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出书记（精）／博雅文丛》收录作者谢其章的随笔20篇。谢其章先生15年中出书20种，个中酸甜苦辣，自难尽述，于是便有了写作本书的意图，专记出书经历。谢先生酷爱搜书，《一个长途电话聊出来的本书》《漫话老杂志》《珍爱是声》等篇记述因搜书而触发的写作机缘；《我的电影记忆》《悼一本杂志》《二十年搜书之自供状》《一条美丽的银蠹鱼》数篇夹叙夹议，写人写事，委婉道出著述的甘苦。

搜书、写书，雅人谢其章15年间出书20种，勤苦自励，人书俱老，难怪藏书大家韦力慨然叹道：“其章兄是爱书者中之有心人，不若吾之爱书仅爱书而已。”

搜书、写书，谢先生的随笔《出书记（精）／博雅文丛》一书忠实地记述了每一本书从选题策划、文章写作到书籍装帧、用材等各方面细节，不惮覼缕，其间书业的变迁、作者两代书人的勤苦自励，风霜雨雪，人书俱老。

序

一个长途电话聊出来的本书——《漫话老杂志》

照着李英豪描红模——《老期刊收藏》

珍爱是声——《创刊号风景》

“这书还是你来写吧”——《旧书收藏》

集藏之家天生是酸葡萄家——《创刊号剪影》

封面尽可作秀，作人不秀为好——《封面秀》

我的电影记忆——《梦影集》

悼一本杂志——《终刊号丛话》

二十年搜书自供状——《搜书记》

历史的哈哈镜——《漫画漫话——一九一○至一九五○世间相》

一条美丽的银蠹鱼从《水经注》里游出来——《蠹鱼集》

一直想出本繁体字版的书——《蠹鱼篇》

做个蠹鱼太沉迷——《书蠹艳异录》

书情缘未了——《搜书后记》

古城西隅小书房——《都门读书记往》

且借赵景深一回目——《书呆温梦录》

地铁六号线慈寿寺停一站——《玲珑文抄》

这四年的书账——《搜书剳记》

书名没有专利嘛！——《风雨谈》

我一提这是鲁迅说的话……——《佳本爱好者》

后记

一个长途电话聊出来的第一本书——《漫话老杂志》

如果没有一九八九年春天的那次偶遇，如果没有一九九八年秋天的那个长途电话，我的第一本书也许还是会写出来并出版的，可是也许就不会是现在这个内容，也许还要来得更迟些。

人生或许有拐点，我的拐点即上面的两个“如果”。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国书店春季书市，我利用午休时间去书市看看有什么可买的书。姜德明先生回忆淘书生涯，多是利用午休和下班的那点儿时间逛东安市场的旧书铺，东安市场与人民日报社同处王府井大街，溜达着就去了。我供职的单位离琉璃厂不远也不近，若是晚上下班再去，书店已关门了。我的家离琉璃厂更远，古人云“勤以赴遇书之会”，可是少了“地利”，毕竟不够便捷。有时想，若“家在书坊边”（林海音语），我的古旧书启蒙说不定不会人到中年才姗姗来迟。

不管什么原因吧，四月十五日的这个中午是决定性的，我的民国书刊之旅，扬帆首航。

书市有新旧之分，如果是新华书店举办的书市，卖的多为近年所出新书，而中国书店它的经营范围以古旧书刊为主。以趣味论高下的话，当然是中国书店的书市来得有趣，古语有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书即人，人即书。虽然我知道旧书的趣味很晚，但是一旦知道，便急起直追。

从泛泛地收集旧书到专心收集民国杂志，其间的距离只是一步之遥，而我却走了较长的时间，我的另一个大爱好集邮拖了后腿。甩掉集邮专心致力于民国杂志是六七年以后的事了。可以这么讲，中国书店书市只是第一道门槛，迈进这个门槛比较容易，对我而言，第二道门槛是海王邮里的中国书店门市部。书市只有春秋两季，加起来不过二十几天，而且“甩货”（减少库存）才是办书市的真实目的，所以书市里见不到什么民国书刊，只有门市里常年摆放着较稀见的古旧书刊。所谓摆放并非触目皆是，真正的稀缺佳本明面上没有的，店家也不会拿给我这样的生客。

现在回忆，我从未享有哪怕一次的高等待遇——“延入内柜”，随便看，随便挑，随便买。吴则虞一九五八年在古籍训练班上讲了一段话，透露了一点儿旧书店经营之道：“过去琉璃厂一带古旧书店分三层，外层供一般读者浏览，第二层是供学者专家挑选的，第三层即所谓内院，是专门迎接宰相，官僚们购买名贵书籍的。”吴则虞的表达有不够恰当的地方，但主要意思说对了，“人分九等，贵贱有别。”这样的情形，今日照旧。

