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录有《莎哟娜啦·再见》《锣》《溺死一只老猫》《鱼》《癣》等10篇。黄春明的笔，也表现出他对土地的关怀和热爱，就算现实生活充满挫折与困境，故事主角的坚毅，总让人们感受到那一线生机。像在《锣》中因打锣工作被广告喇叭车所淘汰、长期失业的憨钦仔，其自尊与自欺的心理，描写深刻入微。其他收录在本书中的短篇故事，如《溺死一只老猫》《癣》等，黄春明仍以戏而不谑的笔调、热烈关爱的眼神拥抱笔下这些小人物，其所要针砭的不是看似荒谬可笑的小人物，而是使他们陷入悲剧的社会问题。尽管社会环境不断改变，始终不变的是黄春明一贯对小人物的关怀。

黄春明，1935年出生于宜兰，1962年步入文坛，笔名春铃、黄春鸣、春二虫、黄回等，为当代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被誉为台湾文坛教父级人物。他创作的小说《看海的日子》《儿子的大玩偶》《莎哟娜啦·再见》《放生》《没有时刻的月台》等，代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世界华语文学界亦颇负盛名。黄春明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也曾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同时，他在儿童戏剧和儿童文学领域的造诣也颇为深厚。

莎哟娜啦·再见
锣
溺死一只老猫
鱼
癣
北门街
小巴哈
城仔落车
大饼
阿屘与警察

听者有意
为自己的小说集写一篇序文，本来就是一件不怎么困
难的事，也是“礼”所当然。然而，对我而言，曾经很认
真地写过一些小说，后来写写停停，有一段时间，一停就
是十多年。现在又要为我的旧小说集，另写一篇序文，这
好像已经失去新产品可以打广告的条件了，写什么好呢？
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经常有一些看来很陌生，但又很
亲切的人，一遇见我的时候，亲和地没几分把握地问：“
你是……？”我不好意思地笑笑，他也笑着接着说：“我
是看你的小说长大的。”我不知道他们以前有没有认错人
过，我遇到的人，都是那么笑容可掬的，有些还找我拍一
张照片。我已经是七十有五的老人了，看他们稍年轻一些
的人，想想自己，如果他们当时看的是
《锣》《看海的日子》《溺死一只老猫》，或是《莎
哟娜啦·再见》《苹果的滋味》等之类，被人归类为乡土
小说的那一些的话，那已是三四十年前了，算一算也差不
多，我真的是老了。但是又有些不服气，我还一直在工作
，只是在做一些和小说不一样的工作罢了。这突然让我想
起幺儿国峻。他念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我不知为什么事叹
气，说自己老了。他听了之后，跟我开玩笑地问我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一句话用闽南语怎么讲？我想了一
下，用很标准的闽南读音念了一遍。他说不对，他用闽南
话的语音说了他的意思，他说：“老是老还有人比我更老
。”他叫我不要叹老。现在想起来，这样的玩笑话，还可
以拿来自我安慰一下。可是，我偏偏被罩在“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这句俗谚的魔咒里。
当读者纯粹地为了他的支持和鼓励说“我是读你的小
说长大的”这句话，因为接受的是我，别人不会知道我的
感受。高兴那是一定的，但是那种感觉是锥入心里而变化
，特别是在我停笔不写小说已久的现在，听到这样的善意
招呼，我除了难堪还是难堪。这在死爱面子的我，就像怕
打针的人，针筒还在护士手里悬在半空，他就哀叫。那样
的话，就变成我的自问：怎么不写小说了？江郎才尽？这
我不承认，我确实还有上打以上的题材的好小说可以写。
在四十年前就预告过一长篇《龙眼的季节》。每一年，朋
友或是家人，当他们吃起龙眼的时候就糗我，更可恶的是
国峻。有一次他告诉我，说我的“龙眼的季节”这个题目
该改一改。我问他怎么改，他说改为“等待龙眼的季节”
。你说可恶不可恶？另外还有一篇长篇，题目叫“夕阳卡
在那山头”，这一篇也写四五十张稿纸，结果搁在书架上
的档案夹，也有十多年了。国峻又笑我乱取题目：“看！
卡住了吧。”要不是他人已经走了，真想打他几下屁股。
我被誉为老顽童是有原因的，我除喜欢小说，也爱画
图，还有音乐，这一二十年来爱死了戏剧，特别把儿童剧
的工作当作使命在搞。为什么不？我们目前台湾的儿童素
养教材与活动在哪里？有的话质在哪里？小孩子的歌曲、
戏剧、电影、读物在哪里？还有，有的话，有几个小孩子
的家庭付得起欣赏的费用？我一直认为小孩子才是未来。
因为看不出目前的环境，真正对小孩子成长关心，所以令
我焦虑，我虽然只有绵薄之力，也只好全力以赴。这些年
来，我在戏剧上，包括改良的歌仔戏和话剧，所留下来的
文字，不下五六十万字，因而就将小说搁在一旁了。
非常感谢那一些看我小说长大的朋友，谢谢台湾联合
文学的同仁，没有他们逼我将过去创作的小说整理再版，
我再出书恐怕也遥遥无期。我已被逼回来面对小说创作了
。
本文原载于二〇〇九年联合文学版《黄春明作品集》

黄春明为当代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小说家，曾获吴三连文学奖、时报文学奖、东元奖等，被誉为台湾文坛教父级人物。此次为黄春明小说集《看海的日子》《莎哟娜啦·再见》《放生》《儿子的大玩偶》《没有时刻的月台》大陆首次出版。黄春明巧借“黄君”翻译之便揭露与鞭挞了国人“崇洋媚外”的常态，也批判了社会“全盘西化”的倾向。《锣》《溺死一只老猫》《鱼》《癣》等小说，这些作品都是“最赞成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的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文学”。

