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尤·维特伯爵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宫廷重臣，亲历了这两个王朝的许多重大事件。本书可称作罗曼诺夫王朝风雨飘摇大厦将倾时俄罗斯帝国社会生活和政治形势的全景式写照。作者的经历使他在不经意间把沙皇宫廷生活，他处理朝政及其幕僚的表现，轻松自如地描述出来。大凡外交（如李鸿章就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事出使俄国的情况、日俄战争和1905年革命的爆发），内政（如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警察制度、尼古拉二世颁布的1905年10月17日宣言）等重大事件，书中都有记述。对中国读者来说，就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维特揭示的是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完全不同的政治观点。维特也主张改革沙皇专制，但同时又是一个“真诚拥护”尼古拉二世的保皇派。所以在他的笔下，俄国人因不堪政治无权民生凋蔽或结党活动，或斩木揭竿，是一股“革命浊流”，参与运动的学生成了“渣滓”。《维特档案--访问记笔记》对我们研究尼古拉二世的改革，十月革命的前因及其后果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引出新的线索，开拓新的视野。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使我们联想到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维特伯爵是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宫廷重臣，俄罗斯帝国政治家，历任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和第一任大臣会议主席，是俄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谢·尤·维特著的《维特档案--访问记笔记》中，维特以亲历者身份，生动翔实地再现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李鸿章访俄、目俄战争缘起、朴次茅斯条约的前因后果等。作为战败国的使者，维特在朴次茅斯的言行尤其引发人们无限思考；关于10月17日宣言的淋漓尽致的记述，充溢着沙皇和罗曼诺夫王朝保皇派的末世心态；并非理论家的维特不经意间提出了一个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道路，是取革命暴力还是宪政改良：面对民怨沸腾，帝国大厦将倾，朝臣们围绕着尼古拉二世皇帝，为保住既得利益而形成共识，把工农运动视为“渣滓”，为使其不致汇成“革命浊流”，费尽心机割掉“革命的尾巴”，结果是这位末代皇帝错失了本可利用的机会，如农民银行的设立等。本书不失为维特唱给俄罗斯帝国的挽歌，为其灭亡和1917年巨变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及其回忆录

维特夫人的序言

第一卷（上）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一卷（下）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附录一

附录二

第二卷

前言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07年6月

汉堡　1907年6月

汉堡　1907年6月

凯特勒赫（Catleret，法国）　1907年8月

比亚里茨　1907年8月（俄历）

比亚里茨　1907年9月

彼得堡　1908年1月

维希　1908年8月

维希　1909年7月19日

比亚里茨　1909年8月

比亚里茨　1909年9月

维希　1910年7月11日

萨尔茨施利尔夫（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　1911年6月

比亚里茨　1911年8月

萨尔茨施利尔夫　1912年7月14日

比亚里茨　1912年8月25日

人物简介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07年6月

战前，在我被委任为大臣委员会主席之后。我要以极其系统并加以文献佐证的叙述方式，来写日俄战争爆发的始末。这段叙述以我离任财政大臣职位为起点，到被委任为大臣委员会主席时为终点。财政大臣的职位完完全全是无所事事。大臣委员会则在1905年10月17日的改革之后寿终正寝。当时，并没有团结一致的政府（即内阁）。委员会是最高行政机关，参与其中的都是一些乌七八糟的行政官僚，因而无力撮合政府的团结，一切或多或少未经立法确定的举措，以及一些重要的立法决定，都有可能遭到国务会议方面一以贯之的顽强抵制。因此，几乎所有临时性的法令，诸如限制犹太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外国人的权利，所有涉及各种可能的护卫方面的警务措施，所有经过上面关照，要给予各式各样的人物以超乎法律之上的庇护之类的事，都要通过内阁来办。内阁由各部大臣或副大臣，国务会议主席及其各司长，以及皇帝钦命的人物组成。内阁里主事的，通常不过是当时受到陛下特别赏识的两三个人。其余的人则对他们唯唯听命而已。在我那个时代，这样的人物是：托尔斯泰伯爵（内政大臣）；杜尔诺沃（外交大臣），此人目光短浅，但在一般事务上精明而狡狯；普列维（内政大臣），是秘密警察中极其聪明的干将，但又是个恶劣的善钻法律空子的投机分子，他是一个学识浅薄，狡猾而蝇营狗苟的官僚，总的来说还不算愚蠢，但处理政务上一窍不通；波别多诺斯采夫，是一个有着杰出教养和文化素质的人，是个绝对相信自己的信念和抱负的人，他有很强的治国理念，但可惜的是虚无主义的理念，从本质上说，他是个反对派，是个批评家，是个敌视创新精神的人，实际上，他崇拜警察的力量，因为另一种力量则要求变革，而对变革，他深有理解，但他深恶痛绝，他怕批判和否定，因而他把东正教教会的警察制度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由于他，宪法草案的制定归于失败，本来这个草案由洛里斯一梅利科夫提议制定，本应在震惊俄罗斯的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前夕或亚历山大三世登基初期实施。这就是波别多诺斯采夫所犯下的弥天大罪，否则俄罗斯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现在也许就不会遭遇这无耻之极和疯狂之极的革命和无政府状态了。

