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良花鸟画风
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南北朝时期，已经有许多擅长于禽虫花草的画家。到了隋唐五代时期，花鸟画就逐渐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并且在风格、技巧上有着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大体来看，五代、两宋的早期画家，多是从精密观察、忠实于写生而来，后来被称为“工笔画派”；元、明两代的花鸟画家，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形成了以简练、富有高度概括性为特色的写意画，被称为“写意画派”，当时不少花鸟画家，在题材上突破了前人的窠臼，从而使花鸟画的内容、风格以及表现手法都更加丰富多彩，尤其以水墨写意画为著。
早期较为突出的花鸟画家，当属五代时期西蜀的黄筌和南唐的徐熙。他俩在花鸟画上的创造可谓并驾齐驱，各有千秋，成为我国古代花鸟画中的两个主要流派，即所谓“徐黄二体”。黄筌的花鸟画技法，是先用极细的墨线勾出轮廓，然后填彩，这就是所谓“钩勒法”。他运用在作品上的色彩，多数是非常浓重、艳丽的，这主要是因为黄筌所接触的都是宫廷里贵族豪华的景象，因此有“黄家富贵”之称。所谓富贵，就是指富丽工巧，以颜色胜的特点。这种“黄体”的花鸟画法，以后被宋代作为国立画院的一种程式。徐熙的花鸟画技法，是先用墨笔勾出物体形象，然后略施色彩，这种画法是以线条墨色为主，设色渲染为辅，并且讲究墨色与彩色的互相结合，不使墨色为彩色所掩。这种注重墨法而轻于色彩的“徐体”画风，到了其孙子徐崇嗣的时候，由于受黄筌画派的影响，便发生了变化。他发明了花鸟画法中的“没骨法”。这种没骨法，就是不用墨色来勾勒物景的骨干和轮廓，而是直接用彩色来绘制。徐熙绘画的风格特点，是“朴素自然”，他描绘的花鸟，多是生活在大自然中毫无装饰的具有本来面目的生物，充满秀美活泼的生气，因此有“徐熙野逸”之说。所谓野逸，也就是上面所说朴素自然、以墨彩胜的一种风格。到了南宋时期，有一个和尚名叫牧溪，他的水墨花鸟画是当时的一种新倾向。到了元代，出现了几位著名的花鸟画家如陈琳、钱选、王渊等，他们的绘画技法，都可谓承前启后。
明代花鸟画家林良的绘画渊源除了承前启后外，主要是受黄筌、徐熙画派的影响，并兼收两家之长，并有所创新。从现在所流传的画迹来看，还是受徐熙画风影响的居多。
林良，字以善，广东南海人，生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卒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六十五岁。他以擅长绘画在天顺时供奉内廷直仁智殿，官锦衣指挥。他和同时著名花鸟画家——浙江人吕纪同享盛名于画院，当时有“林良吕纪，天下无比”之誉，又有“林良翎毛，夏昶竹，岳正葡萄，计礼菊”的谚语。
与林良先后享名的岭南画家，刘鉴以松、钟学以春草、陈瑞以驴、何浩以松著，但皆不及良名之盛。 据说当时有个身为布政使的人，名叫陈金，他曾假人的名画，林良从旁指出其画的疵劣，陈金大为恼怒而欲挞之，后林良便主动临写了一幅，陈看后惊以为神，自此林良在民问的声誉就传开了。与林良同时期的一个文士名叫何经，他自称是个赋诗敏捷的人，但一日与林良剧饮唱和，而林良顷刻就作了诗百篇。于是林良的名声，也就更为彰显。这说明林良不仅是位画家，而且还是一个诗文家。
林良少年时从同乡的颜宗学山水，从何寅学人物，后则专攻花鸟。他善于描绘禽鸟飞鸣饮啄等不同的姿态，长于画江湖田野的雁、鹰、鹤以及其他水鸟和汀花、蒲苇、水草等。他能放笔纵横，如意挥写，不求工而见工于笔墨之外，粗笔、浓墨，下笔痛快淋漓，纵横驰骋，不拘绳墨，而多得真趣。所写禽鸟有动、静之态，尤其是画鸟之羽毛，层次分明，笔笔准确，每在羽毛之间，露出空白，表现出羽毛的丰满和羽翼的生动。画林木犹如草书之遒劲，并能写出植物枯、茂之情。绘山石则用大斧劈皴，有刚劲矫健之势，这是吸收了南宋马远、夏圭之遗韵。他的画艺为明至清代的“院体派”以及“浙派”的一些花鸟画家——特别是广东的著名画家如张穆、伍瑞隆、赵廷璧和晚期及近代的居廉、高剑父等都受到他的画法的影响。
明清两代对林良的作品，亦有高度的审评和赞许，例如广东番禺的屈翁山(大均)云：“林良画祖黄筌、边景昭，而枯荣之态、飞动之致似过之。章皇帝尝召良为待诏，一时画苑称雄”。清代韩珠船(荣光)谓：“谁能作画如作草，骤雨驰风笔苍老。岭南画史林指挥，断楮残缣此争宝”(见《黄花集》)。清代画家谢里甫(兰生)也曾题其画云：“不工书而能画者鲜矣。画鉴称林以善作鸟皆遒劲如草书，人莫能及，此幅败荷数叶皆有颠张醉素意致。”(见《常惺惺斋书画题跋》)以上几家评语，对林良可谓是推崇备至。
从林良的传世画迹中可看出他的基本画风。
《秋树聚禽图》(广州美术馆藏)为淡设色，画面上六只不同神态的老鸦，似乎正当日中午，五只眠睡，另一只睡眼蒙胧。尚有三只麻雀也同时陪伴左右。一棵粗壮的秋叶树，两竿修竹，画家巧妙地运用浓淡不同的墨色来分别远近，表现出它们的空间距离，起到了互相映衬的效果，显得丰富而多变化。作者苍劲豪放的笔调、明丽润雅的色彩、劲健而俊挺的笔墨，均富有生气，给人以愉快的美感。此画可称得上“真、精、新”的杰作。
