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发明之一，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是目前唯一能够对各国的经济健康与否进行衡量的最科学的工具。为什么GDP可以决定我们的薪水、学费及物价水平的调整？为什么GDP能与人们的生活有如此密切的关系？身兼记者及科普作家的Ehsan Masood将在由伊桑·马苏德所著的《GDP简史》叙述这一伟大发明的故事，从访谈到第一手报道，从华盛顿的国会山庄到伦敦白厅，从剑桥的理论到全球的广泛运用，看GDP如何将世界从过去带向未来……

由伊桑·马苏德所著的《GDP简史》一书同时涉及经济学、历史、政治以及科学等领域的知识，但是总体而言它并不属于历史或科学著作，也不属于宏观经济学课本。关于GDP是什么以及其组成部分有很多更合理的论述。很多关于经济学与环境的研究也更全面——本书的注释部分提及了很多这类研究。《GDP简史》则属于叙事性著作，只不过其大部分内容是基于有时候被忽略的原始资料，也有大量的访谈结果。这些访谈都是在作者担任科学与政策边界记者期间完成的，长达20多年。

前言

序

引言 伟大发明

第1章 ＧＤＰ及其缺憾

第2章 关于公式的博弈

第3章 剑桥制造

第4章 卡拉奇经济奇迹

第5章 才华横溢的斯特朗先生

第6章 “和ＧＤＰ一样庸俗”

第7章 弘扬不丹理念

第8章 33万亿美元的提出者主流经济学家和生态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往往在于他们对待同一问题的不同方式。主流经济学家想搞清楚经济发展过程，对公共政第9章 斯特恩的功课

第10章 “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想法更加破坏民主”

后记 未竟事业

尾声

致谢

所有报纸杂志编辑都有一套“黄金法则”。这些法则旨在赋予出版物特色，反映它们自身的价值以及读者的价值。就科研行业出版物而言，其中一条法则是不能用“外国人”这个词来描述不属于工作地国民的人。这样做看似没道理，因为研究属于流动行业，绝大多数人在职业生涯某个时期很可能都远在异国他乡工作。每个人在人生中某个时刻都扮演着外国人的角色。

另外一条黄金法则是帮助读者理解官方报告和新闻发布会当中的企业术语。这往往是由写作当中的偷懒造成的。不过，有些词也可以刻意用来表达受到条条框框限制的想法。举个例子，编辑在文章中用到“投资”这个词时往往需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涉及报道政府制订的新出资计划时。

这方面问题看似无关紧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谨慎，因为政府非常喜欢用“投资”这个词，但事实上它们有时候是想表达“出资”的意思，而这两个词的意思并不一样。

投资更多时候和企业相关(从GDP公式中可以看出)。企业投资的目的是获得回报，它们希望通过投资赚更多钱。而政府“出资”则是为了保护国民，为他们提供发展机会。政府出资改善医院、重铺路面或建立新的大学实验室时，并不是在投资，因为它们并不指望得到金钱回报。政府出资是为了履行承诺，保护选举它们当政并用辛苦赚得的钱交税的国民。

政府属于出资，企业属于投资。我大体上是这么认为的。

2013年4月，我在写这本书时，从《金融时报》的头条新闻中认识到自己犯了很大错误。那天，我第一次发现政府把科学支出称为“投资”确实有一定根据。我还认识到自己看到的那条新闻将会对GDP的构成以及持续的改革举措产生深远影响。

我第一次认识到改变GDP事实上是有可能的。《金融时报》的那篇报道刊登在晨报内页上，标题非常简单：“数据移位导致美国经济增长了3％”。《金融时报》对公众宣称，美国经济规模差不多在一夜之间出现了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GDP的计算方法发生了变化。

该变化涉及晦涩难懂的会计窍门，即将GDP表格当中的科学支出所在栏目换个位置。在这之前，企业与政府的一切科学支出都被看作是出资，没有财政收益预期，就像政府出资修建医院和学校一样。但是现在，按照《金融时报》那篇文章的说法，科学支出将被归属到“投资”专栏。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信仰，那就是科学支出能赚钱：一些经济学家和为数较多的政治家越来越多这样认为。企业的科学支出显然能赚钱，富有国家的科学支出多半依靠企业。但是，关于这一点存在很大争议。

GDP计算方法的改变对拥有大笔科学预算和大型跨国公司的国家更有利。比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按照新的计算方法，它们的GDP会增加l％～3％。但研究经费从紧而且跨国企业屈指可数(多半个世界的国家都是如此)的国家则没能实现GDP的增长。

P(219-221)

