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监视、告密、出卖、背叛、审判、囚禁、信仰、坚守、勇气、释放、抗争、逃亡,而后刻意隐藏、遗忘的故事。
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该“让睡着的狗继续躺着”,还是要“打开潘多拉魔盒”?遮蔽几十年的秘密警察幽灵档案一朝揭开,呈现出一个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的真实案例。卡蒂·马顿所著的《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是一个重新“发现”自己父母的历史的过程,更是那个阴暗、恐怖国家沉重如山的历史。
秘密警察监视、迫害作者的父母,但她既怨恨、谴责,却又真心感谢秘密警察,因为是他们所记录的巨细靡遗的档案让她看见了父母刻意隐藏的历史。有时候,真实的历史,比故事、小说更为诡异、荒诞,也更感人。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14)——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是通过冷战时期匈牙利秘密警察长达20年的档案,所揭开的一部隐藏的家庭历史和时代侧记。
作者卡蒂·马顿的父母原是匈牙利著名记者,他们的报道是西方了解匈牙利的重要信息来源。因此他们被视为“人民的敌人”,长期受秘密警察的监控,终因“叛国”和“间谍”罪而先后入狱。一家移居美国后,匈牙利政府却叉试图招募他们成为间谍,而美国也对他们进行了几年的监控。书中不只还原了马顿夫妇被告密者包围的经历和遭遇,也展现了他们情感和内心的矛盾——夫妻之间相互的感情背叛与灾难中的支撑,父母子女之间的爱与亲情,人性的坚强与软弱,从而使得这本书更为丰富、复杂,具有血肉。
“恐惧、屈辱、压抑和绝望,这样的苦难让熬过来的和还未熬过来的人们都更加期待一个能让所有人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世界,也更加期待一种人与人能够彼此信任,而不是相互背叛、出卖的生存方式。这种期待中包含着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布达佩斯往事》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传递了这样的希望讯息。”
小孩不可能完全认识父母。父母在我们幼童眼中恰似庞然大物,之后慢慢缩水,到了我们青春期和成年初期,往往变得讨厌,最终又作为凡人出现。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却在父母去世后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打破了这一正常顺序。成千上万页的文件,记载了对父母的监视、逮捕和审讯,以及对他们幸存的朋友的调查讯问。它们揭示出,父母的错综复杂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获得一个进入父母的宝贵窗口,竟归功于20世纪最残忍的机构——匈牙利秘密警察。我不是说我得感谢秘密警察——他们盘剥父亲直达他情感的核心,逼迫他透露对母亲的真心感受。然而,档案将当初的情景保存得那么翔真、那么生动,以致没有一种回忆或日记可以与之相比。
我记得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喜欢抽烟斗,在各种场合都显得超然自逸,游刃有余。但在事实上,他有时又会不顾一切。表面上,他冷眼旁观,超脱矜持,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喜欢说:“对我来说,事情发生得很自然,朋友、工作和机会,全都是自己找上了我。我在生活中,从不需要作出特别的努力。”)装扮成随遇而安是保护自己的精神疗法;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也许就真的不在乎了。
父亲在奥匈帝国的末期出生。其时,弗兰茨·约瑟夫仍是让人宽慰的皇帝,他红彤彤的脸颊上蓄有庞大的腮须。在布达佩斯的黄金时代,我的祖父母发达起来。那是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自由价值和包容精神相对流行,犹太人能获得全部权利——至少在书面上是如此规定的。祖父母并不隐瞒自己的犹太出身(像许多人一样,他们只是在20世纪初将自己的德国名字匈牙利化了。他们觉得,当了匈牙利人就该有匈牙利的名字),但不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在温泉和滑雪胜地都能感到舒适自在,但最喜爱的还是多瑙河旁的布达佩斯。这座城市的繁荣,与他们的财富、地位和安全紧密相连。他们的布达佩斯是奥匈帝国第二大城——仅次于维也纳,洋溢着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气氛,也同样拥有巴黎的宏大抱负。对我父母和祖父母来说,威尼斯——还有其壮观的宾馆——是西方文明的最高荣耀。前不久,奥匈帝国的军队没经太多战斗就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名叫波斯尼亚,但是其首府萨拉热窝大街上的一声枪响,将改变历史的进程和我家的传奇故事。
父亲身处20世纪,但他却被遵照19世纪的方式抚养长大,犹如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族的衰落》中的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把该作品中的舒适世界和相关礼仪打得粉碎。等到父亲成年,海军总司令霍尔蒂·米克洛什的铁腕政权正在收缩已被同化的犹太人的机会。对将临的狂热乌托邦年代,父亲毫无准备。
