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长
太阳高高地悬在天心，像一炉熔化了的钢水，发射出炙人的高热。阳光洒在美丽的漓江面上，江水闪烁着万道金光，静静地向前流动。
这天，是阴历的六月十五。按照当地的习俗，每逢二、五、八日成圩，人们正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向着漓江北岸的一个圩镇走去。高低不平的石道上，崎岖难行的山径上，沿江的黄沙小路上，江边的沙滩上，到处是人们行进的行列。赶圩的人，有的挑着箩筐，里面放着土特产和瓶瓶罐罐，准备卖了土特产，买回一些油、盐、酱、醋之类的调味品；有的手里提着各种颜色的小布兜，准备买一些牙刷、针、线、电池之类的日用品。许多妇女，用一条条绣着精致图案的宽大背带，把孩子背在背上，尽管肩上还挑着箩筐，也走得快步如飞。孩子睡着了，小脑袋歪向一边，流着口水，妈妈也不去理他。因为太阳很猛，好多人都举着当地出产的、涂绘着色彩鲜艳图案的油纸伞。远远望去，人群中五光十色，很是好看。山乡里，显示着沸腾的生活景象。
圩场在镇子中间的大街上。两座险峻的石山，一南一北地屹立在镇子的前后。南边的一座，紧紧地靠着江边，它那宏伟的身躯像一个巨人一样，弯着身子，插入江心。就在这座山的下面，碧蓝深邃的水面上，渡船来来往往，从南岸过江的人，走下渡船，沿着青石阶梯：通过一个幽雅的凉亭，再向前走几十步，转个弯，进入一座小圆门，就是圩场了。
人们一进小圆门，大都要停下脚步，抬起头，踮起脚尖，不知张望着什么；前面的人没走，后面的人又上来了，于是，畅通的街道给堵塞了。
原来前面是一座古庙。庙门顶上，有着已经褪了色的、斑驳点点的三个大字：“天后宫”。大门和墙壁上的颜色不知经过多少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剥落将尽了，留下一片紫一片红的碎块。年纪大一点的人，长年从这里经过，曾经千百次地看见过它，现在令人觉着新奇的是：在天后官的门口，多了一块崭新的、油得耀眼的黄木板，上面用鲜红的颜色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第二区人民政府”。人们一面张望一面惊异地说：“上个圩还没有哩！”“是刚刚挂上的！”“真神气！”消息灵通的小伙子，用着得意的神情，向人们传播着：“听说来了个新区长啦！”
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黄木板上时，也就很自然地会发现：木板旁边的石狮子门枕上，坐着一个人，他二十三四岁，身材高大，穿一身带有油污的灰制服，抱一支三八式大枪，精神饱满地在吸着旱烟。随着人们的注目，他也不住地仰着头，睁大双眼，满意地看着面前的人群，间或看看木板，现出一种喜形于色的自豪感来。他对这块因新任区长的到来才挂起的木板招牌，也同别人一样感兴趣。不同的是，他比赶圩的人心里更愉快，因为只有他才清楚：这块木板招牌，标志着二区的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由于新任区长的到来，区政府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不是吗？要不是新区长来，他，一个整日钻在厨房里的饮事员，有什么资格拿起枪来呢？一想到这里，他就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忙收起烟袋，郑重其事地拿好大枪，摆好姿势，像一个解放军那样守卫着区人民政府。他很想把自己的心情，向着议论纷纷的人们叙说一番，但，他想起了，区长曾经向他讲过，一个革命战士，要懂得保密的道理。于是，他警惕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双目炯炯有神地巡视着四方。
P1－2
刘玉峰和他的《山村复仇记》
甘老广
1929年1月1日，刘玉峰出生于河南省上蔡县一个偏僻贫瘠的村庄。童年时代，饱受水、旱、蝗、汤（汤恩伯兵灾）四大灾害之苦，从小便深刻体验到中国老百姓生活的艰辛。他读小学时已酷爱文学。12岁那年麦收季节，父亲叫他看场。有一天他躲进磨房，抱着鲁迅的《呐喊》看得入了迷。父亲见场上没人，提着根竹鞭四处找，来到磨房见他在看书，顿时消了气，竹鞭也随手丢了。父亲虽没多少文化，但对儿子迷书却很宽容，为让儿子多读书，常在安排家务和农活时给予适当照顾。刘玉峰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阅读了不少古典文学名著和当代进步作家的著作，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1946年在汝南高中读书时，他目睹了一桩当地县长收买打手报复杀人的事件，凭着一腔义愤奋笔直书，写成处女作小说《谁叫你多言》，发表于河南省《群力报》，接着又连续发表了三四篇“千字文”。不久，校方察觉《谁叫你多言》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罪恶，容不得他这个“赤色分子”留在学校。他被迫辍了学，之后，参加了革命工作。
1949年，他随解放大军南下，在义宁县五通区任区长。1950年调阳朔县福利区任区长。1951年7月24日在阳朔林家村的剿匪战斗中，他腹部、腿部两处负重伤，左腿因此成了终生残废。住院治疗的日子里，开始构思反映剿匪斗争的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1952年初，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伏枕疾书20个昼夜，完成了18万字初稿，全文写在4大本土改时没收地主的旧式红格直行账本上。他参加革命后，投身紧张残酷的农村阶级斗争生活，已经4年没空闲时间看书写作，几乎是“多年秀才如白丁”了。因此，小说初稿白字连篇，还有很多字因写不出而留着空格。尽管如此，小说稿交到华南人民出版社后，仍受到高度重视，编辑们给予了热情鼓励，并肯定了初稿的质量。后来因“三反”“五反”，出版社和他本人都被卷入，小说稿曾被当作有反对阳朔县委的嫌疑而调回桂林地委宣传部长期受审查。