在内阁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侍卫长万诺夫斯基。他是国防大臣，嗣后又任国民教育大臣，是个不坏的人，赋有军人素质，文化不高，却不乏理智的思维，而且性格直爽。内阁里偶尔也会有一些真知灼见占上风的人，总会有些高明的人嘛，但是，当遇到过去未曾发生过的问题时，在原则上，起码事先要有个主意。

还有一个阿巴扎，忘了说了。此人头脑清醒理智，是个大赌徒，懒懒散散，大学毕业，但学识浅薄。在上流社会是个行家里手。由于天性聪颖，加之熟谙彼得堡的为官之道和人际关系，他能在国务会议和大臣委员会中起很大的作用。他在莲娜。帕夫洛夫娜公爵夫人的沙龙里耳濡目染，因而，很有点自由主义的习气，不过他不会为了推行任何自由主义的措施而放弃哪怕一个晚上的豪赌。

作为大臣委员会主席，我也像我的几位前任一样，会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摆脱总是源源不断涌向会议的各种棘手的事务，以免参与那些令人不快的决定，进而极力把这些事照章推诿给国务会议负责人或者让大臣们各具奏章，呈请恩准。一般来说大臣委员会主席就很少向皇上奏报，所有的奏章都交给大臣委员会管事人去做，我当时处于某种失宠的状态，从未单独晋见过陛下。P1135－1137

一

本回忆录作者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谢·尤·维特）伯爵，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宫廷重臣：1892～1903年担任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1905～1906年任俄国首位大臣会议主席。1915年2月28日在圣彼得堡辞世。不言而喻他是这两个王朝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也是沙皇许多重大决策的目睹者和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者，特别是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起草和十分脆弱的君主立宪的出现，日俄战争和1905年《朴次茅斯和约》的签订，以及战后为恢复帝俄经济而争取到的巨额国外贷款。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的名字为中国读者知晓，多半与他曾经代表俄国政府与李鸿章谈判修建中东铁路一事相联。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大型回忆录，则十分详细而全面地记述了沙皇如何从其所谓“国家安全”考虑修建中东铁路，并从俄罗斯需要不冻港而策谋侵占中国东北，攫取旅顺大连。维特描述的史实，如仅仅利涅维奇一人就在抢劫故宫后从中国运回了十车厢“战利品”，主要是珠宝，这足以说明沙皇的对华政策。维特关于俄罗斯与英国、日本在远东的角逐，以及他前往朴次茅斯与日本代表缔结和约的过程，对于研究后来苏联对远东国家的政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本回忆录内容之丰富，涉及重大内政外交问题之深度与广度，诸如国内的动荡、流血的星期日、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发表以及日俄战争等，交相辉映，构成罗曼诺夫王朝在风雨飘摇年代里大厦将倾之际俄罗斯帝国的“清明上河图”。

对于俄罗斯的国内政策，如犹太人问题、宗教信仰、言论自由、普选权、教育公平等，本书都有详细介绍。

维特关于20世纪初美国之行的描写，不仅为读者描绘了沿路风光，饶有兴味的是对于了解一个多世纪前美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差异，提供了多视角的图景。

维特以俄国社会为大背景展开自己的回忆，从出身家世说到官场沉浮。他把贵族和平民，追求改良乃至革命的人，激烈的或温和的党派，以及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与追求，逐一娓娓道来，没有修饰，平实中传达真情，且万花筒般令人目不暇接。冗长的叙述中也有闪光的情节，如李鸿章针对霍登事件大谈他的为官之道。尤其难得的是，维特因其身份而能在不经意间把沙皇本人及其高官显宦的生活状况，他们对社会事态的第一反应，以及他们的日常精神面貌轻松自如地展示给读者：尼古拉二世的懦弱，天罗地网式的新闻检查和文字狱，警察制度的严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粗暴干预，各阶层对争论不休的尼古拉二世改革（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态度等。

