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五国独立，使得亚洲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亚五国对于中国乃至亚洲政局都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本书在评述中亚五国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的基础上，对中亚与中国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作了系统陈述和预测，适合研究中亚的学者、学生和政府工作人员参考。

中亚位于欧亚大陆中部,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流的要冲。民族迁徙,文化变异,多种政治力量冲突,多种文化融合,使中亚在历史上形成 了独特的政治文化。苏联解体，五国独立，是中亚历史上又一次巨变。这一巨变不仅产生了中亚王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集团，而且使地区和全球的各种力量在这里展开角逐，这不仅影响着中亚各国。也关系到中国。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世纪初中亚格局变化趋势和我国与中亚关系战略”(项目号：99BGJ003)的最终成果。中亚五国独立后，中国立即与他们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一直稳步发展，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1996年4月26日，中、俄、哈、吉、塔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这标志着中国与中亚的合作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乌兹别克斯坦又成为成员国。2003年5月29日，6个成员国元首在圣彼得堡正式决定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常设机构——秘书处，并设在北京，这表明，中国与中亚间的合作已成为各国的“常任”使命。

中亚五国与中国在多方面有着历史传统联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又是中国的邻国，有共同边界三千余公里，发展和巩固友好睦邻关系，无疑是双方具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任务。在双方的交流和合作中，应该努力探索新的合作理念，新的合作空间，寻求更有效的合作方式，以扩大合作的规模和取得更多的成果。中亚五国独立已13年，社会转型的过程虽已经历了决定性的阶段，但仍在继续之中。国家的政治一经济体制已经确立，法律和管理体系也已建成，但不确定的因素还有许多，最终达到的目标也有不少不确之处。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这些国家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双方的合作。因此，此时对中亚各国的研究，自然就更具有重要意义。几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关于中亚的学术成果问世，对中亚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了分析和研究，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对书的内容曾作了再三考虑和取舍，最后确定了现在的结构。主要的想法是，在对中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出分析时，尽量不与已出版的著作相重复。基于这种考虑，对中亚外交没有作专门论述，对其经济的分析着重于转型过程，而对中亚的政治文化、政治转型、地缘政治等则专门设章作了较多的论述。

中亚五国独立以来，其政治转轨已基本完成，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被全部改变。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已不具有影响力。民主和法制成为主流思潮，但对民主和法制的内涵尚缺乏一致的认识。各国对总统权力的界定和权威性所表现出的差别，就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各国尽管都否定了社会主义，但社会价值取向并不明确，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以及不同宗教的价值观和不同传统文化所承载的价值观混合在一起。作为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资本主义，也远不是一个广为接受的思想。对于国家建设，卡里莫夫总统说：“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稳定的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开放的对外政策、坚强有力的民主法制国家和公民社会。”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或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受到挑战的情况下，总统的集权或许是必要的，这至少能够维护转型期的社会稳定。应该承认，中亚五国的社会转型是平稳的、成功的，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独立以来，中亚五国面临的最大任务是经济改革。经过多年的努力，中亚五国除重要领域如航空、军工外，私有化已大体完成。但改制并不能根本解决企业的效益问题。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仍处于初始阶段，估计还要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大致从1996年起，中亚五国经济停止了下滑，开始缓慢回升，但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又滞缓了这一过程。情况表明，经济状况较好的三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其经济增长的相当部分是由能源产业完成的，技术贡献低，传统产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目前，中亚各国农业的发展也还有很多问题，突出表现是集体或国营农业解体后，个体农户根本无力进行农业现代化改造。近年来出现的以新形式组织生产的私营农场规模不大，数量不多，但已经表现出一定的优势。中亚农业的发展趋势可能是农业的集约化(即大规模的私营农场)和现代化，在提高产量和产值的同时完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如果是这样，土地的兼并和农业资源的集中就必然出现，有可能引起更多的深层次的社会变化。

在中亚五国刚独立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曾是时髦的现象，许多人对它们的发展感到担心，然而，事实表明，这两种社会力量都没有向极端的方向发展，只是成为多元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普通因素。当然，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亚的一些地区造成了很大危害，但它已被排除于社会的主流思想之外，成为非法的势力。

中亚五国独立十多年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或基本完成，或正在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中亚的政治文化传统、国际环境的影响、国家的现实利益是驱动和支配国家行为的三个关键因素。三者互相交错，互相制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无论当前还是今后，这三个因素都是中亚各国领导集团自我表达的平台，也是外界研究中亚的枢纽，更是我们制定中亚政策的外部基础。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一些尚未发表的会议论文、资料以及一些学者的发言，在此不一一指出。对这些学者的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