫖娼是什么

 良苦用心

 “看屁股行事”的悲剧

 一个精神衰竭的标本

 记者节收到的短信

 论“言者有功”

 民企“原罪”背后的权力“原罪”

 谁统计了我的幸福

 多说民主的普遍性

 记者把市长弄得“不好意思”了

 不要患上“受辱妄想症”

 瞒和骗的游戏

 局长为何不“亲自”

 中国人的“坏脾气”

 人会不会堕落得这么深

 富豪征婚的异味

 官话的“尾巴”

 还要把大学生“背”多久

 “万民送官”何时休

第四辑 讽刺的尴尬

 “告密”与“受密”

 英俊的丑角

 “革命公司”的末路

 你是“疯”儿我是“傻”

 古人会亲嘴吗

 了不起的崔永元

 喜闻乐见中的精神纳税

 风景哪边独好

 我观北大人之狂妄

 张艺谋“做事”，谁敢“骂人”

 法不容诈

 余秋雨是可以“随便骂”的吗

 学习陈道明同志的批评艺术

 惯看“衣冠禽兽”

 评劳模还是评大腕

 哈佛大学的“劫富济贫”

 我们为什么要宽容大郅

 郭德纲事小，广告事大

 现实比“盲井”更可怕

 为伍皓先生普及法治精神

 “罗彩霞”为何频频出现

 计算与算计的循环

 清华反思了什么

 有多少人爱看“状元书”

 “爱国青年被打”献疑

代后记：自由的思想，保守的态度

谁统计了我的幸福

有一首曾经流行的老歌这样唱道：“幸福在哪里？朋友啊告诉你，她不在柳荫下，也不在温室里，她在辛勤的工作中，她在艰苦的劳动里……”现在，“幸福在哪里”有了新答案：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等方面的发展需求。

邱晓华说得很形象：“幸福指数”就是老百姓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包括收入、就业、保障以及自然环境的一种感受，“他觉得满意，幸福指数就上升；不满意，幸福指数就下降，就往低走”。也就是说，统计机关可以对老百姓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感受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可以显示，有多大比例的老百姓“很幸福”，又有多大比例的老百姓“比较幸福”，如此一来，则幸福她不在柳荫下，也不在温室里，她可以在统计机关的统计中，可以在统计结果的数字里。信息时代，数字化生存，满意或不满意，幸福或不幸福，原来是可以这样简单明白的。

统计机关对老百姓的幸福进行统计，欲得出可靠的、有价值的结果，应有两个基本的前提：第一，统计手段要科学，不能弄虚作假，不能随心所欲给数字“注水”或“缩水”；第二，被调查者对幸福的表述要真实客观。第一个前提是程序性的，主要是通过保证统计程序的公正以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邱晓华多次强调，“中国近年来采取很多措施来保障统计数据的真实，很多方面已同国际接轨，并取得长足的进步”，我们可以相信，这第一个前提应该不成问题。第二个前提是实体性的，主要的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即被调查者的幸福感如何才能具有“可统计性”—可以被分割成许多项目、方面、指标，并被打上高低不一的分数。毕竟，幸福感只是一种感觉，它天然具有模糊、混沌的特点，你却偏要对它进行数学意义上的精确统计，就不担心“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么？

有人说了，统计幸福指数是一种国际惯例，难道外国人搞得，中国人搞不得？然而“国际惯例”也有不靠谱的，岂可一概而论。前不久，英国“新经济基金”联合该国“地球之友”搞了个《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进行“幸福”大排名，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排在第31位，在亚洲国家里仅次于越南人（第12位），比日本人（第95位）、韩国人（第102位）和新加坡人（第131位），以及欧洲的英国人（第108位）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人（第150位）都要高得多。我愿意相信这个调查报告在程序上的真实性，但对其实体上的内容却实在难以理喻，我所能设想到的唯一可能，就是中国人因为长期习惯于“表态”（比如要“认真学习”什么、“坚决拥护”什么），所以比日本人、新加坡人、英国人等更善于表达自己的幸福感，或者说更乐于承认自己“幸福的生活比蜜甜”，此外岂有他哉？