就是通过这一切，维特也不经意间绘制了一幅极好的自画像，展现了自己的面貌：一个“真诚拥护”帝制并一向致力于“维持至高无上”的沙皇权柄的保皇派。维特原原本本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高层动态，如俄国人因不堪政治无权、民生凋敝，或结党活动，或斩木揭竿“打土豪分田地”，或轰轰烈烈举行罢工等，在维特指尖汇成的是一股“革命浊流”，参与运动的学生成了“渣滓”，他甚至认为这些革命组织若不割掉“革命的尾巴”就没有前途等，不一而足。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出现似乎一度证实了维特的预测，被维特咒骂的政治势力成了气候，但几十年后苏联的解体又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引入无限的思维空间。

要写自己的政治经历，维特回忆录的画布上当然离不开皇上、宫廷重臣和他们的政治主张：其共同点是维持皇权，改革可以，但要按照10月17日宣言，实行君主立宪制。绝不走马克思主张的暴力革命道路，在保持沙皇统治的前提下逐渐改良俄国社会，这使人想起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维特用很多篇幅再三强调10月17日已经给了公民自由，提出了普选制，开启了宽容的宗教政策等，他苦口婆心地劝告其同僚，哪怕放弃些许利益，退一步海阔天空，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否则社稷不保，“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和他污蔑为“渣滓”的工人的革命将把皇室和王朝吞没在“革命的浊流”中。

在这方面，书中关于尼古拉二世把农民和农业问题重重拿起轻轻放下的记述尤其发人深省。作为一国之君，沙皇尼古拉二世鉴于农业的落后状况一直是俄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有意建立一个农民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以启动此问题的解决。但是这直接触动了世袭领地拥有者的利益，遭到享有特权的贵族地主集团的反对，他们紧密团结起来，声称俄罗斯的存在就是为了“养活我们”贵族和富人。尼古拉二世选择了向富贵者让步的方针，从而阻断了任何改革的道路，社会动荡，民怨沸腾，结果他不仅于1917年二月革命后丧失皇权，而且1917年11月后不久，维特和权贵们仇视的“革命的浊流”把罗曼诺夫家族冲到了红色革命者刀斧下。整本回忆录像是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唱的挽歌。

从农民问题的角度看，维特回忆录的中文版尤其显得饶有兴味，亚历山大三世的改革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国农奴受到的压迫，可是到尼古拉二世继位后的几十年里，这一举措对俄国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毕竟十分有限，农奴作为商品可以转赠、可以买卖的状况是有所改变，但要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使这个“人”有真正的“我”的“感觉”，却是遥远的社会任务。具有浓烈俄国特色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活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第一方面是农民企盼沙皇成为“开明皇帝”，但屡屡失望；第二方面是各色知识分子提出种种激进或缓进道路；第三方面，则有贵族和整个上层的抱残守缺，自然还有沙皇谋求永远执政，甚至想把“革命”一词从“字典里抺掉”；第四方面则是几近失控的日益强烈的工农反抗。维特虽显零散但依然真实的记述，对国内外政界学界多少年争吵不已的革命道路问题，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参考书。

对于中国读者，回忆录尤其具有启迪作用，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被灌输的是由斯大林主持的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历时8年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的观点，是列宁的观点。试以1905年革命为例。列宁认为那是“十月革命的总演习”。维特则把它称为“革命的浊流”并极其激烈反对苏维埃。事实是列宁在1905年就主张由俄国“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俄国革命。他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称那是一种“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他主张用一种“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即推翻沙皇制度，并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列宁一派就这样在政治潮流中亮出了自己激进的旗帜。列宁的亲密战友Л。Д。托洛茨基，就是1905年革命涌现出的精英，在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的位子上与沙皇斗争过。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将托洛茨基有关这场革命的文章集结成册出版了《一九○五》，其基调是热情讴歌激烈的工农运动。它给读者描绘的是与维特完全不同的景象。

1917年（俄历）10月25日俄国发生狂澜，苏维埃政权在革命的第二天颁布了《土地法令》，它表明，宫廷权贵们反对过的东西如苏维埃，成了新政权的基本制度和国策。俄国改良主义道路、尼古拉二世的君主立宪被历史否定了。从十月革命史研究的角度，维特的这本回忆录也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引出新的线索，开阔了新的视野。

二

本回忆录因系维特的亲历，所以真实，因维特的显赫地位，所以重要。但自恃始终忠于皇上的维特，其回忆录的出版却因皇上而经历了坎坷之路。尼古拉二世早就知道维特回忆录的存在，在维特尸骨未寒时，密令查封了维特的私人档案。熟谙沙皇脾性和警察手段的维特对他敬爱的皇上也存有戒心，在手稿处理上棋高一着——把它放到了国外，躲过搜查，保存下来，后人才能看到他的回忆录。关于这段故事，原版前言已有交代。