买旧书完全不像买新书，此中门道，前人已经说了许多，我们惟有好自领会。

我为什么选择民国杂志作为主项，虽然现在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可是最初的动机是什么，不大能够说得清楚。一位德国藏书家说：“在非书籍物品中，杂志与书籍是最为接近的，需要加以特别的关注。如果我们不是想零零碎碎地买来阅读，而是意在收藏的话，就会发现，杂志收藏比书籍收藏困难得多。”

日本哲学家户坂润（一九〇〇—一九四五）在《应如何选书》里讲：“我的兴趣里有着我自己也不太清楚的某种系统，其中分布着有可能形成主题的枢纽之处（station）。将相关的书买来保存，在枢纽与枢纽之间，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发现意外的关联。”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在海王邮买了平生第一本民国杂志《人间世》，当天日记：“晚上回到家仔细品味《人间世》，许多文章是过去从未见过的，真称得上‘开卷有益，掩卷有味’，别一下子看完，人生还长着呢。”在我的淘书生涯里，得益于北京大小书铺，海王邨惠我尤多。

自《人间世》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朝着一个无形的目标迅跑。

跑了三年，忽然想起该为这些得之不易的民国杂志写点什么了。说起作文，自忖不算外行。小学四年级，全年级就一个学生期末考试得了双百，这个学生就是我。中学，我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朗诵。大学四年，我念的不是中文系，我的作文《我读（阿Q正传）》却被中文系的老师作为范文当堂朗读，老师说：“我今天忘了带眼镜，可能念不好有损这篇文章的光芒。”夸得我不好意思起来，老师还叫我站起来认识一下。有趣的是，妻子比我低一年级，她念的是中文系，有一天她回家跟我讲：“今天上课老师念了一篇作文，老师说这位同学念的是财经，他的作文我们中文系的同学却写不出来。”我说，正是在下。

一九九四年，我的第二篇习作《我的杂志世界》刊在《收藏》杂志，还配了图片，图片是我拍的。此文的意义在于给我的文章定了一种模式，即文必附图，一文一图或一文多图。再往后我出的书也走这个模式，每书必附插图，插图必出自私藏。止庵先生曾说“你是沾了读图时代的光。”

这一年年底，我的小文《从头收拾旧河山》于《集邮》征文获得名次，并参加《集邮》座谈会，中央电视台播出座谈会剪辑，这是我第一次出镜，对着镜头我不会说话了。我明白了，当众说话与面对镜头说话非我所长。

一九九五年，我写出了两篇稍具质量的作文（《闲话（古今）》和《（杂志）杂谈》），得以刊发在《书与人》杂志。（P001－004）

序

什么时候有了写这本书的念头？那天在电脑的文档里找到了最初的记录“《出书记》二○一○年三月十四日立项”。我记得是有这么个事，但具体时间还得查日记。那天外面刮着风，阴惨惨的天色，很适宜在家宅着，也不知动了哪根筋，抄起电话给李世文电话，世文是拙作《书蠹艳异录》的编辑，我说突然想起个好书名“出书记”，世文一句话就给否了：“出书记？早点了吧？”他是把出书记当成回忆录了，回忆于我而言确实早了点儿，但是就算到了那一把子岁数，录不录回忆还两说着呢。出书记的实质，可以看作个人生活的侧影，也是忆往的另一种形式。

鲁迅说过“一个人做到只剩下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朝花夕拾·小引》）

不担心无聊不无聊，只怕“连回忆也没有”的人生。

我今后可能还要出书，可是对十五年里已经出版的二十册单行本作一番回顾，讲讲“出书”经历的苦辣甜酸，似乎不早不晚，此正时矣。

张爱玲透露卖文为生的感觉：“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

导演过《钢琴师》的罗曼·波兰斯基，一九九二年导了《苦月亮》。我抄录了其中一段台词，很像为我的《出书记》私人定制：

出版商：“出版业今非昔比了，现在利润是关键，你得有之前出书的销售记录，没有人会在毫无成就的新人身上投资。”

作家：“所以不出名就出不了书，这似乎自相矛盾。”

上面的对话出现在电影的第四十五分钟，第六十四分种，作家对女友抱怨：“我都快四十了，还没卖出一本书！”

“先有名”还是“先出书”，确实自相矛盾。但是出版商说的也许是非作家专业的“名人”，这种情形在中国很普遍，某人在某领域特别出名，那么他出书就不是难事，找人代笔或口述，这样的名人不需要“销售记录”。一个北京的出版社想给我出书，她们还真是实地到书店和出版社调查过我以前书的销售情况。网络时代，似乎不劳腿力，上网一搜，作者的实力一览无遗。