1954年刘玉峰调来I临桂后，先后任过会仙中学校长、教育科负责人、科委副主任、税务局局长、广播站负责人、人民银行副行长。他从1954年开始修改《山村复仇记》初稿。1955年请了半年创作假对稿件进行系统加工，字数增到27万，使原稿由“剿匪素材汇编”变成了具有小说特点的雏形。以后几年，他坚持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对小说的部分章节进行加工。在修改过程中，桂林地委宣传部、广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中南作家协会曾热情关怀过这部小说的修改和提高。广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李金光、中南作家协会秘书刘岱还花费了不少心血，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1956—1959年4年中，小说稿转投了6家出版社和文艺领导机关，先后获得了广西的陈白曙教授、著名作家胡名树、省文联毛正三、文艺处麦寒（曾海君），以及《广西文艺》的李汗、徐君慧等同志的有益帮助。‘此外，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著名作家姚雪垠也看过原稿并来信提供具体建议。据刘玉峰本人统计，《山村复仇记》从改稿到成书，先后收到过来自各方的修改意见信共70多封。
1959年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召开成立大会，上海文艺出版社派钱舜娟编辑到会祝贺兼组稿。钱舜娟在会议期间看了《山村复仇记》全稿，认为基础很好。她将稿子带回上海，经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吴真审阅，决定邀请刘玉峰去上海进一步润饰加工，并作出尽快出版计划。在临桂县委文教书记杨九的大力支持下，刘玉峰于1960年3月赴上海，在出版社住了半年，其中用45个日日夜夜将原稿润饰增写成45万字。他一面修改一面誊抄，右手捏笔的三个指头都磨出了老茧，指关节疼痛得吃饭也有点拿不稳筷子，经过拼搏终于完成了小说稿的定型工作。但是，过度劳累熬垮了身体，他突然肺病复发，头发大把脱落，几日之内成了秃顶，只得回桂。又由于当时全国已陷入经济困难时期，纸张缺乏，小说出版只得暂时搁浅。
一年之后，广西人民出版社社长余英表态：我们广西有纸，可以出版这部小说。经过与上海方面交涉，取回了稿件。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了《山村复仇记》上册，两次印刷19万册；1965年出版下册，印刷9万册。
小说详尽描写了桂北解放初期的一场尖锐、复杂、残酷的剿匪斗争。故事从桂北数县交界的一个山区区政府新来了一位区长王群写起，经过土匪围攻区政府，血洗山村农会，到全面开展大围剿，直至消灭最后一个匪首，王群负伤离职住院，区妇联主任、原桂北游击队女干部徐翠接替王群工作，开了全区胜利大会为止。全书24章，前12章主要写土匪的猖獗活动和我方执行宽大政策的偏差，后12章主要写发动群众，主动进攻的胜利情景。作者的创作意图是通过剿匪斗争的描写，告诉和平时期的年轻一代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同时，从哲理上展示阶级斗争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而是现实生活的客观存在。
《山村复仇记》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效应。1966年自治区文化部门曾对此书的发行和读者反映作过调查，其中有个很典型的事例：灵川县一个村庄文化室购得这套书（上、下册），全村具有初小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争着传阅。直至书的封面和封底磨掉了，书页弄得脏黑并揉得卷皱不堪，人们还抢着看。
书的出版发行，给予了呕心沥血12年的作者极大慰藉。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刘玉峰却因此遭了难。那时，中央批“刘、邓、陶”，临桂也依葫芦画瓢，凑合了一个小“刘、邓、陶”（刘玉峰、邓燕林、陶气霖）。《山村复仇记》被分析出成串成堆的政治问题，连续批斗了两个月，写了无数张检查，被定性为：“书是毒草，人是反革命。”然后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刘玉峰获得平反昭雪，他的《山村复仇记》也重见天日。198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修改合订本18万册，1985年再版合订本5千册，投向书市后均很快销售一空。
多年来，刘玉峰还创作了一批短篇作品散见于自治区各报刊，主要有短篇小说《活捉蒋老九》《黄坚之死》《候选人的往事》《枪口为何对准他》，创作谈《创作的源泉——生活》和杂文《从6分到38分》等。他离休后宝刀未老，仍坚持笔耕，1988年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少年复仇记》，1990年在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苦儿苦读记》。如今刘玉峰年已六旬有六，体力与脑力均健，我们祝愿老作家延年益寿，多出传世佳作。
《山村复仇记》与阳朔
刘玉峰
