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在这场划时代的伟大斗争中，孙中山和黄兴是杰出的革命领导人，并称为“开国二杰”。孙中山最早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最早提出建立民主共和的主张，最早举起了革命的大旗，最早建立了推进革命的团体，最早发表了革命的理论，最早策动了反清武装革命，最先为振兴中国到处奔波，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驱和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可是，他自从1895年策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清政府的严令通缉。从此时起，他无法在国内立足，长期流亡于海外，直到武昌首义胜利两个多月后的1911年12月才得以回国。因此，国内各地的各种革命活动，自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起，主要是由黄兴主持。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黄兴为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呕心沥血，竭尽了全力。在开创中国民主共和新时代、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伟大事业中，黄兴立下了千古不朽的功勋。

萧致治编著的《黄兴》以翔实的史料介绍了黄兴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活动和在辛亥革命中建立的丰功伟绩。

《黄兴》是“辛亥著名人物传记丛书”之一，由萧致治编著。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廑午，又名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黄兴》以翔实的史料介绍了黄兴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活动和在辛亥革命中建立的丰功伟绩。黄兴1902年留学日本。1905年，与孙中山在日本发起创立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黄兴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对清军作战，后参与南北议和；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南京政府北迁后，任南京留守。1913年任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1914年赴美，积极策动讨伐袁世凯，与孙中山呼应。1916年，病逝于上海。本书将黄兴的革命行踪融入中国近代革命大潮中，再现了一个近代革命家的形象。正如毛泽东所言：“湖南出了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

引言

第一章 家世和早年生活

 一、华夏望族

 二、黄兴的家庭

 三、师从萧举人与周翰林

 四、肄业城南书院

第二章 就读湖北留学日本

 一、两湖书院的高才生

 二、渴求新知决志救亡

 三、赴日本考察学务

 四、人日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

 五、投身爱国运动

第三章 创建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

 一、明德学堂教员

 二、创建华兴会

 三、联络会党策划长沙起义

 四、功败垂成避难日本

第四章 孙黄合作建立中国同盟会

 一、同盟会成立前黄兴的组党活动

 二、孙黄合作建立中国同盟会

 三、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

第五章 武装反清斗争主帅

 一、统筹全国武装反清起义

 二、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

 三、指挥粤、桂、滇边地起义

 四、庚子广州新军起义

 五、开国大谋

 六、精心统筹黄花岗起义

第六章 在革命高潮中

 一、香港养伤策划暗杀

 二、风暴来临中的新筹划

 三、临危受命汉口督战

 四、尽心竭力保卫汉阳

第七章 筹建中央临时政府

 一、主持南北议和

 二、筹建南京临时政府

 三、主持陆军部、参谋部工作

第八章 从南京留守到“二次革命"

 一、临时政府北迁出任南京留守

 二、应邀北上商议要政

 三、为巩固民国需要建设一个极大政党

 四、荣归故里考察矿务

 五、支持国会选举宋教仁被刺

 六、采取多种措施穷究刺宋元凶

 七、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第九章 流亡日本远走美国

 一、辗转流亡暂居东京

 二、创办浩然庐与政法学校

 三、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四、离日赴美坚持反袁

第十章 回国讨袁病逝上海

 一、策划倒袁护国

 二、争取各种力量联合倒袁

 三、暂留日本决志讨袁到底

 四、围绕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的斗争

 五、回到上海继续为国事操劳

 六、病逝上海魂归岳麓山

黄兴年谱简编

三、联络会党策划长沙起义

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因为当权的统治者实行专制独裁，不给人民以任何民主权利，只有武装推翻专制统治，才能根本解决问题。黄兴亲眼见过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义的一再失败，深知只有依靠武力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中国才有出路。所以华兴会一成立，就把主要精力投入武装反清斗争，积极筹划长沙起义。

武装起义必须建立一支足资依靠的军事力量。军事队伍由何而来，黄兴认为一是通过做宣传和发动工作争取新军反正；再是联络会党。还在回国前夕，黄兴和刘揆一告别之际，刘揆一即对他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可，而要快速见效，则应当联络哥老会党。因为会党本来是为反清而结合的秘密团体，而且很讲义气。比如湖南会党戴某，违犯了会规，其首领马福益连夜开堂审理，判处戴某死刑。当马福益哭送他去河边执行死刑时，经过山隘狭窄地，死者犹回头对马福益说：“大哥走好，须防失足跌下坑去。”马福益哭不成声回应。从此可知，他们不肯枉法，视死如归，值得我们革命党人取法。黄兴表示赞许，并说，马福益曾经遭到抓捕，你曾报信，使他躲过一劫，联络起来一定较为方便，希望你能早日回国，以便共同进行。两人乃约定三个月之后在长沙相会。

