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影子有多长》是历史学者杨念群全新随笔结集。近三十篇文章论题有广狭之异，所涉时空亦有长短远近之别，然其要旨则在通过对若干历史命题的另一种解读，对那些已经构成我们生活常识的历史观提出商榷和修正，以助世人克服刻板僵化的认识。

历史学亦可动情，读史治史也可以是一种审美。作者有志于改变史学研究埋首钩沉脱离俗世的现状，提倡一种动情的历史学，希望历史成为散发着温度的活生生的人的历史，由此，读史治史也可以是一种审美，一种品味，一种无用之用之学，潜移默化滋养我们的生命。

时人常居于“安全”但“错误”的历史常识中无暇自省，直线“进化论”的无处不在，“五四”启蒙的阴影，绝然二分之对立以及政治化帽子的动辄一扣，种种褊狭已成窠臼。作者将此复原至历史空间中，重审检视，提请文质之辩，再议流品度人，探访那些已成历史尘埃之计，以传统之术助世人洞察现下。于此，不妨视作历史学人的又一关怀，不妨移作历史研究的另一镜鉴。

杨念群著的这本《皇帝的影子有多长》，大体讲的都是一些“反常识的历史观”。“反”是对应的意思，不是造反有理的反。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都会造成程序紊乱，因为后者更强势霸道，矫枉过度易给人遗老遗少之感。其实新旧常识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也无法简单置换或评判出优劣，治史者重经验的记录和诠释，供知我者鉴之，如此足矣。

自序

【上辑】

 阶级、流品与品度

 关于“死节”的闲话

 清流与浊流

 南人与北人

 野蛮人的生态观

 “士绅”的溃灭

 “叶”的隐喻

 东林余孽与读书人的抱团政治

 “创伤记忆”唤醒辛亥浪潮

 “伟业论”还是“阴谋论”？

 上海亭子间文人之病

 “革命”与“反革命”

 人性光谱的灰色地带

 “呆子治国论”错在哪儿？

 科举考试果真一无是处吗？

 “桃色”怎样入史？

 动情的历史学

【下辑】

 皇帝的影子有多长？

 “杀千刀”的故事

 细节决定历史成败？

 中西艺术的差异何在？

 读史凭什么看洋人脸色？

 国民性是如何炼成的？

 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好为人师？

 知识分子大不同

 当年日本何以不能征服中国？

 谁的东亚

 中国人怕出海吗？

 “中华民族”是个啥？

附录

 反常识的历史叙事

阶级、流品与品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家总是习惯戴上阶级分析的眼镜把各色人群标签分类，谁一旦被扣上“剥削阶级”这顶帽子，就像惹上瘟疫，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实际上，“阶级”一词纯属西方舶来品，谈“阶级”首先得知道什么是“贵族”，才能按身份划分出个三六九等来。用这个标准看中国史，秦朝以前还讲“封建”，什么是“封建”？简单说，就是君王根据血缘的尊卑亲疏切割出一块块辖地，皇亲国戚在各自的封地里作威作福，说一不二。秦以后是流氓当道，连皇帝都丢了高贵的血统，一般人的血脉就更没什么正宗可言。艺术标准更是坏了章法，失了定力，在高低之间来回乱串，失去了贵族生活本来该有的味道。所以有人说了句极端话，认为秦以后根本没艺术可谈。

若换个标准，汉代以后还算是留着点贵族的尾巴，如魏晋时期仍讲“门阀”，做官选人都要看门第出身。血统品级虽早已不那么纯粹，没有了先秦那般严格的宗子继承关系，宗法谱系也丢散得几乎没影了，可场面上的事还得靠世家大族支撑门面。魏晋时期南北地理空问尽管裂成两截，二百年间相互对峙下来，双方人才的分布还是逃不出几个大姓的掌控，他们不但互相联姻，而且家教谨严，甚至在家里没事就操练朝章国典，门族个个正襟危坐，家中日日钟鼓礼乐，确是以后稀有的景致。所以从魏晋一朝历数下来，还是累积了一些对品味的甄别标准。

近世某些史家嗅到了这股残留的贵族气，钱穆先生就曾说过，西方有阶级无流品，中国有流品无阶级。“流品”往往表现得散漫无形，若隐若现，却是区分“雅”“俗”的标准，在日常生活中被活泼泼地用着，其中散发出的味道很难用西语刻画。如官和吏就分两途，给官员做跟班的吏胥被人瞧不起，教书人和衙门里办公文的师爷也有清浊之分，地位大不一样。在科举制度中同样有“清流”“浊流”之别，进士及第算是清流，秀才举人则沦为浊流，只能沉淀在底层。

最近重读邓子琴先生的《中国风俗史》，邓先生有一个近似的说法，他以“品度”“伦际”观察中国风俗之变。他的意思是，古人有自己一套品评人才事务的标准，每朝每代均不一样，没办法用现代词语准确描述。比如他概括南北朝的品度是“谐谑”“歌咏”“游陟”，北宋是“士气中心时代”，则有“宽厚”“沉静”“淡泊”“好学”之风，明代士人被说成“刚劲”“强毅”“刻苦”，清代流行“雍容”“细密”“推延”“条理”的风气，这些描述都是从古书中归纳凝练出来，非常符合当时人的生存状态。