回忆录的某些章节曾经在俄国面世，那是维特故去5年以后的事。

1976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内部印行的《维特伯爵回忆录》是迄今为止研究者广泛使用的参考资料。这个版本的俄文编选者阿·亚尔莫林斯基显然为了避免原稿的重复而将回忆录的顺序重新排列、压缩，故难以反映这本巨著的全貌。  1981年，新华出版社也出版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取材与商务印书馆版本相同，但篇幅较小。

现在读者看到的回忆录是据2003年圣彼得堡版本译出的，编者是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和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以巴赫梅捷夫命名的俄国和东欧文化历史档案馆，依据的是后者收藏的档案，没有删减，据俄文原文刊印，悉数发表。

新译本的学术价值，除了维特的记述外，还因编者的详尽注释而锦上添花。难能可贵的是，编者使用了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的丰富资料，引用了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把有关重大事件的要素，特别是沙皇的谕旨予以介绍，并把维特记述中的明显谬误处或予以纠正或提供佐证材料，对某些观点之评判，无不鞭辟入里。编者考据之精细，史料之确凿，高达全书篇幅10％的注释量，使回忆录的价值更加明确，甚至可以单独辑录成书。

三

现就中文译本在技术处理上做几点说明。

第一，本回忆录中经维特本人审校的部分，只有第一卷上册的第七章，约占全书的3％，其他绝大部分维持着速记稿的原貌。所以内容经常有重复，语言不简练，叙事不严谨，颠三倒四，甚至出现观点和事实前后矛盾的情况。维特自己说，这是因为口述过程中他大部分时间身处国外，手边没有原始文件可资核对，仅凭记忆，难免有疏漏。本书一律照本翻译，不加任何标注。

第二，原文体例不一，第一卷上下册有章节目次。第二卷则以年代和地点为目录，但编排上有的年代在前，有的地点在前。译者将其体例统一处理。

第三，第二卷十分明显地保存着未经整理的口述语言风格和速记记录特色，上下文多有不连贯之处，再经翻译则直接影响了行文的通畅。书中许多半截句子，不少地方译者系据上下文揣测，甚至不得不修改原书明显的语言错误。为尽可能传达原意，译者请教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前院长李英男教授，到中国来访问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阿·卡尔图诺娃（А。И。Картунова）、伊·索特尼科娃（И。Сотникова）和米·梅利尼科娃（М。Мельникова）等专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俄语部俄罗斯专家伊·雷日科夫（И。Рыжков）先生，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石川桢浩教授。谨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第四，原书注释体例混乱，脚注、尾注混杂，注释符号和序号不统一，甚至出现只标有注释序号而无注释文字的情况，或序号与注文不符，或注释中再套注释，形成阶梯式注释，最离奇者是注释序号与注文相距达20页之远。译者只好把原文体例稍做改动并将其统一处理，除注有“——译者注”字样外，均为原书注释。  第五，原书附有人名索引，列出了人物的名、父名和姓，以及出现的页码。但所列官衔、姓氏与行文不一致处甚多，涉及长达几十年的俄政府高官，难以一一核对；书中所列人名特别是人物间的关系（如特列波夫家族），经再三梳理也无法捋出头绪，本书只能悉数照译。

原书涉及的各国人物范围广泛，而不同语种的国家姓名的组成、排列顺序都各有不同，还常带有冠词、缀词等，本书也按照原有顺序译出。但令人遗憾的是最终中文译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名索引，因书中人际关系复杂，同一个人的姓名在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有时出现的是父名，有时是姓，有时是爱称，有时是全名。读者在上下文中并不难分辨讲话人的身份。但在电脑上搜索，按名、父名和姓把每一个出现的人物检索清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故此，中文译本只好做了“人物简介”，供研究者参考。

第六，本书是两位老人和一个相当年轻的硕士、博士群体合作的成果。恭祝青年伙伴工作顺利，锦上添花。

译者（依书中章节顺序）：

第一卷　李晶晶（硕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翻译）：序言，第1～2章。整理人名索引。

杨怀玉（博士，空军装备研究院翻译队副译审）：第3～7章及第二卷部分注释文字。

张丽（博士，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第8～15章，校对人名索引。

叶柏川（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第16～17章，该卷附录。

第二卷　王福曾。

李玉贞

2015年5月

北京东方太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