这是属于人类共同的遗产。原始文件如今在你手上。它们一旦遭到破坏或丢失，就不可能被替换，从而导致一段历史成为佚史。

——华盛顿DC国家档案馆研究室内公告

2014年晚春，华盛顿。再过几天就是国家樱花节了。我站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办公室外面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当时正刮着风。如此庞大的科林斯柱式高楼里就存放着美国建国时期的文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前来这里，就为瞥上一眼《独立宣言》和《葛底斯堡演说》。

我在创作、调研本书的过程中，也对浏览手稿产生了浓厚兴趣。不过，我主要是想寻找不太著名但的确被遗忘的一段美国历史。之所以说“遗忘”，是因为早在几个月前我就曾咨询过伦敦方面，档案管理员告诉我，他们也不敢确定我找寻的文件是否还存在。

此处谈论的文件首次全方位概括了美国的国民收入，名为《国民收入，1929—32》。1933年，该文件受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委托起草，于1934年1月底发表。这项任务交由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完成，他是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名叫西蒙·库兹涅茨。西蒙·库兹涅茨将余生都投入到了《国民收入》的创作中。然而，这项任务最终也导致他疏远了后来的美国政府，并成为自身工作成就的局外人，尽管他后来成功获得了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而设立的经济学瑞典中央银行奖——这一奖项通常被称之为经济学诺贝尔奖。

网上有库兹涅茨文件的很多复印件，不过我想看看原件。

国家档案馆楼前有名保安跟我打了个招呼。“你好，我来自伦敦，是专程来观摩初版的美国《国民收入》的。”我跟他说这话时略带迟疑。他瞥了一眼我的包，挥手示意我去接待室。接待室内很宽敞，只是采光不是很好。我站在桌子旁边等着，跟前是另外两名保安。

我向那两名保安重复了请求。他们给楼里不同部门的员工打了几通电话后，让我去找另一名保安。我正在琢磨他们到底会不会放我进去时，只听到那名保安大声说：“腰带。”于是，我便提心吊胆地解开腰带。就见那名保安微笑着，示意我将外套和笔记本电脑放在一条狭窄的传送带上。经过安检后，我便开始往里走。

过了安检后，我穿过好几扇巨大的金属双开门，然后乘坐电梯上了5楼的研究室，迫不及待地想在档案盒里找到库兹涅茨的原始文件。

因年久略微泛黄的纸上隔行打着长达6页的概述，字体是那个年代熟悉的通讯员字体。档案盒里还存放着参议员罗伯特·拉弗莱特(当时是罗伯特委办的那份文件)办公室的便函，以及各组织机构向该文件发行商索要复印件的信件。

结果原始文件丢了，至今没有人知道它的去向。

所有报纸杂志编辑都有一套“黄金法则”。这些法则旨在赋予出版物特色，反映它们自身的价值以及读者的价值。就科研行业出版物而言，其中一条法则是不能用“外国人”这个词来描述不属于工作地国民的人。这样做看似没道理，因为研究属于流动行业，绝大多数人在职业生涯某个时期很可能都远在异国他乡工作。每个人在人生中某个时刻都扮演着外国人的角色。

另外一条黄金法则是帮助读者理解官方报告和新闻发布会当中的企业术语。这往往是由写作当中的偷懒造成的。不过，有些词也可以刻意用来表达受到条条框框限制的想法。举个例子，编辑在文章中用到“投资”这个词时往往需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涉及报道政府制订的新出资计划时。

这方面问题看似无关紧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谨慎，因为政府非常喜欢用“投资”这个词，但事实上它们有时候是想表达“出资”的意思，而这两个词的意思并不一样。

投资更多时候和企业相关(从GDP公式中可以看出)。企业投资的目的是获得回报，它们希望通过投资赚更多钱。而政府“出资”则是为了保护国民，为他们提供发展机会。政府出资改善医院、重铺路面或建立新的大学实验室时，并不是在投资，因为它们并不指望得到金钱回报。政府出资是为了履行承诺，保护选举它们当政并用辛苦赚得的钱交税的国民。

政府属于出资，企业属于投资。我大体上是这么认为的。

2013年4月，我在写这本书时，从《金融时报》的头条新闻中认识到自己犯了很大错误。那天，我第一次发现政府把科学支出称为“投资”确实有一定根据。我还认识到自己看到的那条新闻将会对GDP的构成以及持续的改革举措产生深远影响。

我第一次认识到改变GDP事实上是有可能的。《金融时报》的那篇报道刊登在晨报内页上，标题非常简单：“数据移位导致美国经济增长了3％”。《金融时报》对公众宣称，美国经济规模差不多在一夜之间出现了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GDP的计算方法发生了变化。

