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这些纯学术性的论证,我们应该看到两个基本事实:
一是如果从纵向角度看,中国宏观税负增长速度非常快,这是毫无疑义的。从1994年到2013年,我国税收速度增长有多快,宏观税负增长速度就有多快,这不用做太多理论论证,都能从数字上立刻看出来。
二是中国宏观税负的测度有它的复杂性。其他国家的税收,基本上能涵盖几乎政府全部收人,比如美国税收多少,美国政府收人多少,两者之间几乎可以画约等号;但在中国,讲到税收时,它只是政府收人的一部分,比如2013年税收在全部收入中占52%左右,意味着还有48%左右的政府收入不叫税收。我们讲的宏观税负只算税收。所以,我们要区分两个口径,一个是纯税收负担状况,另一个是广义的税收负担状况。广义的税收就是把全部政府收入都算在内。前不久通过了《新预算法》,明确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项。这四个预算都属于公共性质的政府收入。因此,考虑中国当前宏观税负问题,外国人是不容易了解的。我们必须把国情搞清楚,我们的国情就是单算税收。另外,我们要看到除税收之外,实际上其他政府收入也是来自于老百姓的口袋,这笔钱也应计算到宏观税负当中来。因此,我觉得要立足国情客观认识中国宏观税负,和国际做有效的比较,而不做无谓的比较。
关于当前中国人均宏观税负的问题,去年中国财政收入12.8万亿元,多说一点就是13万亿元,中国恰好13亿人口,人均近1万元人民币。这1万元当然包括老人和婴儿。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三口之家一年就是3万元。在当前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税收的缴纳是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如果把这个税收转换为直接税,在中国就几乎没法收了。由此,税制结构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税收意识,也要向老百姓宣传税收知识。
我们需要调整税制结构,由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变。为什么每年事实上人均l万元的税收,大家普遍感觉不到?因为几乎全部税收都融于价格当中,我们收的是间接税,这是中国税收的一大特征。其实,人们只要消费就会产生税收,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在交税。所以中国人很少有纳税人的意识,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必须加以关注。
当前,中国面临的几件大事都与税制结构有关,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不是一个交易场所,更多的是供求交互作用条件下所形成的均衡价格,让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
这个问题在现实中很常见,比如大家现在出国,一般少不了购物,表面上图的是价差,但是有人不理解产自中国的产品为什么比在国内还便宜?其实价差背后是税差。比如我们征100元税,70元左右融入产品价格;但在美国征100元税,20元左右融人产品价格。所以,税差也会导致资源在国家之间的错配。
十八大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呢?就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与时俱进,让国家治理水平具有现代性。放到税收上,就是税收治理具有现代性,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现代税收文明。现代税收文明讲的是人类对税收的基本追求。人类税收刚出现的时候,主体是人头税,这是税收的第一阶段,我们称为简单原始的直接税阶段。第二阶段是间接税为主体,就是对商品课税,间接税税收负担分配标准是按人们的消费来分配。比方说要取得100元税收收入,拿卖矿泉水来说,那就变成谁喝水谁交税,谁不喝水谁就不交税;谁喝水多谁多交,谁喝水少谁少交。所以,这100元税是凭喝水多少交的。
恩格尔系数说明,越富的人花在吃喝上的比重越小。把恩格尔系数原理拓展开来,越富的人,花在有形消费品上的支出就越低。所以,就变成这么一种情况,我的收入是你的100倍,但是我的消费可能只是你的1.5倍或2倍左右,税收负担和人们收入水平不成正比。这显然不公平。所以,随着人类的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就越来越要考虑税收的公正和公平,就必须有直接税的配合。
这次税收制度改革基本线索是逐步增加直接税比重,税制结构要优化调整,突出现代税收制度大方向,而现代税收制度要落实在税收负担分配的公平和公正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国。在税收制度形态上,要在收税的同时考虑到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考虑到对社会公平、公正的影响,考虑到对国家治理成效的影响。
所以,税收跟大家密切相关,特别是从事政府工作的人。了解税收实际上是了解政府活动成本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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