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先生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八年时光。亡国之痛、流离之苦、父辈师长的操守气节，给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她从这段生活中得到了宝贵的人生财富和深刻的心灵感受，也得到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

《南渡记》《东藏记》写的都是逃难、躲避，到了《西征记》，终于把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了！宗璞奋战多年，通过口授写出抗日战争中少为人知的远征军中学生兵的故事，使我们领略那场战争的另一重境界。

《西征记》是中国最难得的抗战小说，谨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西征记》是宗璞描写抗日战争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三卷。前两卷是《南渡记》《东藏记》（第四卷《北归记》待出）。《野葫芦引》全书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落笔，写出了中国人不畏强暴、抵御外辱、气壮山河的精神气节和对祖国文化的真诚挚爱。

同盟会老人吕清非有三女。长女素初适滇军猛将严亮祖，有一子颖书（妾出），一女慧书。次女绛初适国民政府技术官员澹台勉，有一女玹（玹子），一子玮（玮玮）。三女碧初适明仑大学教授孟樾（字弗之），有二女离己（峨）、灵己（嵋），一子合己（小娃、合子）。

《南渡记》写日本军队入侵北平，明仑大学被迫南迁；吕清非老人拒绝出任伪职，仰药自尽。《东藏记》写师生们在大后方艰苦奋斗，为祖国文化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1942年，日本军队从缅甸进攻云南，逼近保山，昆明岌岌可危，中国军队在滇西展开了驱除敌寇的反攻。《西征记》展开了滇西战役的全过程，写出了明仑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共赴国难的壮举。中国人民付出鲜血和生命，遭受巨大的牺牲，终于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正文

第一章

大路两旁的吃食摊子仍然飘散着米粥、面饼、醪糟的香味，可是却没有了平常的热闹气氛。人们匆忙地来去，显得有些紧张。

前几天，学校举行了征调大会，也是一次动员大会，秦校长在会上宣布了教育部征调四年级男生入伍的决定。因为盟军提供了大批新式武器和作战人员，他们和中国军队言语不通，急需翻译。这正是大学生的光荣职责，其他年级的学生也可以志愿参加。孟弗之、萧子蔚、江昉等先生都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大家共赴国难。这些天，共赴国难已形成一种气氛。同学们都感到国家需要我，胜利需要我。

孟弗之挎着他的蓝花布挎包从校门走出，他刚上完课。无论时局怎么紧张，教学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他身边有几个同学问他怎样看这次征调。弗之指一指墙上的标语说道：“我认为这次征调是完全必要的。我在会上已经讲了，我们的老百姓以血肉之躯，前赴后继，艰苦抗战，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现在盟军送来了新式武器，需要人去教我们的士兵使用。这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不光是热情和空话。”又有人问：“那天大会讲了，还需要志愿者。做志愿者有条件吗？”弗之微笑答道：“首先是爱国热情。英语也要有一定水平，我想一个大学生的英语水平足够对付了。”他看着周围的年轻人。谁将是志愿者？他不知道。可是他知道那些挺直的身躯里跳动着年轻的火热的心。墙边还有学生和教师三三五五在讲话，弗之沿着红土道往北门走，回腊梅林去，免得穿过凤翥街一带闹市。他回头看了一眼那醒目的标语，“This is your war！”转身拉一拉挎包，这挎包似乎比平日沉重得多。

弗之走了一段路，迎面走来几个学生，恭敬地鞠躬。弗之不认得。一个学生走近来说：“孟先生，我们是工学院的，从拓东路来。我们是三年级，自问英语也可以对付了，愿意参加翻译工作。听说是要考试？”弗之说：“是的。其实就是参加训练班，能胜任的先走，差一点儿的提高一下。”还想说几句嘉奖的话，却觉得话语都很一般，只亲切地看着那几张年轻的、还有几分稚气的脸庞，乱蓬蓬的黑发上撒着雪花，雪水沿着鬓角流下来，便递过一块叠得方整的手帕。一个学生接过，擦了雪水，又递给另一个，还给弗之时已是一块湿布了。

雪越下越大了。弗之把那块湿布顶在头上，不顾脚下泥泞，加快了脚步。这时，后面有一个年轻人快步跟上来，绕到弗之前面，迎面唤了一声：“孟先生。”弗之认得这人，是中文系学生，似乎姓蒋。他小有才名，文章写得不错，能诗能酒，能书能画。“孟先生。”那学生嗫嚅着又唤了一声。弗之站住，温和地问：“有什么事？”蒋姓学生口齿不清地答说：“现在四年级学生全部征调做翻译，我……我……”弗之猜道：“你是四年级？”那人忙道：“是，正是。不知征调有没有例外？”“什么例外？”“我的英文不好，不能胜任翻译。并且我还有很多创作计划……”“无一例外。”弗之冷冷地说，并不看他，大步走了。

蒋姓学生站在红土道旁，看着弗之的背影，忽然大声说：“你们先生们自己不去，让别人的子弟去送死！”

弗之站住了，一股怒气在胸中涨开，他回头看那学生。学生上前一步：“只说孟先生是最识才的，叫人失望。”弗之转身，尽量平静地说：“你，你无论怎样多才，做人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不能打折扣，一切照学校规定办。”

