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龚鹏程先生论著，全书以西方符号学的理论，分符号的思维、象的文化符号学、汉语文化学的探索、语言意义的诠释几个部分对文化符号学进行了系统的介绍。这对于将西方的符号学理论本土化和构建我国文化符号学的基本框架都很有意义。

本书从中国哲学、文学、语言学、史学中的术语出发，以西方符号学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文化的概念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系统地介绍了文化符号学。全书分八讲：符号的思维：言；符号的思维：象；符号的思维：数；符号的思维：字；象的文化符号学；汉语文化学的历程；语言美学的探索；语文意义的诠释。作者努力将西方的符号学理论本土化，以期构建中国的文化符号学。

2003年，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北京国林风集团和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联合举办了“第六届蔡元培学术讲座”和“第七届汤用彤学术讲座”。我们邀请了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龚鹏程教授作为主讲教授。龚教授以《言、象、数、学：中国古代文明的符号与思维》和《由<周易)看象的文化符号学》为题作了两次讲演。《文化符号学导论》是他在两次讲演基础上写成的。

我和龚鹏程教授认识已多年，我不记得我们的初次会面在那一年。但1989年5月初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举办“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龚鹏程教授从台湾赶到北京参加了会议，并送给我他的《传统·现代·未来——五四后文化的反思》一书，也许那就是我们初次见面吧!自此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多，有时在北京，有时在台北。在上世纪90年代，西方解释学和符号学都在我国有很大影响。我在考虑“中国解释学问题”时，也常常想到是否可以研究一下“中国文化中的符号问题”。恰好手头有一本龚鹏程教授送给我的《文化符号学》(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读后很有收获。于是，我就决定请龚鹏程教授来北大作有关“符号学”的讲演。

关于“中国解释学问题”，我写了几篇文章，但对“符号学问题”，我只是在几次会议上提出，它也应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对《周易》中的“象”很感兴趣。这也是从张岱年先生的一篇文章受到启发的，他在《中国知论大要》中说：“《易传》亦认为言不猷尽意，但以为可有补救之方，即可用符号表示言所不能表达之意：可以立‘象’以济言之不足。《易传》云：‘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日：圣人立象以尽意’。”(《全集》第一卷，第122页)“书”(字)和“言’’当然都是稍号，但“象”或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言不能尽意者，可“立象以尽意”。所以我总想对《周易》的“象”做些研究，但知识不够，无能为力。由此，我联想到“河图”、“洛书”等均为符号，应均确特殊之意义。后道教又有各种“图”、“符”、“篆”等等均为符号，似都可研究。但对这些“符号”似乎研究者甚少。如果皲们对中国文化中的各种符号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一个系统的研究，是否可以创建“中国符号学”呢?我想是可能的。在我看了龚鹏程教授这本《文化符号学导论》，就觉得他已经在建楠着“中国符号学”，因此我认为把书名改为《中国文化符号学导论》更好。

我有一个想法，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面对西方思想文化似乎类同在我国受到印度佛教思想文化影响的隋唐之始的阶段。那时，正是中国思想文化逐渐消化印度佛教思想文化之后，而开始形成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以《法华经》为基础的天台宗，以《华严经》为基础的华严宗，先是以《楞伽经》后以《金刚经》为基础的禅宗，先后出现。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已几百年的历史·现在已是走出“中西古今”之争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像在隋唐时期消化佛教思想文化那样，在充分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创建若干中国化的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等等，使中国思想文化实现又一次新的飞跃。正如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所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许多这种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学最终是超过作为老师的先进国学，那么中国也会超过他们的老师的。”(见于《一个自由人的崇拜》，罗素著，胡品清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近几个世纪，中国一直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因此我们一直做学生，在诸多方面向先进国家学习。时至21世纪的今天，也许可以说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前夜，因此我们应该在学习西方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适应当前中国和世界新形势的中国新文化。

  汤一介

2004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