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还有多少老板会跑路？

2011年温州“金融危机”的背后，是民间金融的破土待出，是实体经济的不振，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作者周德文是温州资本最有发言权的代言人，对中小企业、温州资本、民营经济的研究极为深入。《跑路（疯狂的高利贷2014修订版）》通过一个个温州老板跑路的故事，交待了高利贷的来龙去脉，值得所有关心经济话题的人一读。

身为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温州的中小企业一有风吹草动，周德文通常都是第一时间出来发言。

当部分温州中小企业陷入“出走”、“倒闭”的风波漩涡，再次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时，周德文如何看待当前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他对中小企业如何走出当下困境有何建议？一切答案尽在《跑路（疯狂的高利贷2014修订版）》中。

温家宝总理2010年10月初到访温州，现场听取了周德文的汇报，并且称赞他为“最了解温州资本的人”，现场周德文向总理提出了五条建议，包括为中小企业减税、加快金融对内开放的步伐、加大投融资体制机制的改革、适度调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设立国家中小企业管理总局。

自序 民企跑路何时休？

前言 跑路、高利贷和民间资本的思考一棒

第一章 跑路的大老板们

 第一节 温州老板跑路潮

 第二节 好人胡福林

 第三节 引起雪崩的小雪球

 第四节 “卖钱”的买卖不好做

 第五节 好心帮忙，代价高昂

第二章 疯狂的民间资本

 第一节 被房炒的炒房人

 第二节 富炒煤炭穷炒棉花

 第三节 炒房炒煤不如真金白银

 第四节 资本在运动中才能增值

 第五节 误入歧途的发财模式

 第六节 魅惑的麦道夫骗局

第三章 纸醉金迷的温州人

 第一节 3亿元的赌债

 第二节 “刀钱”

 第三节 “太太”赌博团

 第四节 温州奢侈品调查

 第五节 温州宝马乡

第四章 先天堂后地狱的放贷者们

 第一节 被劫持的女财神

 第二节 贪心不足蛇吞象

 第三节 “官银”的身影

 第四节 全民放贷潮

 第五节 堕入地狱的银行职员

第五章 绝望的民字头

 第一节 从产业大亨到不良资产

 第二节 看上去很美的民营经济

 第三节 高利贷之殇

 第四节 玻璃门和弹簧门

 第五节 自相矛盾的国家政策

 第六节 从36条到9条

第六章 小企业的生死局

 第一节 卷入漩涡的商业银行

 第二节 叩问中小企业融资难

 第三节 温总理的温州行

 第四节 4万亿的背后

 第五节 民间资本等待招安

后记 死掉不一定是坏事

编外 温州人的“钱”故事

附录一 中国高利贷大事记

附录二 “国9条”

附录三 旧36条

附录四 新36条

附录五 银监会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

温州老板跑路潮

浙江温州，中国中小企业最发达的地区，这里是昔日“八大王”叱咤一时的地方，是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诞生的地方；这里有中国最活跃的私营企业群，也是中国亿万富翁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这里有高密度的奢侈品商店，也有数以万计的名车。而2011年，这里又诞生了一个在中国其他地方都不能效仿的纪录——数十个跑路的大老板。

钟茂进曾经是一名执业医师，2004年下海经商，常年从医的经历让他在医药行业如鱼得水，不到4年的时间就成功创办了属于自己的私人药品连锁超市集团。

2008年，钟茂进正式注册了名为“蓝天大药房”的企业和商标。在此后3年的时间里，这家以质高价低为优势的医药连锁企业迅速占领了温州医药领域的中低端市场，并且将分店开出了温州，开向了全国。

随着加盟的连锁企业增加，钟茂进的个人财富也在不断增加，由于药品价格适中，他的药品超市成为媒体报道中的“百姓药房”。但是2011年9月，钟茂进突然人间蒸发，导致他出逃的是3000万元的债务……

温州东特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年产值超过10亿元人民币。2011年4月，东特的老板姜国元失踪了。

温州女企业家的杰出代表郑珠菊曾经执掌着资产数亿的“百乐家电”。2011年8月，这个女老板人间蒸发。

江南皮革、巨邦鞋业、唐鹰服饰、耐当劳鞋材、三旗集团、浙江天石电子、锦潮电器、波特曼咖啡……

一个又一个曾经在温州代表着财富的名字，在2011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被赋予了“欠债跑路”的意义。

在这一系列的跑路事件当中，“眼镜大王”胡福林跑路事件被视为一个转折点。作为温州企业家的代表，胡福林的出逃被视为整个温州私营企业群体出现病态的标志，从他的出逃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真正将温州事件当成一场危机来看待。

