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生活的女子
有人说,日子是织布机上的布,一片片滑下,再一片片接上。一九五〇年,为了“毛选”英译本的定稿工作,钱钟书去了城里,只在周末回清华大学,只余下杨绛和女儿阿圆。
杨绛依旧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兼任”教书,闲暇时光便翻译西班牙文学名著《小癞子》。她是幽默聪慧的女子,她的翻译也一如她的性格,充满了诙谐趣味。
那时,阿圆十三周岁,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杨绛本来要送女儿去清华附中读初二,但学校却一定要阿圆从初一读起,再加上初中学生午后总是开会,杨绛心疼体弱的女儿,干脆买了初二、初三的课本,自己教她数学、化学、物理、英文文法等。
阿圆虽然没有去学校念书,但住在清华园里的她,并不寂寞。父亲在时,她便帮父亲做些登记学生分数一类的零星事,很是怡然自得。她心细如丝,因为两份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便能猜出两个同学是男女朋友。
杨绛说:“阿圆不上学,就脱离了同学。但是她并不孤单,一个人在清华园里悠游自在,非常快乐。”她继承了钟书的“少年痴气”,也继承了杨绛的“细腻聪颖”,这样的孩子,自然是懂事快乐的。
钟书去城里时,没有嘱托杨绛照管好阿圆,而是告诉女儿要好好照管妈妈,而阿圆也小大人似的答应了。有一次下大雪,她背着母亲在雪地里将煤球里的猫屎抠干净了,因为她知道母亲怕摸猫屎。对此,杨绛很是心疼地说:“她的嫩指头不该着凉,钟书还是应该嘱咐我照看阿圆啊。”
有女如此,夫复何求?她是幸福的,因为有这样懂事的女儿。她突然发现,只要有她这个小不点儿在自己身边,再黑的夜路,再荒芜的原野,她也不害怕,如同有丈夫陪着一样。
有一次,阿圆有些发烧,杨绛便逼她早些休息,但这个小姑娘还惦记着母亲:“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听音乐呢。”
钟书不在的日子,总是阿圆陪她。为了让女儿好好休息,杨绛说:“我自己会去。”
阿圆迟疑了,她知道母亲是害怕的,但并没有说破:“妈妈,你不害怕吗?”
杨绛立马摆出大人的架子:“不怕,我一个人会去。”
这一次,阿圆没有说什么,乖乖上床躺下,但她并没有睡觉,她依然在担忧着“嘴硬”的母亲。
杨绛出门了。一个人的时候,她是害怕的,当走到荒地边的小桥附近,她怎么都不敢过去,徘徊了好久,终究走了回头路。当她回到家时,阿圆还醒着。后来,杨绛调侃地说:“钟书嘱咐女儿照看妈妈,还是有他的道理。”
而在功课方面,看着越做越繁的数学,杨绛也越来越懒,于是她对阿圆说:“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阿圆很乖,便无师自通地自己做。后来,不放心的杨绛又问女儿自己学可以吗,阿圆很有把握地说,可以。
于是,杨绛给她加买了参考课本,放任阿圆自己学。一九五一年秋,阿圆考入了女十二中高一年级,并且数学得了满分。不知曾经只考十五分的钟书,看到女儿这傲人的成绩,会是怎样的表情?
阿圆上了高中,进城住了校,同钟书一样周末回家。于是,那小小的三口之家,只余下杨绛一人。
这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三反”运动浩浩荡荡地开始了,教育界和文艺界也响应号召,结合“三反”运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思想改造。
所谓的思想改造,便是让文人们亮出自己的思想,革掉那些旧时代的“封建”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杨绛形象地称其为“脱裤子、割尾巴”或“洗澡”。
当时,清华大学外文系有三大“危险课”──诗歌、戏剧、小说,后来都被改成了选修。而杨绛教的是外国文学,正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最明显、最严重的范畴,而偏偏她教的英国小说还有学生选修,她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教下去。
教这样的课,太需要勇气,一不小心便会被“左”派朋友指责。清华大学有一位叫作温德的外籍教授,思想很是开明,曾经参加过反美与反国民党政府的大游行,也曾公开控诉美国,但他曾被自己教过的同事批评,要他用马列主义观点授课。
温德很是生气地对杨绛说:“我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还在吃奶呢!他倒来‘教老奶奶嘬鸡蛋’!”后来,这个同事也批评杨绛的授课太过老一套,并要教教她。自然,杨绛没有虚心接受,她只教她的课,从艺术分析比较入手,尽量避开那些可能被指责的思想意识。
只是,选择哪部小说来教,也成了难题。在如此激进的时代,许多西方的小说都被戴上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稍不留神,便会惹人非议。最终,她选了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因为狄更斯受到过马克思的赞许,是社会上公认的进步作家。
只是这所谓的进步作家,却有让人失望的成分。他是有阶级意识的,不愿与工人为伍,因为在他心里,工人便是“下等人”。并且,他的小说中充斥着大量谈情说爱的内容,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露骨的,好事之人也不免大做文章。
没有办法,那些文字白纸黑字地印在书上,她没有办法替狄更斯掩盖,只得挑选出“进步”的部分精讲,其余的部分只让学生自己课下浏览。只是如此,内容便不再连贯,那些精讲的内容,总有地方需要联系上下文,也总有地方牵扯到男女关系,她只得以批判的态度说是“陈腔滥调”,蒙混过关。 她小心翼翼地应付着一个又一个难题,总算没有差错。后来,她回忆说:“钟书就像阿圆一样乖,他回校和我一起参加各式的会,认真学习。他洗了一个中盆澡,我洗了一个小盆澡,都一次通过。”
接着便是“忠诚老实运动”。杨绛很忠厚老实,不管是不是问题,都老老实实地一一交代,得到大家好评。
只是运动形式层出不穷,一切都没有结束,还有一个所谓的“酝酿控诉大会”在等着她。在“酝酿会”上,她的同学都说她课讲得不错,也不说什么出格话,既不是“向上爬”的典型,也不是“混饭吃”的典型,充其量也只算是“新社会的主人翁感不强”。
她顺利通过了检查。当天晚上,“控诉大会”开始了,她以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便轻松愉快地与一位亲戚一起去参加大会了。
在清华大学的大礼堂,一场庄严的会议开始了。大会主席先谈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瘤,然后便开始一一控诉。台下的杨绛漫不经心地听着,谁知竟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季康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她抬起头来,只看见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女孩子,正站在台上,咬牙切齿地控诉自己的“毒害”。她课上的女学生不多,她也都认识,却单单没有台上这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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