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的灾难，就是由北而南，居高临下，倾巢出动，势如席卷。北方多骑兵，铁蹄如风，行进神速，倏忽而来，急窜而去；南方多步兵，挖壕筑墙，常处守势，骚扰频仍，防范不迭。因此，中原主力即使赢了一时，未必守得长远。这位师爷所以彻底改变原来北周皇帝柴荣的战略决策，实施先南后北，发动对南方诸国的战事，也是揣摩透了赵氏两兄弟，这对“弋获大宝”的幸运儿，未必不作如此想。
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自是奇耻大辱，收复失地，在赵匡胤心目中，也是责无旁贷的正事。因为不仅仅为了雪耻，而是为了中原的安全着想。失去屏障，焉有长治久安？但公元959年柴荣一举夺下宁、莫、瀛三州，收复瓦桥、益津、淤口三关，这样的幸运未必会降临到他头上。若循曹翰之策，倾全国之力投入北伐战争，与契丹决一雌雄。第一，他驾驭得了这场幅员广大，牵涉到整个北部中国的大战役吗？第二，他指挥得动那些曾经与他平起平坐的各路军头。以及他从未率领过的千军万马吗？第三，他能控制得住后方不给他制造混乱，而且对战事进行保障供给吗？第四，从泼皮的角度考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自然就是万事大吉了；万一双方胶着，战事不见进展，万一暂时失利，攻势受到挫败，万一敌强我弱，伤亡损失惨重，如此这般下来，他这个皇帝当得成当不成，就得两说着了。于是，他不得不认同那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滑头赵普的“口给”之词，掉头向南，攻灭荆南、湖南、后蜀、南唐等国。
赵老大持重，求稳第一，绝对是做正事的主，但不一定做得大事。他未敢北伐，给大宋王朝种下无穷灾难；赵老二胆大，敢于行险，绝对敢于做大事，但不一定做得正事，他轻率北伐，同样给大宋王朝种下无穷灾难。
赵光义，能坐上大位，有点来路不正。公元976年(开宝九年)，一个大雪之夜，赵匡胤突然病毙。当时在场者，只有这两弟兄。“烛影斧声”的这起宫廷谋杀案，连正史也无法回避赵光义因此而继位的谜团。紧接着，为了巩固他的帝位，想方设法，除掉对他造成威胁的可能继承人，如其弟赵廷美，如其侄赵德昭，由于其用心险恶，手段恐怖，连他的长子，都吓得神经错乱，成为废人。同时，他还将归降的南唐等国君主，相继鸩杀，无所不用其极。这个不做正事，却敢做大事的泼皮，为一新面目，为一壮声威，便轻率发动北伐战争。
公元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在强攻大同，灭了北汉，消耗国力元气之后，既未犒赏三军，也未养精蓄锐。马不停蹄，连续作战，于次年，也就是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发动全面的对辽战争。亲率大军，转戈北伐，于幽州(治今北京市)的高梁河(现在的西直门外展览路一带)遭到辽军的毁灭性打击，他也于此役中箭受伤，乘驴逃脱。公元980年(太平兴国五年)，又亲征伐辽，进抵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于莫州(治今河北任丘)，为辽军所败。公元986年(雍熙三年)，再次大规模地进攻辽国。调遣30万大军，兵分五路，结果溃败于涿州(治今河北涿州市)的歧沟关。一而再，再而三，赵光义不得不按泼皮的定律办事，我输了，我就得从你眼前消失。从此，大宋王朝再也无力北伐。
说来也可怜，这个王朝就像一个成年汉子，面对强悍的北方，老大一把年纪，还穿着开裆裤，连国之根本的首都开封，都毫无遮拦地暴露在敌人的铁骑之下。试想，该是如何地让中国人扫兴了。
公元1004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契丹倾全国之力来犯，萧绰(即萧太后)及其子耶律隆绪(即辽圣宗)，率兵亲征，声势浩大。先围定州(治今河北定县)，后抵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因为濮阳距离开封只有百多公里，对骑兵来说，在濮阳吃过早饭，到开封吃午饭足来得及。京师大骇，朝野陷入极度恐慌之中。赵光义的儿子赵恒(即真宗)，这个泼皮的第二代，既做不得正事，更做不得大事，唯一能做的，就是逃跑。在一片迁都声中，幸有寇准力主抵抗。他的理由很简单，只要陛下前脚离开开封，后脚人心就散，后方一乱，前线必败。你还没有逃到目的地，就会被乘胜而来、势不可当的契丹骑兵俘虏。
他问寇准：“那怎么办？”
“只要陛下御驾亲征，辽军必退，国土自安。”
宋真宗是个脓包，“作战是你们将帅的事，我去何用？”
寇准开导这位皇帝，契丹萧太后已经46岁，尚能冒兵矢之险，任鞍马之劳，带兵打仗，咱堂堂大宋天子，竟不抵一位妇道人家，连上前线都不敢？先帝北伐时39岁，你现在36岁，年富力强，没有理由退缩。
赵恒还在犹豫之中，寇准就命令起驾，将这位大宋皇帝抬往正在交锋的澶州前线。
北宋时，黄河流向东北，夺海河直奔渤海。南宋时，黄河流向东南，由淮河直注黄海。此时的澶州，黄河穿城而过，一分为二，北城正是宋军和辽军鏖战之地，御驾到了南城，（P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