该变化涉及晦涩难懂的会计窍门，即将GDP表格当中的科学支出所在栏目换个位置。在这之前，企业与政府的一切科学支出都被看作是出资，没有财政收益预期，就像政府出资修建医院和学校一样。但是现在，按照《金融时报》那篇文章的说法，科学支出将被归属到“投资”专栏。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信仰，那就是科学支出能赚钱：一些经济学家和为数较多的政治家越来越多这样认为。企业的科学支出显然能赚钱，富有国家的科学支出多半依靠企业。但是，关于这一点存在很大争议。

GDP计算方法的改变对拥有大笔科学预算和大型跨国公司的国家更有利。比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按照新的计算方法，它们的GDP会增加l％～3％。但研究经费从紧而且跨国企业屈指可数(多半个世界的国家都是如此)的国家则没能实现GDP的增长。

……

第二大教训便是认识到要想调整GDP，需要发起人士改变方法。目前，或许大多数环保人士都非常支持在GDP中囊括一系列指标，包括环境、健康与福祉。他们仍然反对用单一指标代表GDP，因此无法有效落实自己坚决反对的体系。当然，他们持有异议是对的，但是或许也该考虑其中的原因，即为什么自己支持制定的这么多环保政策事实上影响力非常小。其中一个原因便是GDP占据的优势。假如这些人想把全世界推上环保道路，就需要像对待气候变化那样积极参与GDP的各种进程。

最后一条教训是，GDP的调整不能忽略强国的利益，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将近50年前，英国经济学家达德利·西尔斯(和其他人)指出，衡量体系能够很好地反映设计者的动机以及衡量对象的情况，他们这样说非常正确。

我们来回顾一下最初提出的问题，即GDP为什么会成为主流理论。西尔斯告诉我们，这是因为GDP在提出之初主要考虑了富有国家的利益。二战结束后，经合组织先驱提出了GDP这一核算体系，为的就是让富有国家放心，它们根据马歇尔计划提供给其他国家的援助并非浪费，而是有助于那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西尔斯和哈克都明白，GDP从根本上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考虑，欠发达国家则别无选择，只能采用该体系。

这就是为什么在调整GDP之前必须考虑保护其创始国的利益。首先，这就意味着任何调整都不能导致经济出现下滑；有关增长的任何调整都不允许导致经济大国衰退。数据质量是否糟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允许GDP的改变导致它们的地位下滑。

或许哈克在制定人类发展指数时犯下的最大错误，便是导致美国在人类发展指数排行榜上的排名下滑。后来他很快意识到了这一失误，并进行了纠正，尽管当时已经带来了损失。哈克竭力想保护指数制定小组不受各国政府的干扰，尤其是美国政府，但是仍在付出很大代价后才勉强成功。美国政府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他，因为是他导致美国在第一批人类发展指数排行榜上的位置靠后，并因此蒙羞。

自相矛盾的是，自那时起，很多新出现的替代核算体系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如果说为环境或生活质量估价意味着富有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下降，那么这些国家是不会允许这样的改变发生的。

哈克的接班人可不能再犯类似错误了。

引人入胜。与是否应该将国民幸福引入经济决策之中一样，是否应该以一种新的更好的指数取代GDP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马苏德在本书中就以一种发人深省的方式提出了一系列相关问题。这对当今的各个领域都非常需要，而不仅限于经济界。

——《福布斯》

马苏德认为GDP是一种发达国家强加于新兴国家的货物清单。他认为这是有缺陷的，因为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无法反映社会福利与不平等。除此之外，令马苏德感到不安的还包括GDP没有考虑到环境损害——有时是增长的附属品。马苏德的许多批评是有价值的，他也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替代性指数。马苏德提倡革命性的变革。

——《华尔街日报》

读过本书之后，你再也不会认真看待GDP了。

——《悉尼先驱晨报》

马苏德概括了几十年来所有关于GDP的挑战，及其所造就的制度与人类的传奇故事。

——《自然》

马苏德以其生动的文字指出，GDP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忽视了志愿服务、家务、环境恶化、工作满意度和收入不平等因素。

——《出版商周刊》

马苏德这本可读性极高的著作充分揭示了GDP的是是非非。

——《科学》

这部重要且耐人寻味的著作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会陷入ＧＤＰ的困境，并揭示了发展替代性指数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将帮助我们减少不平等并应对气候变化。

——KateE.Pickett，博士，约克大学流行病学教授，The Spirit Level：Why Equality are Better for Everyone的合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