父亲的老朋友和旧日的击剑伙伴佐德·费伦茨(Ferenc Zold),六十年后还能清晰记得:“他的容貌、仪态、性格以及广泛的兴趣,使他获得周遭他人的尊敬。在击剑俱乐部里,我们都叫他‘我的勋爵’,因为他如此强烈地推崇英国。你父亲的亲英,属于那种理想化但已不切实际的版本。大家接受他的这一倾向,并为此而迁就他。他在自己投入的一切领域——学习外语、博士研究、剑术等——都好胜要强。他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一向乐于助人。我记得,我们要给在欧洲击剑运动会上遇到的女孩子写情书,就要麻烦到他,他可随意运用三种语言。至于他自己的恋情,你父亲却又相当谨慎。”
我现在知道,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自傲几达傲慢的地步。他是个专注而忠诚的丈夫和父亲,却不大愿表露自己的情感。他的犹太出身使他在自己的祖国遍遭歧视,但他又是个满腔热忱的爱国者。父亲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译成匈牙利文后变得更美。他十八岁时响应征兵号召,尽管体格健壮,又是击剑比赛的获奖者,却由于犹太出身而被认为“不适合”。父亲心怀抱负,颇为聪慧,严于律己,又仪表堂堂。相貌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是非常重要的,生死存亡就取决于你是否长得符合规范。他生来勇敢,执意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敏捷,在高山滑雪和击剑的比赛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此骄傲的男人,却要时时面对社会的回避和歧视,这一定造就了很多强忍的愤怒。我还不能完全诠释父亲对勉强继承下的犹太出身的复杂心态,更弄不懂他偶尔作出的鲁莽的冒险,有时还会陷家人于危险之中——正如秘密警察档案所显示的。
P10-13
送给我的中国读者
我的回忆录译成中文,在一个引起我独特共鸣的国家中与读者见面,这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73年秋天。其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华拍摄费城交响乐团访华纪录片,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中之间第一次重大的文化交流。这次历史性的访问,让有幸躬逢其盛的我们大开眼界,认知大为改观。当然,那时的中国是个完全不同的国度,美中人民的相互隔绝已有二十多年。我观察(并拍摄)到,在共通的音乐语言面前,我们之间的差异——语言、文化、政治和地理——几天之内就涣然冰释了。美国的音乐家和三名新闻人,中国东道主,以及每晚来聆听贝多芬、莫扎特和海顿的美妙乐声的数百名中国观众,即使没有言语往来,也已获得了大量沟通。很简单,在被迫的多年隔绝之后,双方都燃起了重新交往的热望。这一次旅行从来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也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我当即就下定决心,当一名驻外记者:从摄像机的背后,来观看尽可能多的世界;在人类大家庭的遥远成员中,交上尽可能多的朋友。我还承诺有朝一日会回来,对中国作进一步的探索。
我在1999年兑现了这一承诺,陪伴丈夫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对中国作正式访问。理查德在自己外交生涯的初期就有改善美中关系的激情,从1970年代起,又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和解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我丈夫一起走进中国的外交部大楼,是另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许多高级官员从办公室里涌出,口中高叫“迪克!”(他的昵称),与他拥抱相贺,像大学同学重聚时一样。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人与我丈夫一起,努力克服历史和政治上的分歧,使美中人民走得更近。这一次,他们又有机会在一起并肩工作,为此而感到兴奋。理查德一直对外交事务情有独钟——在特定时间内与一名对手折冲樽俎——尤其是美中外交,他对中国怀有深深的依恋。
我眼前的一大喜悦是,随着我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我似乎又重新回到中国。这虽是我自己的故事,但也是经历过冷战特定时期的数十万人的普遍遭遇,前车之鉴,值得铭记。
我的童年结束于六岁,其时,匈牙利秘密警察将我父母从我身边夺走(这是孩子的直观感受)。那是1950年代,冷战冻结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个人和家庭——父母和我——都变得微不足道。我将近两年看不到父亲,整整一年看不到母亲——非常漫长的一年。他们被指控和定罪为美国间谍,关在看守最严密的监狱中,无法看到彼此和他们的女儿。他们的真正“罪行”,其实不是偷窃情报,而是做了尽职的好记者——诚实无畏地报道日常发生的真实事件。当时有太多的坏消息——政治和经济上的肆意迫害——父母被认作危险分子,即国家的敌人。然而,他们是骄傲的匈牙利人,热爱自己的祖国,从来没有想去他国避难。(父亲认为,以匈牙利语来上演莎士比亚戏剧,会更精彩!)他们还坚信,如果害怕人民的不同意见,如果视异议为犯罪行为,如果将不赞同高官的人打入监狱,一个国家就不能自称是伟大的。