弗之慢慢走，自觉脚步沉重。这些天，投笔从戎的呼声很高，多数人义无返顾，可也有各种言论反对征调，说是给国民党做炮灰。像这样赤裸地说自己不愿去，还是第一次见。“真难！”弗之叹了一口气。走到城门外，正遇见江昉从门里出来，倒是打着一把伞。两人都站住了，江叻把伞举过来一些，先开口道：“这次征调学生实在是万不得已的做法，政府虽然腐败，国难是大家的。”弗之听了心里安慰许多，这话江昉在征召大会上也讲了，讲得还要淋漓痛快。那次大会之后，江昉受到一些进步学生的劝说，说他的讲话帮助了国民党。江昉辩了几句，那学生话中有话，似乎他的意见是有来头的。

“我现在是凭良知办事。”弗之说，“意见真是五花八门。你们系里的一个姓蒋的学生，竟然说自己有才，要求免征调。”

“我还没有退化到只凭良知的地步。”江昉笑说，“这学生我知道，才是有些，提出这样的要求，人品也可见了。”两人略一举手，分头走了。

弗之进了祠堂大门，见腊梅林一片雪白，雪水从树枝上滴滴答答落下。不禁想起北平的积雪，房檐上挂着的冰凌，什么时候能再看见？这里到底是存不住雪的。他走过泥泞的小路，进家门时鞋已经湿了。碧初从里屋迎出，接过那蓝花布挎包，苍白的脸上浅浅的笑靥，使弗之不止感到挎包分量的减去，也觉心上轻松。碧初轻拍他的手臂，低声问：“饿不饿？”弗之摇头，自去里屋脱长衫、换鞋。碧初说：“今天早饭晚了，那皂角太难煮了！没有迟到吧？”“没有，我会保持从不迟到的记录。”

“孟太太。”有人在门外叫，接着走进一个人，原来是李涟，一面说：“到系里去找孟先生，不见，现在跟着来了。”弗之让座。李涟说：“这几天，学生的情绪好像还好，这对年轻人是一个大关口。有的人说，能有机会直接为抗战出点儿力，以后胜利了也心安；有人说，正不想念书呢，到丛林里打仗多浪漫；可也有人不想去。也有闲话，说校长和先生们是向上面邀功。”P2－4

　　二〇〇一年春，《东藏记》出版后，我开始写《西征记》。在心中描画了几个月，总觉得很虚。到秋天一场大祸临头，便把它放下了。　　夫君蔡仲德那年九月底患病，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奋战，还是没有能留住他。二〇〇四年春，仲德到火星去了。　　仲德曾说，他退休了就帮我写作。我们有一张同坐在电脑前的照片——两个白发老人沉浸在创造的世界里。这张照片记录了我们短暂的文字合作。它成为一个梦，一个永远逝去的梦。　　二〇〇五年下半年，我又开始“西征”，在天地之间，踽踽独行。经过了书里书外的大小事件，我没有后退。写这一卷书，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我经历过战争的灾难，但没有亲身打过仗。凭借材料，不会写成报道吗？　　困惑之余，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了我启发。材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而不是事件。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有诚心诚意地拜托书中人物。他们已伴我二十余年，是老朋友了。　　我惊讶地发现，这些老朋友很奇怪，随着书的发展，他们越来越独立，长成的模样有些竟不是我原来设计的。可以说是我的笔随着人物而走，而不是人物随着我的笔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这样，也只在一定程度内。最初写《南渡记》时，我为人物写小传。后来因自己不能写字，只在心中默记。人物似乎胆大起来，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行事。他们总是越长越好，不容易学坏。想想很有趣。　　《西征记》有一个书外总提调，就是我的胞兄冯钟辽。一九四三年，他是西南联大机械系二年级学生，志愿参加远征军，任翻译官。如果没有他的亲身经历和不厌其烦的讲述，我写不出《西征记》这本书。　　另外，我访问了不止一位从军学子和军界有关人士，感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我许多故事和感受。有时个人的认识实在只是表面，需要磨砖对缝，才能和历史接头。　　一九八八年，我独自到腾冲去，想看看那里的人和自然，没有计划向陌生人采访，只是看看。人说宗璞代书中角色奔赴滇西。我去了国殇墓园，看见一眼望不到头的墓碑，不禁悲从中来，在那里哭了一场。在滇西大战中英勇抗争的中华儿女，正是这本书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的英灵在那里流连。“驱敌寇半壁江山囫囵挑，扫狼烟满地萧索春回照，泱泱大国升地表。”《西尾》这几句词，正是我希望表现的一种整体精神。我似乎在腾冲的山水间看见了。　　二十年后，我才完成这本书。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如果我能再做旅行，我会把又是火山又是热泉的自然环境融进去，把奇丽特异的民俗再多写些。也许那是太贪心了。完成的工作总会有遗憾的。　　仲德从来是我的第一读者，现在我怎样能把文稿交到他的手里呢？有那一段经历的人有些已谢世，堂姐冯钟芸永不能再为我看稿。存者也大都老迈，目力欠佳。我忽然悟到一个道理，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希望他们能够看明白，做书中人的朋友。当然，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能漂流多久。　　必须着重感谢的仍是责编杨柳，她不只是《野葫芦引》的责编，现在还是我其他作品的第一读者，不断给我有益的意见和帮助。如果没有她，还不知更有多少困难。　　《南渡记》脱稿在严冬。《东藏记》成书在酷暑。《西征记》今年夏天已经完成全貌，到现在也不知是第几遍文稿了。但仍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增添或减去。我太笨了，只能用这种滚雪球的方式。我有时下决心，再不想它了，但很快又冒出新的意思，刹不住车。这本书终于慢慢丰满光亮起来（相对它最初的面貌而言），成为现在的《西征记》。时为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冬至前二日。　　待到春天来临，我将转向“北归”。那又会是怎样的旅程？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