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梅鲁洛所著的《与佛陀一起吃早餐》展示了一种心灵的愉悦，它令所有其他的愉悦都显得过于短暂，文字幽默、有趣、通俗好读、接地气、令人着迷。

这是本引人入胜的通俗小说。它不是一场布道，并不跟佛教相关。它充满了漫画式的书写，画面感十足，犹如看一场寓意深刻又轻松有趣的公路电影，充满了细节处的生活智慧，给人带来持久的启发，

在罗兰·梅鲁洛所著的《与佛陀一起吃早餐》中，来认识一下这两个男人。

奥托：资深美食图书编辑，自认为是个普通人——好丈夫，好父亲，相貌平平，身高一般，风趣、正派，有时有点自作聪明，政治上走中间道路，在美国中产阶级里处于偏上的位置。

然而，他不时被一种啃噬人心的费解所折磨，关于事物的更深层意义。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所有这些忙忙碌碌，所有这些东西——一千个头条，十万次谈话，电子邮件，开会，纳税，账单，广告，补牙和体检，妻子吉妮的情绪，他的情绪，孩子们的情绪，水管工的付费单，守丧，婚礼，给花浇水——所有这些，到底都通往哪里？

沃利亚仁波切：奥托“神经兮兮”的妹妹的上师，穿着呼呼生风的枣红色长袍，笑容灿烂，吃得很少，英语不太好，随时处于内心的深深安静状态。

某个机缘下，他们一起开始了为期六天的自驾旅行。

正文

所以，本着全面披露的精神，让我这么说吧：在开车去北达科他州之前，就像我认识的很多人一样，关于事物的更深层意义，我不时被一种啃噬人心的费解所折磨。我运转正常，俗话是这么说的。妻儿和我过着舒适的生活，真的是超级满意的生活：漂亮房子，两部车，下馆子吃饭，爱，和平，互相扶持。然而，不时地，我头脑的密室里会吹进来一阵不安的风，就好像有一扇窗忘记关了，暴风雨钻了进来，我堆放得整整齐齐的关于如何做人的笔记都被刮下了台面。

等我回到纽约，那阵风已经平息下来。表面上，什么都没改变。我没有开始修炼悬浮升空术。我没有剃度，开始激进的饮食冒险。我没有辞职，把家人搬到西西里岛乡下一座修复的修道院里，也没有离开吉妮和孩子们，跟办公室里22岁的编辑助理同居。不过，内在里，在那些密室，在思想和情绪的隐秘之处，有些东西感觉彻底不同了。所以，尽管我是个注重隐私的人，还是做了这个决定——又是在吉妮的建议下——把我在美国公路上每一天发生的事写下来。就算别无他用，我想，这个故事或许还能在某人的生命里投下几声欢笑，现如今这倒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先把话说在前头：我是个心智正常的普通美国男人。年方44岁。在曼哈顿一家专营美食图书的备受尊重的出版公司斯坦利伯恩担任资深编辑。大半辈子和同一个女人携手婚姻。我们有两个青春期的孩子，娜塔莎16岁半，安东尼14岁，有一只跟人很亲的混种狗，名叫贾斯伯，在纽约的一个高价郊区有栋房子。吉妮也工作，用极少时间兼职做博物馆的自由摄影师，几乎全职当一名体贴的母亲。毋庸置疑，这不是完美的生活。我们也有自己的担忧和失望，疾病和伤痛，况且，家里有两个青少年，我们有时会经历一定程度的家庭骚乱，在我听来，就像一只装满荷尔蒙的水壶煮沸了，在炉子上尖啸。但这是吉妮和我白手起家打造出来的生活，一开始没有多少钱，也没多少人帮忙，我们对此很自豪，也心怀感激。

在我上路前的六个月，一把酸楚的新调料被撒进那一锅美好生活的炖汤里，被撒进晚宴的漩涡、关于家庭作业的争论和8月里为期两周的海滨租屋度假中。我的双亲，72岁的罗纳德和70岁的玛蒂尔达，在北达科他州一条名叫“国道22”的双车道高速公路上因遭遇车祸而丧生。两人心理机能完善，健康状况极佳，今天他们还是电话线另一头熟悉的声音，隔天就无法接通了。没了。一片寂静。不可触及。有着雄浑独特个性的硬朗农人，被一个坐在倾翻的蓝色皮卡车里跟我同龄的醉汉化成了灰烬与记忆。

我们都去了北达科他州参加追悼会。(住在新泽西州的妹妹西西莉亚是搭火车去的，她继承了母亲对航空旅行的恐惧。)该流的眼泪也流了。也聊起了旧日时光，有美好的，也有不那么美好的。有对那个人的愤怒——撞死他们的那个人——很快他就要入狱。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我没有料到的，是在我父母葬礼之后的几个星期里，环绕我的庞大空虚感。

不止于丧亲。那是一种拉锯式的不满，在来来回回地切割我自以为是的神经束。有时甚至在最明媚的情绪里，我都能意识到它。把眼睛从美好生活上挪开哪怕一秒，就看到它在那里：与其说是抑郁，倒不如说，是对你所作所为的不祥的小小怀疑；不是困惑，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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