《飞雁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则以简练洒脱的笔墨写出了芦雁飞翔的特有情态，表露出一派蓬勃旺盛的生机。《双鹰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两只苍鹰立于怪石之上，一鹰昂立拳一爪，眼睛直射云中之物；一鹰注目俯视深崖，高耸双肩，气势奇矫，古松枯藤，轻飘落叶，风声呜呜云渺渺。整个画面气魄雄伟奔放，笔势泼辣淋漓，画出了寒天萧瑟的静穆景色。《松鹤图》(广东省博物馆藏)却又是另一番景象：和煦的阳光下，两只瑞鹤，一只仰首若有所望，一只用嘴正在挠痒，苍松、翠竹、幽草相互映衬，有微风吹动之势。全图运笔精熟，形态生动，表现了松鹤长春的景象。《山茶白羽图》(上海博物馆藏)的运笔着色却极为纤丽，这可能就是继承黄筌一派的“富丽工巧”吧。所作花鸟，笔墨劲秀，深得物象的神貌。坡石的皴法接近马远、夏圭画派，构图谨严工整，应该说是林氏绘画中的罕有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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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庚春的“法眼”(代序)
苏庚春(1924—2001)，字更淳，河北深县人，出生于北京的古玩世家。他自小秉承家学，又博闻强识，从父亲苏永乾先生在北京琉璃厂经营字画古董行——贞古斋学习鉴定字画。后又师承夏山楼主韩德寿先生，耳濡目染，年纪轻轻便练就了一双鉴别书画的慧眼。当时，他与刘九庵、王大山、李孟东并誉为“琉璃厂书画鉴定四家”，郭沫若先生曾赞赏其“年少眼明，后起之秀”。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苏庚春先生曾供职于北京宝古斋，任书画门市部主任等职。1961年，他应当时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的邀请，和王大山一起调到广东省工作。王大山因不能适应广东湿热的气候，不久便返京；而苏庚春则一直留在广东，从此扎根岭南半个多世纪，先后供职于广东省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在京粤期间，他以其高深的学养和独特的鉴赏能力，为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海关等国家机构鉴定或征集文物达数十万件，保护和挽救了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所培养的书画鉴定人才已成为广东文物鉴定界的中坚。
谁也不能准确统计，也无法说出苏庚春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南下广东后，究竟为广东的博物馆、美术馆及其他文物机构征集了多少书画藏品，为国家抢救了多少重要书画文物，但一提起苏先生的名字，广东的文博界几乎无人不知。大凡广东的博物馆、美术馆中有书画收藏者，几乎都有过苏先生参与鉴定或征集书画的记录。据不完全统计，经其手鉴定、征集和抢救的书画文物有数万件，尤其是广东省博物馆——就笔者目力所及，自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期苏先生退休，他所征集的书画就有三千多件。在博物馆的书画账本、卡片、包首、布套甚至木柜上，到处都能见到苏先生的手迹。这些手迹包括鉴定意见、征集经过、题签等，片言只语，字字珠玑。无疑，这些他所钟爱的书画饱含了其所倾注的数十年感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所抢救的两件国宝级书画——明代陈录的《推蓬春意图》和边景昭的《雪梅双鹤图》，在学术界已是尽人皆知。
1973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苏先生例行对出口的古旧字画进行鉴定。按照当时政策，一些S-艺品公司可以将不能进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古旧书画出口，以此为国家换取外汇。这类书画，一般多为伪品，或即使是真品，但大多水平不高，属等外品。为了慎重起见，作为南大门的广州，每次多由苏先生主持对这一批书画作最后把关，确信无误后才给予放行。在这一年，苏先生对天津送来的一件署款为“陈录”的《梅花图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他多年的经验，他断定，这件品相完好、画幅巨大(纵29厘米、横902.5厘米)、被当地文物鉴定部门定为仿品的《梅花图卷》极有可能是一条漏网的大鱼。于是，他以30元的价格为广东省博物馆买下来，带回馆里作进一步研究。陈录是明代早期著名画家，字宪章，号如隐居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工诗擅画，其中以梅、松、竹、兰为擅长，尤以墨梅的造诣最为精湛，与王谦齐名。他的传世作品不多。苏先生将此画与其他已有定论的陈录作品进一步比较，发现系真迹无疑。该画引首有徐世昌和周右的鉴定名章，时人程南云题写篆书“推蓬春意”，拖尾则有明清两代鉴藏家刘昌钦、张泰、陈鸿寿、徐楙、卢昌祚、姚元之、杨殿邦、夏壤、林则徐等题跋。这些题跋也是真迹，更加印证了苏先生的判断。后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专家们来鉴定后，也都认为是陈录的精品，并被定为一级文物。到了八十年代，文物出版社还专门为此画出版了单行本册页，流传甚广；后来更被选入《中国美术全集》和《中国绘画全集》中。