随着胡福林跑路，温州工商部门之前悄悄进行的调查的结果也渐渐披露。根据工商部门的统计，在温州范围内，曾经在一天内有9名身价千万以上的老板人间蒸发；整个9月，温州地区失踪的企业主将近30名，而这还只是上规模、受到政府关注的企业的状况，更多的小企业在这场风潮中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一时之间，“温州的大老板跑了”的新闻铺天盖地，长时间积累的温州老板跑路躲债的新闻瞬间井喷。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和数据被披露，温州老板们“跑路”的原因也越来越清楚——高利贷。

2011年底，当人们回头总结这场危机时才发现，这些老板们欠下的债真的足以把他们吓跑。

从非官方统计的数据看，仅2011年，温州的大小老板们大概借了4000亿元的“贷款”。这4000亿元中，大约有500亿～600亿元的银行贷款，而其余的全部来自于民间借贷。

温州民间的借贷，大部分以高利贷的形式存在。按照最高法院的定义，利率超过银行同期利率4倍以上的借贷关系就可以被认定为高利贷。而温州的这些老板们所借的民间贷款，一般的月利率都在6％以上，也就是一年超过一倍的复利。

一些非官方消息认为，危机爆发前，一些企业每个月需要偿还数千万元的利息。这也是为什么在温州老板跑路事件之初，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温州企业老板的债务问题产生的原因，而是质疑温州老板的还债能力。

在温州老板跑路事件还不明朗的时候，有一种观点认为温州的私营企业出现问题是因为一些温州企业在近5年的发展中严重迷失了方向，盲目地扩大投资。一些企业投资风险大的奢侈品市场、房地产市场，结果在国家专项政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下，大批的企业开始出现资金链紧张的状况。

这种观点认为，温州出现问题的企业只是一些本身就存在问题的企业，他们出现问题是必然的事情。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出现问题的那些温州企业的投资项目就会发现，大部分跑路企业都存在主业之外的投资。

不过从更加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将温州企业的问题归罪于投资，不免有失偏颇。任何一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不断拓展投资领域，“不要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实体经济的投资。

温州在中国的地位比较特殊。这里不是经济特区，也不像北京、上海那样拥有先天强大的工商业基础，温州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温州人乐于并善于经商的天性。温州人的这种天性让温州地区成为中国私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也让温州的企业发展存在很多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点，还有与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的困难，融资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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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跑路何时休？

2013年刚刚过去，2014年已然到来，人们容易在时间交替中生发感慨，回忆过去，畅想未来。

2013年对世界经济来说，是个不平静的年头，黄金价格的大起大落似乎颇能说明这点。从年初的震撼上涨到后来的大规模下跌，再到年底的震撼一跳，黄金过山车式的价格变化告诉我们一个现实黄金似乎除了做首饰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黄金担当硬通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另一头的纸币则是意气风发。从我们自己的经历来说，轮番来袭的钱荒彻底毁掉了人们对央行的一贯认识，市场让我们终于发现，钱这东西，真不是打开印钞机就可以随便来的。

在钱这个问题上，年度的另一个重量级消息是美国央行退出QE（量化宽松政策，简单的理解就是印钱），简单地说就是此后美国人印钞的速度降低了，不搞美元贬值了。

大洋彼岸的政策变化成为中国市场上的重磅炸弹，一时间中国经济泡沫破灭、经济波动等各种预测接踵而来。世界经济体化的趋势愈加明显，核心经济国的经济政策对世界的影响也就越大。

对于美国来说，央行退出QE其实是经济复苏的一部分，从公开的报道里我们能看到，美国央行退出QE是因为美国就业率的上升，这说明美国经济在好转，换句话说世界经济在好转，可是这种好转的背后却是中国经济潜在危机。

这似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世界经济的变化似乎又和中国经济没什么关系。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经济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大公司、央企国企都还是照样运转，中国的航空市场一片繁荣，人们的消费也没有明显的变化，用工荒和人去屋空的农村说明劳动力需求并没有减少，进而也能推论出中国的社会生产并没有停滞。而今天，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了，中国经济却开始衰退，这中间的逻辑确实有点复杂。

金融危机发生时，有人预测中国的中小企业将经受一番打击，可是2008年的市场平静依然。但是随后几年，中小企业真正经历了一番“最坏的年景”，预言中的大波动似乎来得有点晚。整个2013年似乎显得更加危机四伏，年初就不平静的中小企业江湖，工厂主和小作坊当家跑路如潮水般一波接一波。