事实上，中国人对幸福的期望值向来偏低，有时甚至低到了令人心酸的地步。作家刘恒把自己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变成同名电视剧，播出后受到一些评论家的批评，说他的小说中的“幸福”原本只是反讽，电视剧中却被他“别有用心”地美化成为货真价实的幸福。其实刘恒很可能根本没这么多心眼，因为他认为幸福不是无情物，幸福更非奢侈品，“逛商业街最大的不幸福是什么？不是没钱，也不是丢钱，是憋了尿找不着厕所。一旦找着了，进去了，哗，你眼里和心里还有别的幸福么？……幸福就在身边，甚至就在身上，还瞎找什么呢？”在刘恒笔下的贫嘴张大民看来，人活着本身就是幸福，即便没意思也得活着，“别找死”，“有人枪毙你，没辙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好好活着。”多好的老百姓啊，对幸福的感受多么纯真啊！在中国的“张大民”中进行幸福感调查，幸福指数不高天理不容。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语），既有幸福指数，有没有“不幸指数”呢？正因为幸福是相似的，对幸福的表达和强化也大体相同，所以对幸福进行统计简单易行；而不幸者各有各的不幸，不幸者的表达总不及幸福者的表达中听，那么，有多少人愿意去倾听不幸者的表达？又有多少机构愿意去统计不幸者的感受并制作成“不幸指数”呢？这样，幸福指数尽管从老百姓中来，却很难回到老百姓中去，很难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于是，往往也就是一个指数而已。P215-219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其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人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年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记者：潘多拉是您的笔名，在古希腊传说里，潘多拉“魔金”打开，里面装满了祸害、灾难和瘟疫。联想到您的文章常常是言辞犀利大胆，以及这些年行文的“毁”人不倦，还真颇有些趣味。跟我们讲讲这名字的故事吧。

潘多拉：最开始用这个笔名大约是在1994年初。那天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有个朋友说，现在写文章和唱歌演电影一样，也需要吸引眼球，演员一般都要取一个叫得响的艺名，你也应该有一个叫得响的笔名。我说，是应该有个笔名，最好能和我的姓有点儿关系。另一个朋友说，历史上姓潘的名人没几个好人，比如潘仁美、潘金莲什么的。我突然来了灵感：可以借用外国名人的名字啊。叫‘潘多拉’怎么样?”大家齐声叫好，于是就这样定了。

刚用这个笔名不久，有次给一家很权威也很正统的中央大报投稿，稿子都上版了，结果审稿的领导看了很不高兴，说作者用这个笔名，说明他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有问题，这篇文章坚决不能用，以后这个作者的文章也不能用。

后来我参与撰写本报(《北京青年报》)社评，署名也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麻烦。按照一般的理解，社评相当于社论，代表了报社的立场和声音，是一种很严肃的文体。我希望能够署名‘‘潘多拉”，领导不同意，我有些不甘心，有天自作主张署了‘‘潘多拉”，第二天见报了，领导勒令我立即改正，下不为例。这样，现在为止，我在《北京青年报))一共写了近九百篇社评，只有一篇署名“潘多拉”，但愿多少年后，这篇署名“潘多拉”的社评能够成为珍贵的“文物”，呵呵。

最近几年，主要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写时评较多，写杂文较少。写时评用本名，写杂文用笔名，既是一种区分，也算是一种态度吧。

记者：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涯和四年的教师经历，对您的人生有什么影响?什么样的机缘使您放弃了教师这个行业而转向传媒?

潘多拉：在北大念书四年和在北京汇文中学教书四年，主要是一个汀基础、找方向的阶段。汇文中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 871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设立教堂时附设的‘‘蒙学馆”，1918年cc汇文大学堂”的大学郢与通州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1 952年院校调蜜时，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文科并入北京大学。由于北大和汇文中学向这一段渊源，我从北大毕业后到汇文任教，精神上、旨趣上不需要大勺转换，仍然能够感受到一种兼容、自由的气氛，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特定环境中是很难得的。

但是，正如北大不再是当年的北大，汇文中学也不再是当年的tt汇文大学堂”，我在汇文教高中历史，兼任高中文科班的班主任，按部就班、严格规范的教学，让我感到自由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小。我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给人当传声筒，我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我自己看得很清楚，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需要在丰富的知识之外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在这些方面我缺乏优势。我曾在拙文((自由的条件》中这样写道：“我的‘错误’在于我并不适合当老师，至少当不了一个好老师。我从小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偶尔还有点口吃。我身材不高大，相貌平平，严肃有余，幽默不足，口头表达严谨有余，生动不足。由于这些近乎先天性的缺陷，我很难调动学生的情绪和兴趣，课堂每每死气沉沉，鸦雀无声，比某些堂而皇之的报告会、动员会、座谈会还要令人失望……”

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促使我必须离开中学另谋出路。

记者：您有一个自己不愿承认但却为读者和同行认同的称号：反腐斗士。您也曾说，战斗性是杂文最本质的特征。能否谈谈这些年来的“战斗心得”?在“冲锋陷阵”的过程中，是否也曾挂过彩呢?

