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你要重蹈我的覆辙吗？
布鲁塞尔机场的国际行李领取处很宽敞，通风也好，几个行李传送带不停歇地转动着。我从一个传送带跑到另一个，迫切地想要找到我的黑色旅行包。因为这个箱子里装满了贩卖毒品的钱，所以我比一般人更担心丢失行李。
那是1993年，我24岁，在机场的我看起来应该很像一个焦虑的年轻职业女性。因为更喜欢这双黑色的小山羊皮高跟鞋，我已经把原来的“马腾斯博士”(Doc Martens)靴子扔掉了。这双高跟鞋是手工制作的，非常漂亮。我穿着黑色丝绸裤子、米色短上衣，看起来是个典型的漂亮小姐。除非你能看到我脖子上的纹身，不然我看起来一点都不非主流。我完全是按照别人的指使，在芝加哥检查从巴黎运来的行李，然后从那里转机去布鲁塞尔。
我到达比利时之后，在行李领取处寻找黑色旅行包，却找不到了。克服了内心的一阵恐惧，我用自己中学时学的残缺不全的法语询问旅行包的去向。“行李有时候会搭错航班。”处理行李的工作人员说。“等会儿看看从巴黎来的下一趟航班，你的行李有可能在那架飞机上。”
我的旅行包被检查出来了吗？我知道带着不报关的一万美金是非法的，更不用说钱是给西非毒枭的。当局正在包围我吗？或许我应该试着现在通过海关的检查然后逃跑？又或者行李只是被延迟了，这样我要是跑掉的话，就意味着丢弃了别人的一大笔钱，而这个人可能一个电话就能将我置于死地。我想着第二个选择更可怕一些，所以就继续在那里等待。
从巴黎飞来的下一趟航班终于到了。我悄悄地靠近在行李处理中心的新“朋友”——我之前咨询过的那个工作人员。当你害怕的时候，调情也没那么容易了。终于看到了我的旅行包。我紧紧抓着这个Tumi包，欣喜若狂地大叫：“我的包！”我再三感谢那位工作人员，然后从一个无人把守的门向航站楼走去，还向他矫情地挥了挥手。在航站楼，我看到了在那里等着的朋友比利。无意中，我没有经过海关检查就出来了。
“我刚才很担心。发生什么事了？”比利问。
“快找辆出租车！”我低声快速说道。
直到我们坐车驶离机场并穿过半个布鲁塞尔以后，我才敢大口喘气。
在这之前的一年，我刚从史密斯女子学院毕业。举行毕业典礼的那天，阳光明媚，是新英格兰典型的春天。在阳光斑驳的校园里，可以听到风笛呜呜地响，还夹杂有得克萨斯州州长安·理查兹的演讲。他劝告我们这些毕业生走进社会后要向世界展示我们女性特有的魅力。颁给我学位的时候，我的家人感到自豪和高兴。我的父母当时刚刚分开，他们尽全力和睦相处；我那仪态高贵、来自南方的祖父母看到他们的长孙女戴着学位帽、被中上阶层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和常春藤联合会的人围着，感到非常喜悦；我弟弟则觉得无聊得要死。有些同学有规划、有目标，毕业后就开始投入研究生课程的准备，或者做一些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入门级工作，或者直接搬回家——当时正值老布什任期内第一次经济衰退高峰，选择最后一条路的人不在少数。
不过，我选择继续留在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敦市。我在史密斯女子学院学习的专业是戏剧，父亲和祖父对这个专业甚是怀疑。我们家族历来重视教育，家庭成员里有很多医生、律师和教师，也有人做过护士、诗人或者法官。在那里学了4年之后，我依然感觉自己是个业余艺术爱好者，没有资格也没有动力将我的一生投入剧院。但是，我也没有其他想要继续研究或者从事有意义事业的计划，更没有打算进入法律学校。
我并不懒。在大学期间，我从事过各种兼职，在餐馆、酒吧、夜店工作都很努力，因为勤奋、幽默和愿意加班而深受老板和同事们的喜爱。那些工作和其间认识的人，比在大学遇到的很多人都与我更合拍。我很高兴选择了史密斯，因为这里到处都是聪明而有活力的女性。但是我毕业时，成绩刚刚能够满足家庭对我的要求。我在史密斯女子学院打了个擦边球，勉勉强强能够毕业，我渴望去外面的世界体验、尝试和感受。是时候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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