订单减少、海外退单、人工成本上升，在轮番打击下，中小企业的日子越来越艰难，随着产业转移而来的压力也让中小企业变得不好过，更要命的是很多中小企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方向”。实体经济的困境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放弃生产，转而向更多的投机渠道渗透。炒房、炒农产品、炒煤，越来越多的资本从实体经济中流出进入了虚拟经济。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一枝独秀”，中小企业的玩法也出现了很多变化，老板们开始放弃炒商品，直接开始“炒钱”。民间借贷、借新还旧、以钱生钱．越来越多的钱进入市场的结果是赚钱变得容易，当然，这种方式并不能持续很久。一个个民间借贷的大佬倒掉之后，这个充满风险的行当就不再那么吸引入了，越来越多的钱又从这个行当中流出，继续老老实实地做实业。

不过，当老板们再回头时，生存的环境已经变得更加恶劣。外部的订单没有太大变化，融资却变得更加复杂。老板们的生钱游戏成为了压垮银行与企业主之间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加上地方债务危机导致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全线紧张，正规的融资渠道变得难上加难。老板跑路更是把企业之间原本的资金流动关系打破，民间融资的渠道也已经关闭。内忧外患，老板们重新振作的步伐并不顺利。

同样，那些坚守在实体环境中的企业过得也并不理想，越来越高的民间借贷成本和银行越来越复杂、严格的贷款控制让这些企业主也不得不为钱着急。

2013年，央行破天荒地对资本市场来了一次“断供”。如同往年一样，还没到季度末，各家商业银行就早早把贷款放光了，在整个资本市场都在等待央行再次释放流动性的时候，央行突然宣布收紧流动性，不再向市场注入新资本，于是，一场“钱荒”铺天盖地而来。

经过这一次打击，商业银行放贷显然更加谨慎，而这种谨慎也说不上是对还是错。

央行的本意是提醒一下商业银行注意资金安全．合理利用金融手段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实际的影响却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受到了再一次打击。

央行想把资本挤出房地产这类投机行业，而实际在微观环境中．银行的风险评估依然是按照资产的分类进行。

商业银行领会了央行的意思，明白央行希望他们收紧贷款．可是收紧的究竟是哪一部分，央行并不能控制。从风险和收益角度，商业银行自然倾向于把钱贷给体量大、有实力的公司，或者是国有企业，而中小企业自然就成为削减贷款的承受者。

这种情况具体到温州，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温州的经济结构和全国所有地方比起来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作为中国私营资本最集中的地方，温州几乎都是私营企业，除了国家垄断企业之外，很少有什么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在银行控制风险的过程中都是毋庸置疑的被控制对象。

……

一方面，中国经济处于一次空前的大转型，在这种高速转型过程中，一些企业被淘汰是必然的，而这些中小企业面对这样的经济大局似乎也没有足够的自信，于是各种短视行为、冒险行为应运而生。这是民间资本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的商品市场正在趋于饱和，预期中的消费主力中产阶级没有成长，加上中国消费习惯和理念的影响。过去那种造出多少就能消耗多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随之而来的就是单纯依靠提高产能来增加收益的经营方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市场环境，而大量的中国中小企业并没有理解到这一点，也没有在自己已经积累了经验的领域向纵深发展下去。

这两方面的客观因素让中国经济中中小企业哀鸿遍野现象的出现显得并不那么意外。资本市场的再次开闸，世界经济的变化和中国新一轮开发和地方借债的开始都让本来就不算充足的资本市场产生了新的投资分流方向，中小企业依然是被主流资本市场放弃的部分。

中小企业金融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有些类似于鸡肋，银行不愿承担这种风险，而国家深知中小企业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和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要求银行必须满足相应的需求，这种“要求”的方式毕竟是脆弱的，一旦市场出现风吹草动，资本市场首先抛弃的永远是这些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也深知自己在资本市场上所处的地位，他们从来就没将银行当作自己的资金来源，他们更愿意相信企业之间的借贷，更愿意相信民间资本自身的调节作用。因为只有这些资本才能保证资金的时效性，也不会出现银行那样的“程序歧视”。

民间资本加上中小企业，这直都是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最主要的模式。从2008年以来，这种模式正在一点点被破坏，这也是为什么到了2013年，世界经济已经在好转，可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还是没有走出阴影。甚至有危机愈演愈烈之势。

不过，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了新的希望。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由此来看，国家对民间资本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定位也更加清晰：实体经济不能少，民营经济还要继续发展。

一个非常实际的变化是民间银行的成立，一个呼唤了多少年的概念终于要走八现实经济生活当中。如果说民营企业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那么民间银行对于民间企业的支持将有效弥补这些问题，同时民间企业面临的种种问题可能也会迎刃而解。而对于老板们手中的钱来说，民间融资有希望不再遮遮掩掩，更加规范的经营方式将为民间资本建立更加畅通的渠道。

当然，这只是众多对于中小企业利好的消息中的一部分，新一轮的改革也释放出了更加明显的信号，更多的国企将成为股份制甚至民营企业，市场环境将变得更加公平，这本身就给了民营企业更多的生存空间。