现在从头回忆的话，我的文字第一回变成铅字，好像还是八十年代末的事情。《足球报》有个“读者来信”栏目，我写信去问了两个问题，不久，报纸刊出了我的信，并且由专家回答了我的问题，虽然只是短短的几行字，却让我异常兴奋。具体刊出的时间我刚刚查出来了，一九九○年十月三十日《足球》报。  纪果庵在《北游记》里说到一件小事，一九四四年冬他来北平，“于削面北风中两次访谒知堂老人。”此时周作人主编《艺文杂志》，纪果庵乃作者，正好当期刊有纪果庵的文章，周作人便把杂志送给他“特别翻出我的文字来告诉我已经发表了，大约很明白作稿人的心理，无论何时均以先覩自己作品为快罢？”所谓“先睹为快”，有两层意思，一种是读别人的文章，一种是读自己的文章。两种感觉兼而有之，此人必是作稿人。

真正投稿性质的文字变铅字，是一九九二年的《燕都》杂志，这一期刊发了我的处女作《金受申与〈立言画刊〉》。那时东四北大街有家书店，好像就叫“燕都书店”，除了专售《燕都》杂志之外，还有不少文学书。我一下子买了六本，想想还得送给谁，又买了几本。现在回想只觉得可笑，不就是一篇文章么，至于乐成这样？可是当初的兴奋劲儿，至今还记着。如今在某某杂志登一篇文章，稀松平常，已不会心生涟漪。

人们常说回忆是靠不住的，这话属于钱钟书所云“局部真理”。我上面那段话是靠回忆写的，对比一下当年当天我的日记。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二

上午趁便去了北京艺术博物馆，一般极了，只有明清瓷器还稍稍吸引我，并不强烈。叶子上写的佛教语挺有意思。中午食客盈门。Z君的快译通坏了，让我去东四顺便修修。路过新太平胡同，迎头碰上了赵承寿，那个下午我会忘记吗。胡同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礼堂里人声鼎沸。经历了奇特的十五分钟和几分钟，使劲儿保持镇定。接着到了服务部，仍是冷冰冰的“没有”二字。只得去东四南大街。在燕都书店我的预感再次灵验，九二年第一期《燕都》，我半年前的作文《金受申和〈立言画刊〉》赫然入目，太令我激动，在秦河都没忘记的事情如今梦想成真了。一气儿买了五本，又五本，又五本，我想到了要送给哪些人……。在旁边的青年书店买《语文修辞讲话》，在中国书店买《上海报刊史话》。来的路上在文化艺术出版社买丰子恺画周作人诗的图文书，不错，要是彩色就更好了。

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大街上全是卖汤圆和元宵的。想打个电话告诉她《燕都》的好消息，竟无一处电话可打，唉，这座现代化的大城市。

我喜欢作统计，不论是生活，还是写作，我都作有详细的记录，譬如说自成家以来每年的生活帐均有统计，籍此可以知道三十几年来生活指数之轨迹。很久以前有位领导对我说“统计，统计，就是统计加估计。”他的意思是某些数据不必那么精确，大估摸即可。我所记录的各项数据，对本书的写作可是帮了大忙，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数据本书根本写不成。

十五年的二十本书，总共得了多少稿费，书中均有精确到角分的统计。前几天一位当年睡一炕的插队知青打来电话，我们已几十年失联，他说我出了这么多书一定挣了大钱，我说了一个数，他好像将信将疑。好吧，等我这书出了送他一本，让他知道我没有哭穷也没有炫富，如实记录生活而已。

自二○○○年第一本书至今的第二十本，基本是一年一本的节奏。二○○二年二○○七年二○○八年没出书，二○○六年和二○○九年都是一年出了三本。

二十本书，最少的印数是三千，最多的是八千。我估计这二十本书的总印数不超过十万册。定价最低的是十五元，最高的是四十六元。

加印的有三种，《老期刊收藏》《搜书记》《书蠹艳异录》。

一九七三年，我一整年都待在青海一个偏远的农场，我读了十几本书，其中司汤达的《红与黑》我半懂半不懂，却抄了好些书中的话搁在日记本里。有这么一段话：“啊，一个伟大的策略，从计划到实行，当中的一段时间是多么残酷啊！多少无谓的恐惧，多少犹豫不决。有关生命，还有比生命更重大的——就是荣誉。”

我的一本书的“计划到实行”，当然比不了于连的野心勃勃，我就是很想把这段话抄在这。

二○一五年三月到十月断断续续写就

后记

听说我要写这样的一本书，止庵建议我买川端康成的《独影自命》，他说川端这书其实就是“出书记”，又说我不参考此书就写不好“出书记”。我听从他的建议把《独影自命》买了，读了读，发现需要补好多课。

开始的设想，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我写的书”，第二部分“我编的书”，现在决定第二部分去掉不要。我编过的书有《邓云乡讲北京》《东西两场访书记》《朴园日记》《世载堂杂忆续篇》，这四种里后三本确实值得一编，邓云乡那本则编得过于容易，年代太近。

与我以往的书不同，原本最不费脑筋的插图，这回却颇费思量，不知道该用哪些图片，没有太好的办法，尽量选一些较特别的图片罢。

谢谢韩慧强先生的邀稿和督促，日夜兼程二百四十六天，这书总算写完了。

二〇一百年十月二十六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