黄兴考虑华兴会的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聚集着大量下层群众的会党不无隔阂。为了动员会党投入反清起义，乃与刘揆一等商议，另外设立同仇会，作为和会党联络的专门机构，由自己和刘揆一主持。仿照日本将、佐、尉的军事制度，把会党按军事编制加以组织，他自任大将，兼任同仇会会长；刘揆一任中将，负责陆军事务；马福益任少将，负责会党事务。

马福益（1866—1905年），原名福一，又名乾，原籍湖南湘潭南乡，世代佃农。其父大良因无法在家乡生活，由亲戚刘某介绍，租佃醴陵西乡瓦子坪傅姓地主之田，举家迁往醴陵。大良生有三子，福益居长，幼时曾读过几年书，能写普通书信及简短文稿。曾在水师飞翰营充火军头目，因事革退。他身材魁梧，富有胆略，性格明快，遇有邻里争端，处断公平，大家很尊敬他。那时马福益已加入哥老会，并且是会中头目，经常有人来马家投诉。福益忙于应接，荒废农事，引起其父不满。父亲乃分给他一些银两，要他带着妻子另谋安身之处。马福益于是迁居醴陵渌口，本人则到渌口对岸的湘潭雷打石（今属株洲）的石灰窑做工。这里盛产石灰石，窑厂很多，聚集的工人有千多人，大多数加人了哥老会。会众良莠不齐，常常扰乱地方治安。大窑主黄姓乃与各厂厂主商议，聘请马福益为总工头。渌口原是醴陵一个大市镇，盛行赌博。赌徒输光以后屡屡抢劫，严重影响地方治安。商民知道马福益为人正直，而且在会党中有很高地位，便由商会会长马某出面，请马福益协助维持。马福益于是宴请各会党首领，共同订出秘密条规，约定：1.赌博者不得做假及诈骗；2.不得行凶打架；3.遇有争端，必须由大家公平处理，不得徇私袒助；4.绝对禁止抢劫和诈骗，来市的人送给路费，令其他去；5.离市20里内不准盗窃；一次盗窃之后，不许再行居留。上述条规实行后，市面安然无事。由此，他的威信蒸蒸日上。于是开堂放标，招收党徒。渌口市民加入的很多。势力很快扩展到醴陵、湘潭、浏阳各县，以及江西、湖北等省。徒众发展到上万人之多。哥老会属于红帮，国内没有总机关，可以由各首领自行开堂放标，名称由各首领自定。1891年，马福益所开山名叫“昆仑山”，堂名“忠义堂”，香名“来如香”，水叫“去如水”。他自称四路总统，分派谢受祺、郭福、何士才、尹庆廷为东西南北四路头目。并且和贵州天地会首领袁坤山、广西天地会首领陆亚发取得联系，声势日益壮大。

1897年，马福益由两湖地区哥老会各山堂举为龙头。唐才常策动自立军起义，马福益原准备率部参加。起义未发动即遭残酷镇压，更加坚定了马福益的反清决心。由于受到自立军牵连，清政府下令逮捕马福益。事为刘揆一得知。刘设法找到了马福益，密告一切，嘱咐他快快远避。马福益感谢刘的救命之恩，称刘揆一为“恩哥”。刘揆一因此与马氏结识，并成为后来华兴会联合哥老会的契机。马福益告诉刘揆一：“我在谭家山煤矿当工头，恩兄今后有什么事要办，只管吩咐。我的联络暗号是三个马字垒在一起。并在手掌心画了一个“螽”字，“若有此暗号的，便是我的亲笔信函。”从此，两个人各奔东西，一别就是四年。华兴会成立后，黄兴与刘揆一马上把联络马福益的工作提上日程。

为了把事情办得稳妥一些，刘揆一先派其胞弟刘道一偕同哥老会会员万武前往联络，然后才一同前去密商联合大计。马福益见到刘道一后表示：“如果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无不唯命是听。”经过商定，1904年初春的一个雪夜，黄兴、刘揆一穿着短衣钉鞋，头戴斗笠，乘雪夜从湘潭步行30里，到达湘潭南面的茶园铺谭家山煤矿的一个岩洞中，与马福益举行了秘密会谈。在岩洞里，三人席地而坐，面对熊熊柴火，各人畅谈了自己的抱负，共商光复大计。决计以当年十月初十（公历11月16日）西太后70岁生日那天，利用全省大吏在长沙皇殿为西太后祝寿的机会，预埋炸药于拜垫下面，炸毙省里大官，乘机起义。长沙省城以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哥老会兄弟为辅。外地分为五路响应，哥老会兄弟充队伍，军学界人作指挥。马福益确定：拟派会党中的谢寿祺、郭义庭组织浏阳、醴陵的队伍；申兰生、黄人哲组合衡阳队伍；游德胜、胡友堂组合常德队伍；萧桂生、王玉棠组合岳州队伍；邓彰楚、谭菊生组合宝庆（今邵阳）队伍，静候华兴会派遣指挥与监军。会议还商定黄兴担任主帅，刘揆一与马福益分任正副总指挥。这天晚上，周围的山路都派有会党防守，因此三人可以敞开胸怀，畅所欲言。马福益还命令党徒在岩阿雪地挖了一个土坑，把几只鸡埋在里面，用柴火煨烹，香味异于平常。三人因得边吃边饮，畅谈到天明。黄兴的归途诗中，有“结义赁杯酒，驱胡等割鸡”句，就是当夜实情的反映。这次会晤的最大成果是商定了起义规划，确定了华兴会与会党结合，把起义正式付之实行。