一九五。年国庆节，我从原义宁县五通区调到阳朔县福利区工作。因当时我是去接福利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陆庄垒同志的工作，陆调省委党校学习，还没走，所以我以征粮工作队队长的身份到福利。十月十六日，陆庄垒同志离职，我被正式任命福利区（阳朔县第二区）人民政府区长。当时，盘据在福利、龙尾瑶一带的土匪李瑞雄部活动猖獗，经常骚扰我征粮工作队，出没于将军山、青鸟山一带，伏击和武装围攻我征粮工作队。最近一次，活动到福利附近的下村。截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止，全区先后被土匪杀害的有村干部九人、村干部家属十六人、一般群众四十三人，共达六十八人之多。十二月二十一日，我正在县里参加剿匪动员大会，听说青鸟山村村长亲属金家被土匪杀害后，我含泪向县委要求立即回区去打土匪。当时，干部群众无不痛恨至极，与土匪誓不两立。所以，大会一结束，全区就展开了群众性大围剿运动。
在“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口号指导下，一九五。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分别在福利圩牛行口和青鸟山开群众大会，镇压了×名匪首。从此，我们取得了剿匪的主动权，土匪迅速土崩瓦解。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止已处决匪首×××人，捕捉土匪×××人，股匪基本消灭。但二月十日左右，突然发现匪首林俊美在区政府附近的狮龙山上，当即动员上千民兵、部队一个连和公安队包围搜山。林匪打伤两名公安战士（一人致死）后，于夜里逃跑。后又于七月十五日左右，在社门山再次发现林匪，打伤致死李家村一位民兵后，他又逃跑。因此，七月二十日，我作了周密布署並向县委保证十日内捉到林俊美。以致七月二十四日晨在茨姑山再次发现林俊美后，我就带领区干部、区中队和附近的民民，进行搜山，在一个山洞中与林匪开枪对射，我被打中两枪，才得消灭全区的最后一个匪首。
我负伤后，在桂林住了一百一十天医院，回到阳朔后，住在县人民政府靠漓江边的一座房子里，长期不能工作。到了一九五二年五月，因久病卧床不起，回忆这段历史，感慨万端，随即在拾得的一个地主的四大本账本上，用二十个昼夜写下了《山村复仇记》初稿十几万字。
小说初稿，得到当时的华南人民出版社高度重视。但后来因一些政治运动．几经周折，直到一九五四年，我调到临桂会仙中学工作后，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李金光大力支持下，才得进行对小说的修改。一九六〇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后因纸张紧张，又转回广西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六三和（一九）六五年分上、下册出版。打倒“四人帮”后，又于一九八。年修订再版，一九八五年又重印一次，其中上册印过两次。 小说出版后，常有熟人问及：《山村复仇记》是否写的阳朔剿匪？其中的人物是否真有其人？也有人猜测：小说中的某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人。对此，我只能这样回答：作为小说，毫无疑问，是经过文艺加工，概括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和事，也虚构了某些情节，它与历史不能等同看待；这应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我上述的阳朔福利区剿匪那一段生活经历，我是不能写出这本小说的，也就是说小说的素材，基本上取之于阳朔，而且初稿是在阳朔完成的。因此，《山村复仇记》是在阳朔劳动人民的抚育下产生的，是生长在阳朔秀丽河山的沃土中的一朵小花。
在阳朔福利区剿匪时，除部队的同志外，我们区的脱产干部只有十五人。我负伤那年，才二十二岁。三十六年后，回忆这段历史，深感个人当时十分幼稚；相反，在区里工作的同志们，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忠于革命，忠于党，依靠群众，团结友爱的好同志。在《山村复仇记》中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他（她）们的影子。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总有一种甜蜜恋情和对同志的怀念与感激。我永远忘不了阳朔和阳朔人民，也永远铭记着我们那些情同手足的同志们，战友们；更永远为自己当时的幼稚而感到欠着人民和同志们的债，负疚之心，永难泯灭。就此机会，谨志所怀。
1987年7月28日于桂林桃花江畔
新中国成立初期，桂北地区的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作者刘玉峰以自身剿匪经历为素材，写下了《山村复仇记》，书一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效应，以至时有“北有《林海雪原》，南有《山村复仇记》”之说。
小说塑造了王群、徐翠、黄干等一批基层青年干部形象，他们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通过组织发动群众，与土匪斗智斗勇——粉碎敌人暴动计划、挖出内部隐藏奸细、配合大军进行围剿……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根除了桂北地区的匪患。
小说文笔流畅，情节曲折动人，真实再现了桂北地区惊心动魄的剿匪斗争过程。
《山村复仇记》这部长篇小说以作者刘玉峰亲身经历为基础，历时十几年六次修改而成。作品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桂北地区残酷的剿匪斗争过程，再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血与火的斗争场面，并且以流畅的文笔和曲折感人的情节，塑造了一批基层政权军政干部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