世界经济向好，国家的利好政策，这些都是新的希望，只是我们希望这些新的变化不会再像以往一样昙花一现，而是能够真正地持续推动。

2014年必将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也许就寄托于这一年的改革。

死掉不一定是坏事

一位在美国智库供职的中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讲，某些危机不一定是坏事情，如果不是以很多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这样的危机我觉得可以使社会重新认识自身。”

如果说2011年的企业倒闭潮让一大批温州地区的中小企业在危机中命殒黄泉，那么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可能至少可以让人们对温州企业乃至中国私营经济政策进行重新审视。

长期以来，中国都没有真正重视民间资本的力量。在股市开放的时候，报道曾铺天盖地，在众多评述中，“让民间资本获得投资渠道”是很重要的一条，但事实是，多年过去了，股市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成果回馈社会的工具，反而成为上市企业的赚钱工具。

期货、基金、黄金，几乎任何以国家形式推动的投资形式都没有真正地解决民间资本的投资需求。于是疯狂的民间资本开始四处寻找投机的机会，其中尤以温州人最具代表性。

一次，一位记者问我对温州民间这种疯炒行为的看法，我说：“这么说吧，民间资本去年大概是800亿元，现在已经高达1200亿元。也就是说，一年暴涨了400亿元！这个速度实在太快了。”

4000亿元资本海南囤地，6000亿元炒姜、炒大蒜，温州民间资本是中国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热钱。

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愿意去正视它，也没有人敢于用真正的改革来改变民间资本的现状。

其实早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关于政府引导民间资本回归实业的建议》就已经送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案头了，不过效果并不理想。我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从去年就开始担心会出现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我认为政府应该有职责去引导这些热钱。但是，民间借贷这种情况在温州并不是第一天出现，政府也不好管理，无法可依，也不好不管。所以议案交上去之后，政府有给我回复，但实质效果不明显。”

虽然政府在这件事上并不是不作为，但效果却并不好。如果我们刻薄一点说，隔靴止痒的改革根本触及不到民间融资的实质性问题，可是又没有人真正愿意脱下靴子去挠一挠，甚至没有人愿意脱下靴子去看一看。

2008年，“温州20％中小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的情况就已经通过央视的节目让全国人都知道了，可是当时没有几个人真正去关注。当时出现问题的都是小企业甚至微企业，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这些企业对于中国经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但是经济就如同一个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小企业、微企业就像一片海域的浮游生物一样。它们不引人注目，力量渺小，可是如果它们出了问题，那些海洋中的巨兽早晚也一定会出现问题。

2011年，中小企业的危机变成了大中型民营企业的危机，单个企业的危机规模都达到了上亿元的规模，这时才有人真正开始重视民营企业的问题。

企业老板跑了、死了，只有这样的结果才能真正唤起人们对于温州这片中国民营企业热土的反向思考。

2011年1月，我再次预言：一是今年中小企业会陷人生死危机，甚至比金融危机时还要严重；二是今年下半年民间借贷风险会集中大爆发；三是2012春节前或上半年，大量中小房地产企业将会倒闭或被兼并。

前两条应验了，最后一条还需要一点时间，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实现也不是问题。

温州“金融危机”中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无法统计，也许是官方已经不愿意统计，从最初的否认到后来的几千家再到后来的转移视线，总之，这场风波的影响绝对可以配得上“惨烈”两个字。

10月4日下午，温家宝总理专程赶往温州，希望听到真实的有关温州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我被邀请到了温总理的面前。

面对温总理，我一口气提了五个建议：一是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二是加快金融对内开放的步伐；三是加大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四是适度放松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五是建议国务院设立国家中小企业总局。

我当时心里很激动，看见温总理在会上认真地听取自己的发言，并做笔记，我就坦然了很多。温总理对我的建议深表赞同，一一点评、表态，在发言结束后，总理点评说：“你系统地提出了解决中小企业困难的政策建议，你是温州最有权威的发言人。”

2008年，商务部、银监局、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等10多个国家部委、机构纷纷赴温州考察，重现了当年中央对温州的关注盛况。2011年，国务院常务会出台“新国9条”，在金融、财税方面给予小型和微型企业政策支持，变化确实在发生。

温州的小企业其实很可怜，它们没有钱、没有政策甚至得不到关注，大部分时候，它们死掉也就死掉了，甚至不会有人为它们唱一曲挽歌。

温州地区的私营企业数量达45万之多，每年死掉几千个在官方的眼中“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2011年，集体死亡的温州小企业终于换来了一点关注，虽然这种关注有点大，不过至少也是一个新的历史局面的开端。

不知道百年后，在人们修撰中国这一段商业史的时候，温州小企业的这些境遇会不会被人们编进历史书中，不过小企业这些喋血的境遇必将成为这个时代一个永久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