起义计划商定之后，黄兴考虑到本省的部署虽有了头绪，联络外省响应的工作，必须抓紧进行，于是即日启动了外省的联络工作。首先，他派遣宋教仁、胡瑛赴湖北开展宣传联络活动，在武昌设立支部，得到湖北革命志士的积极支持。（7月，黄兴从上海回长沙路过武汉，刚成立的武昌科学补习所同志开会欢迎，当场约定起义由湖南发动，湖北立即响应。推定曹亚伯担任两省之间的联络员。）其次，设立爱国协会于上海，负责江苏、浙江等地的联络策应工作，由杨笃生、章士钊担任正副会长。蔡元培、陈独秀、蔡锷等均先后在上海人会。7月，黄兴又亲赴上海，和他们进行具体协商。那时在浙江联络会已有头绪的陶成章，也闻讯赶来和黄兴、蔡元培等协定，联合进行。再次，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也于1904年4月组织了新华会，作为联络机构，准备随时响应。会议由仇鳌、罗杰等发启，覃振、刘道一、田桐等均是会员。最后，黄兴还派遣陈天华、姚宏业、曹亚伯等去江西游说防营统领廖名缙；派周维桢、张荣楣去四川，争取会党，共谋起义；推荐会党里熟悉军务的刘月升、韩飞等共数百人，陆续加入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军队，以备随时策应。

省内各地的联络工作也逐步展开。1904年5月，在长沙伍家井创办了东文讲习所，以教授日文为名，培训革命党人；又在长沙东街设立作民译社，名义上是翻译新书，实际上是个宣传联络机关；黄兴还经常出入明德学堂理化实验室，秘密试制炸弹。刘揆一应聘赴醴陵渌江学堂任校长，以便联络会党与湘赣军队。

当时经费特别困难。但是，联络会党、运动新军，购买枪支弹药，无不急需用钱。钱从何来，黄兴想不出其他办法，决心毁家救国。他出卖了可收300石租谷的田产，充作活动经费。副会长刘揆一也变卖了部分产业，向别人借了些钱，凑了将近4000两银子，柳大任、彭渊恂、陆鸿逵也各捐了一部分钱，共筹得银子14000多两，供各种费用开支。黄兴又向龙璋、杨笃生等人筹得23000余两银子，用来购买枪械，利用龙璋创办的两艘江轮，作为运械之用。在长沙南阳街经营图书仪器和印刷业务的张斗枢，是一个热心赞助革命的志士，先后捐助了万多银元。他们为了救国救民，不惜倾家荡产，这种一心为国的爱国精神，实在可敬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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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百年前，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黑暗统治的时代，爆发了一场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革命，这就是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比较完全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同时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步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八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十年后，中国共产党诞生。辛亥革命开启的革新开放之门，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功绩和伟大意义。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开启思想闸门、传播先进思想、点燃革命火种、推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站在时代前列，为追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向反动势力宣战；他们不惜流血牺牲，站在斗争一线浴血奋战：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愈挫愈奋，在失败中不断汲取和凝聚新的力量：他们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不断修正前进的方向和斗争的目标。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革命先驱和仁人志士，才有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也才有了以此为开端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不断发展和最终胜利。当然，我们在分析评价历史人物时，既要看到他们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性，又要看到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客观条件影响而具有的局限性与片面性，这是我们在看待历史人物时应当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就是既不文过饰非，也不苛求前人。

几十年来，关于辛亥革命及其重要人物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也陆续出版了大量的图书、画册等，但仍然不十分系统和完整，有些出版物受到时代因素和其它客观条件的影响，难免有失偏颇和疏漏。在即将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刻，团结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本套《辛亥著名人物传记丛书》，并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这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的重视。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既可以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工作起到重要的填补空白和补充资料的作用，同时也是对立下丰功伟绩的仁人志士的纪念与缅怀。

为了保证本套丛书的编辑质量。编辑委员会在民革中央的领导下，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组织工作，特别是邀请了著名专家金冲及先生、章开沅先生、李文海先生担任顾问，；他们在百忙之中分别对本套丛书的编辑思想、人物范围、框架体例、写作要求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成为本套丛书能够高质量出版的重要保证。此外，参与本套丛书写作的。都是在近代历史和人物的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既有对辛亥革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功底，又有较丰富的写作经验和较高的文字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本套丛书的出版。会对推动辛亥革命及其重要人物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起到重要作用，对弘扬爱国主义，提高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积极的影响。

周铁

2011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