人间的条件
想想这两天的行径！竞为了干两件罪恶勾当，心里还禁不住沾沾自喜。
一件是：带七个日本人去嫖我们的女同胞。
一件是：在这七个日本人和一位中国的年轻人之间，搭了一座伪桥，也就是说撒了天大的谎。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上午，总经理从高雄分公司挂长途电话，要我在十二点回台北前十分，到机场去接马场等七个日本人。说他们是和我们公司业务有极密切关系的人，一再叮咛要好好招待，并且说他们决定一下飞机，马上就要赴礁溪温泉去玩。我说从台北到礁溪那么偏远，不如到北投温泉好。
“谁不知道礁溪偏远，小姐没有北投漂亮，旅社设备也差，但是你知道，他们的目的是在换换口味——马场他们这一伙是一个‘千人斩俱乐部’。他们来过台湾已经有五次之多了，连这一次是第六次。礁溪温泉是马场来信指定的……”
“总经理，这样子好吗？请叶副理带他们去，我手头上还有很多事没办完。”
“不不不！礁溪是你的故乡，所以我要你带。”
“但是……”
“这也是公事，是急件的！”总经理很正经地说。说完了突然笑了起来。大概他想到把这种拉皮条的事，列为急件公事而觉得好笑吧。我想。
本以为没法子推辞了，但听见电话中的笑声，我鼓起勇气正想再推辞一遍时，电信局的通话时限警号嘟嘟地叫，电信局的小姐问：“要不要继续？”我和总经理几乎同时回答，我说继续，他说不用。我吃亏的是，只有对方可以不说话，将电话挂断就表示他的回答。明明听到那一边把电话挂掉了，我还不能自主地喂喂地连连叫了几声，才失望地把手上的听筒放回去。除非我回家不干，就这样，这件拉皮条的差事，算是要我干定了。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一辈子竞也要干拉皮条的事。不过事情可没有像说的那么轻松简单，当时我心里还经过一阵痛苦的挣扎呢。
当我重重地把听筒放回去的时候，叶副理和整个业务部办公室的同事，都把目光集注到我身上。叶副理已经知道一点，并且我在电话中还提到他，所以他一等我说完了电话，还故意提高嗓子说：
“总经理要你带日本人去礁溪温泉啊。”
“要我去拉皮条的！”我气愤地说。
全办公室里的同事，除了两位小姐把头低下来，其他人都开怀大笑起来。虽然他们个个笑脸对我，但是我总觉得他们此时集注在我身上的目光，都是对我挑战。平时他们都认为我是最有原则的一个不愉快的人，而我在言行上，也以此标榜自己。所以我想，他们现在就是等着瞧我，怎么去处置这件拉皮条的差事。没想到一时会被这些幸灾乐祸的目光，逼到十分窘迫的境地。事情倒不仅是拉皮条，如果单单是为了这个，我很可以在大家面前，自我解嘲一番就算应付过去，同时亦可以不伤我的原则。这一点我是有把握的。问题是才不久以前，为了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在他们面前我极端民族主义地臭骂过日本人，那么现在我将要唯唯诺诺地带七个日本人，去嫖我们的女同胞，我心里明白，此时同事们喜欢看到我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然后投给我钦佩而又羡慕的眼色，甚至于不惜称赞，大大地给我赞美一番。同时一定还有聊表意思意思的人，会很像一回事地挽留我。我也知道，要是我默默地去接日本人，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会一落干丈，而影响到今后在公司的工作。这还不算，至于我面对我自己，还有更深一层的矛盾等着折磨我呢。
居于个人与一个中国人对中国近代史的体认的理由，我一向是非常非常仇视日本人的。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的祖父，据说他的右腿在年轻时，就是被日本人硬把它折断的。还有，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位令我们同学尊敬和怀念的历史老师，姓邹，他曾经在课堂上和着眼泪，告诉我们抗战的历史；说日本人分明是侵略我们中国，还高唱着代天行道、打倒不义的战歌，把这一场丑恶的侵华战争，美其名为“圣战”。同时在中国大陆残杀无数无辜的老百姓。当时这位身为南京人的历史老师，拿出外国杂志上的图片，让我们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镜头；我们看到被砍首的中国人，被刺刀刺进肚子的孕妇，其中最最难忘的是，一群中国人紧紧地手牵着手，有的母亲紧紧地抱着孩子，走下土坑被活埋的场面。记得当时看了这些图片，整个身体都变得像石头一般的僵化了。我们一边含着眼泪听邹老师讲，一边在心里还恨自己的年龄没能赶得上十四年抗战，去找日本鬼子为我们同胞报仇。哪知道，事隔将近二十多年，世局的变迁，社会的变化，历史给历史老师的使命，在我们心田里种下的种子，久而久之，也就像现在，只觉得偶做胚动，而未遇时机露芽，或许我的这种意识早被潮流淘汰；但是在我个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这般，是我无法拔除的。然而，现在在形式上，不但不能仇视日本人，总经理还说要我带他们到礁溪温泉，好好招待招待他们。其实，这件差事要是落在其他中国人的身上，他也发生同样的矛盾和痛苦的话，在于我又是一个礁溪人的立场，因而又有另一层难言的苦衷。可不是？到时候家乡的朋友问我回来做什么，我怎么向他们说呢？总经理在电话中，还强调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