《布达佩斯往事》涉及国家发起的残酷。为了征服我父母,匈牙利当局故意封锁他们两名幼女的任何信息(父母被捕前不久,祖父母突然获得去澳大利亚与我叔叔团聚的移民许可,从而确保我们姐妹孤苦伶仃)。甚至在监狱里,父母都无法享有内心深处的思维或情感。父亲的牢房难友/告密者汇报:“[马顿]说他已不抱希望,他对孩子们的处境一无所知……在审判时,他将使用最后的发言机会来保护妻子,希望给她的案件提供转机。对自己的案件,他则不存丁点的奢望。”
当我父母在十年前先后去世时,强加于我们过往经历的禁忌终于解除。我回到自己的故国,直奔那个黑暗时代的心脏——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所找到的监视记录触目惊心,几近全方位,这促使了这本回忆录的问世。我父母不会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袒露了他们最为隐私的秘密。但这是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在收集不利于我父母的证据,而我是在寻找真相。在这过程中,我翻译了数千页监视记录:当父母以为自己“自由自在”时,他们的每一通电话和信件,其实都在受严密的监视。我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真正认识了父母:不再是我儿时推崇的高大人物,而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既有缺点又有失败——犹如我们每一个人。我现在觉得,自己离他们更近了。例如我了解到,超脱、矜持、不动声色的父亲,其实是非常关爱自己女儿的——在开学的第一天,他因为不知道我们能否上学,而在牢房中向隅而泣。事实上,我曾考虑过将此书献给匈牙利秘密警察,以感谢他们巨细无遗的监视,让我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父母。理查德提出明智的反对,他担心有些读者可能会误读其中的讽刺。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我们姐妹与雇来照看我们的陌生人同住,没人提及我们的父母,好像他们从人间蒸发了。小孩子是富有韧性的生物,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爱,我就在那两年中转向了宗教。一名天主教修女,当时只能被叫作“阿姨”,不得穿修女袍、戴十字架,却向我传授了教义问答,以及对圣母马利亚的祷告。我一整天咕哝这样的祷告,希望受到不公正囚禁的犯人(如此之多!)能得到佑护。等到父母终于出狱,我反而有点失望,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我的祷告表示感谢。一旦我们抵达美国,当地人星期日都去教堂,宗教失去禁果的魅力,我也就变得兴趣索然。
尽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家有机会在美国开创新生活——但幼时被迫与父母分离,却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讨厌例行的告别,无法克服自己取悦于他人的难民心态,亟欲证明自己无愧于美国的热情好客。流亡不是自然状态,孩子应在自己的国家长大;周遭的人不但知道如何叫出小孩的名字,而且熟悉小孩的家族轶事。
众多的秘密在读者面前暴露无遗,对此,父母可能不尽满意;但我认为,他们最终还是会准许的。在《布达佩斯往事》中,父母是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试验中的英勇幸存者。写出他们的故事,又让中国读者获悉这一切,我希望为确保那些黑暗日子的一去不复返,略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卡蒂·马顿
美国纽约,2015年8月15日
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出卖朋友,充当秘密警察的走狗和帮凶。但是,《布达佩斯往事》所展现的人性图景并不是悲观绝望、犬儒主义的。它让我们既看到人性中的阴暗部分,也看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既看到极权环境力量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也看到不向它屈服的可能和抵抗它的希望。正因为这种环境力量十分强大,不向它屈服的人和对它进行抵抗的行为才更加难能可贵,也形成了一种与一般意义不同的勇敢。这种勇敢可能与理想化、浪漫化的“无畏无惧”相去甚远,它不是从来不曾软弱,不是从来不曾因迷茫而失去清醒的判断,也不是从来没有逃避的意愿和幻想,而是在几乎所有人都当告密者的时候,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这正是卡蒂在阅读她父母档案中在他们身上了解到的那种勇敢。
——徐贲[作家、媒体人]
众多的秘密在读者面前暴露无遗,对此,父母可能不尽满意;但我认为,他们最终还是会准许的。在《布达佩斯往事》中,父母是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试验中的英勇幸存者。写出他们的故事,又让中国读者获悉这一切,我希望为确保那些黑暗日子的一去不复返,略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卡蒂·马顿
这本书很有力量,绝对吸引人……《布达佩斯往事》具有最好的侦探小说所有的磁性和兴奋点。如果它真是小说的话,那么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纽约时报书评》
马顿的故事,是一个有关勇敢、痛苦、幸存和澄清的故事。她采用一种直接、清晰的散文风格,细致表现了极权国家中人的生存状况的一个真实案例,以及如何从中逃离出来。……这是个凄惨的故事,马顿讲述得非常精彩!
——《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