如果细细按照品度赏鉴各朝人物，倒是像一幅形态各异的风俗百图。比如东汉的异议人士被形容成“匹夫抗愤，处士横议”，这些士子“激扬名声，相互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彼此借力推广声誉，如果一旦看不惯对方，动不动就绝交。天下名士，在他们的眼里统统被归类划等，用笔墨状摹其神态。如有“三君”（一世所宗）、“八俊”（人之英）、“八顾”（德行引人），“八及”（导人追宗）、“八厨”（以财救人）种种复杂名目，这种对人品性的归类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辨别其中的确切含义，只能揣测大概的意思，无外是说这些人的精神气质多么秀出于林，夺人眼球。

所谓“品度”应与君王的胸襟气象有关。东汉士林中还有“儒学”“文章”“推土”“纠违”“阴阳”“弘道”种种说辞，不过被子琴先生评为“谨严有余，恢廓不足，制行有余，风采无闻”，大致与学术一尊、国不两才的风气有关。汉武帝雄才大略，开疆拓土，自然需要笼络各类人才。汉光武帝抄袭先祖的管理手段，但人才的多样化建设就显得弱了许多，只是大致绵延上代的路子。一般来说，事业型人物少，道德型人物就多，东汉风气淳厚，竟还有“让官”的事情发生，有人拼命想推掉皇帝加封的官爵，让给自己兄弟。现在看来这行为有点犯傻，令人不解。还有一个故事说兄弟俩被饿疯了的劫盗掳获，匪徒正准备把他们煮了喂饱肚子，不料两人争着恳求匪徒说，吃掉我吧，放过我的兄弟，真是呆得可爱，匪徒更可爱，虽然饿得两眼发晕，还是觉得这兄弟俩太过仗义，干脆把两人全给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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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算不算“教”，此事存疑。但很多读书人都有如来附体的念想，这是可以肯定的。释尊菩提树下打坐，一朝悟道，真佛现世，金光万丈，天花乱坠。某类儒者也喜在山洞中清修，冥想宇宙，目无凡尘，比如明代儒家大咖陈白沙和王阳明，一旦走出黑暗霎时间就能变成圣人，既能指天画地，又可拯救苍生，也自得万众景仰，风光无限。

然而这等盛况要看天时地利，或许不空前，但已绝后。粤人康有为在清末戏仿过一次，跑到西樵山仰望星空，想象灵魂飘然出窍，脱胎换骨化身成圣，但出得山来却不见有人夹道欢迎，找不到当教主的感觉。还得化圣成凡自己跑到京城去觐见光绪，帮少年天子共谱改革狂曲。做了帝王师虽让这场模仿秀勉强有了点技术含量，却终没挽回江河日下的国运，还让一干朋辈读书人流血五步，丢了性命。

这让人们看明白了，当圣人成本太高，真熬得住那份寂寞的人渐渐绝种。于是纷纷回到日常生活，不求虚空哲理和治国安邦，只求在一朵花里看到春天让自己的心学会如此安好，稳稳生活在常识里，低碳、安全，偶尔向往一下诗和远方，还另有一股恬淡高深的味道。

常识也分“新常识”和“旧常识”，两边经常打架。“新常识”认为，道路虽曲折，前途却光明，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旧常识”却说，这个世界会好吗？我看未必；孔子都要回到“黄金三代”，讲真，是古董值钱还是当季新款值钱？往回看才是硬道理。

近代以来，大多数清人还在“旧常识”里自嗨，觉得华夏是宇宙中心，对一个致命常识浑然不觉。那就是海上的生意人都兼职做海盗，船上架着大炮，专治各种不服。有一天，来了这样一批洋人，把新常识轰进紫禁城。清人一开始嘴硬，说咱们各活各的，谁也别碍着谁，结果发现这事没商量。大刀拼不过大炮，只好认栽。

“认栽”最直接的方式是，既然反抗不了，就闭上眼睛享受吧。何况从海外轰进国门的，也确实有很多好东西。包括典章制度，书本上的道理，也包括穿戴日用、生活习惯。打破陈规，是五四一时风气，国人身外的世界、脑子里的观念都日新月异，但当时的新人，无不扎根在旧土里，不会彻底失忆。随着几代人的凋零，旧的土壤流失殆尽，“新”的味道也就完全不对，让最崇新尚变的洋人都看傻了眼：这还是东方吗？说好的五千年文明呢？

现在，怀旧复古又成为时髦，或张冠李戴，或矫情病态。人们像是流水线上的机器人，面目没有个性特征，身体也没有血色温度，脑子里早被塞满各种程序芯片，都是由别人激活，自己浑浑噩噩不明所以还一直振振有词。

这本小书，大体讲的都是一些“反常识的历史观”。“反”是对应的意思，不是造反有理的反。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都会造成程序紊乱，因为后者更强势霸道，矫枉过度易给人遗老遗少之感。其实新旧常识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也无法简单置换或评判出优劣，治史者重经验的记录和诠释，供知我者鉴之，如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