至于抢救国宝《雪梅双鹤图》之事，则颇具传奇色彩。1982年，广州的文物征集人员从河南购买一批古旧书籍和字画，邀请苏先生去鉴定。当苏先生对每件书画和古籍逐一鉴定完后，没有发现多少可圈可点的宝贝。在临走时，突然对挂在墙上的一张颜色黯淡、发黄的旧绢产生了浓厚兴趣，觉得应该是一幅非常古老的旧绢。后来他花了490元将此绢购买，带回博物馆。他将绢上尘封的污迹小心翼翼地拭去，发现是一幅画有白鹤9梅花的古画，近而再摩挲，用放大镜审视，发现在画的右上角有一炷香题识：“待诏边景昭写雪梅双鹤图”。苏先生一看，异常兴奋，因为画的风格与边景昭完全一致，而且又有边景昭自己的题识，当为边景昭真品无疑。苏先生后来将该画送往北京装裱修复，在题款下又发现了“边氏文进”和“移情动植”两方印，更进一步肯定了他的判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启功、徐邦达、刘九庵、谢稚柳、杨仁恺等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专家们巡回鉴定到广东，看了这幅《雪梅双鹤图》后，均允称精品，并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据鉴定小组编辑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记载，边景昭传世的画作极为少见，仅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双鹤图》《竹鹤双清图》(合作)两件、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杏竹春禽图》《花竹聚禽图》和《秋塘鶺鸰图》三件和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作品，共计六件。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此件作品纵156厘米、横91厘米，堪称鸿篇巨制，乃其传世画迹中之珍品。
这类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北京琉璃厂的大甩卖中只花了3元钱便为广东省博物馆收购到明末清初广东著名水墨花鸟画家赵焯夫的《花卉册页》。1979年，广东省博物馆下属公司艺林轩文化发展公司吴振华等人从福建文物商店花1元购回被该店鉴定为赝品的徐悲鸿款《雄鸡图》。回到广州后，经苏庚春鉴定，该图实为真迹，乃徐悲鸿画赠其侄子的应酬之作，艺林轩遂以人民币3万元售出等等。在岭南的博物馆，凡是经他征集的作品大多在背后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和传奇经历。记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方日报》还专门以题为《好犀利的一双眼睛——记书画鉴定家苏庚春》的文章，对苏先生进行了专门报道，使其大名远扬。
对于博物馆征集藏品，苏先生常常告诫我们，一定要有前瞻性。比如一些美术史上的小名家，作品传世不多，但艺术水平精湛，这类作品也要适当征集，也许将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将成为填补美术史空白的重要佐证。还有就是当代的一些艺术造诣高超的画家作品也要适当征集。这些作品若干年后就是重要的文物。在苏先生所处的“当代”，他便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关系，为博物馆收藏了诸如潘天寿、傅抱石、谢稚柳、李可染、刘海粟、朱屺瞻、黎雄才、关山月、唐云等人佳作。事实上，当时并不被以收藏古书画为主的文博界所看好的当代名家作品，现在已然成为博物馆、美术馆的新宠，而且价格不菲。目前广东的博物馆收藏此类作品极多，这是和苏先生的远见卓识分不开的。
正是因为苏先生这种独到的鉴定实力与高瞻远瞩的眼界，使得僻居岭海一角的广东的博物馆能成为继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之后的中国书画收藏大馆，尤其明清以来的书画作品，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均在省级博物馆中位居前列。
人们常常将精鉴书画之人称为“法眼”，明代的书画鉴藏家华夏就有“江东巨眼”之称。以“法眼”而称苏庚春先生，当是绰绰有余的。
朱万章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时寓京城之景山小筑
苏庚春，出生于北京古玩世家，幼承家学，从父苏永乾先生、夏山楼主韩德寿先生学习书画鉴定，被誉为“琉璃厂书画鉴定四家”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应邀南下广东，为博物馆、文物鉴定站等鉴定或征集文物达数十万件，声名远扬……这本《犁春居鉴稿(精)》是他的随笔集。
《犁春居鉴稿(精)》集中国书画文物鉴定大拿苏庚春先生(1924-2001)毕生经验之作，其亲授弟子、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先生跟随学艺多年辑录而成，收录苏老论述明清至近现代中国有影响力的书画作品及书画鉴定杂识随笔二十余篇。所谈从韩慎先到张大千，涵盖署款、题跋、杂识等鉴定知识，文字典雅，均为苏老高深学养的凝聚，可谓是了解中国明清以来书坛画苑的珍贵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