潘多拉：一些读者和同行谬赞我为“反腐斗士”，大约是因为我出版过一本杂文集《中国魔盒——潘多拉大战腐败》。书名是出版社的编辑定的，谬赞的意味显而易见。

这些年写了不少反腐败题材的文章，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心得：一是反腐杂文自然要有批判性、战斗性，但写杂文毕竟不同于记者做揭露性报道，杂文更多时候只能是“打死老虎”。然而，反腐杂文如果只是跟在纪检机关和司法机关已经盖棺定论的反腐新闻屁股后面发议论、表决心，时间一长，这样的反腐杂文也就失去了生命力，甚至自己也离“腐败”不远了。

第二个心得，就是腐败已经深入到了社会各阶层之中，反腐败不能只是反贪官，还必须反社会的腐败、老百姓的腐败。王彬彬先生写过一篇杂文((腐败的民间基础》，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不可能使民众对腐败有一种纯然道义上的痛恨，不可能使民众真正发自内心地以腐败为耻而不是相反”。我有时甚至想，民间腐败或许正是官场腐败的基础，因为许多官员原本是从民间成长起来“挺进”官场的。从表面上看，官场腐败与民间腐败孰为主、孰为次是很明显的，但深究起来，两者孰为因、孰为果恐怕还不容易说清楚。

第三个心得，反腐败的成败，最终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能否尽快突破。人们常说，反腐败反到一定层次和级别，就再也反不下去了。因为这个时候反腐败已经不再是法律的较量，而是转化成了“政治斗争”，“政治斗争”的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只有通过政治改革确立了新的格局和秩序，反腐败才能重新回归为正常的法律较量。

在“冲锋陷阵”的过程中，我未曾有过“挂彩”的经历。我不想做“烈士”，我认为“安全生产”符合人性的选择。  记者：您的作品如《既然刑具在握》、(《选民也在“打瞌睡”吗?》、(《拔擢“猪哥勇”的“伯乐”该担何责?》等，往往具有风格明快、直抒胸臆的特征，同时逻辑性佳、思辨性强。魏明伦先生将之喻为能在七八铲内将食物炒脆的高明厨师，“这火候，这功夫，全靠平常练习，熟能生巧”。您是经历了怎样的“练习”，得以自如地掌握这火候和功夫呢?

潘多拉：我对杂文的理解比较传统。古人概括的三个标准，“义理、考据、词章”，可以用来作为对杂文的要求。“义理”重在立意、见识，“考据”重在知识、学养，“词章”重在文采、灵性。大多数杂文家恐怕只能做到三者偏重其一或其二，很少有人能同时三美兼具。我有自知之明，我的杂文在“义理”方面或许有可取之处，“考据”则次之，“词章”又次之，而且近年来在学习和“练习”上下的功夫都不够，自觉每况愈下矣，惭愧!

记者：其实批判的背后往往是悲悯，您的直接和辛辣，常常触及了中国人“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思考习惯，这与东方世界一贯的传统有关。在遇到问题时，普通人常常有这样那样的思维定势，难以扭转。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这个现象在未来会有所转变吗?

潘多拉：您谈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势”，这的确是一个深刻、沉重的命题。我前面说老百姓中也有腐败，不能说普通人的情感一定就是正当的，也不能说普通人的诉求一定就是合理的。动不动就要抵制某国的产品，或者要求某个外国人向全体中国人道歉，一些普通人的这种要求我看就很成问题。现在有人爱拿“网络民意”说事，其实所谓“网络民意”是可以人为制造出来的，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大可怀疑。

说起“批判的背后往往是悲悯”，这让我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小说《药》中的革命者夏瑜，他被捕牺牲后，有人拿了他的鲜血回家蘸馒头吃，以为吃了能治痨病。另一个是捷克作家伏契克，他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写下了一句饱含悲悯的名言：“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记者：当代杂文创作队伍可谓是老中青齐聚一堂，既有舒展、沙叶新、蒋子龙等老一辈杂文家笔耕不辍，又有如您一样的杂文健将活跃于文坛。不同的时代背景及人生经历，或许对于各自的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作为“当事人”之一，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潘多拉：从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那一代杂文家，到舒展、沙叶新、蒋子龙等前辈杂文家，他们的创作都证明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杂文只能用心血来写，用智慧来写，用时间来写，杂文创作没有捷径可走。这一点实在是太重要了。现在社会太浮躁，很多人写文章、做学问一味追求速度、效益，随便在网上“百度”、“谷歌”一下就能拼凑成洋洋万言的论文，能沉下心来认真通读原著、研习经典的人越来越少了。最近一名博士在上海某报发表《答读者问》文章，把网友调侃生造的“卧槽泥马”当成古代的一种动物，闹了一个大笑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以为，杂文家的思想需要“自由主义”，杂文创作的态度则需要“保守主义”。 自由奔放的思想，坚定不移的严肃的创作态度，此二者我虽未能至，心向往之。

原载《杂文选刊》2009年第4期

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不灭。

一一朱铁志

我以为，杂文家的思想需要“自由主义”，杂文创作的态度则需要“保守主义”。自由奔放的思想，坚定不移的严肃的创作态度，此二者我虽未能至，心向往之。

——潘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