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我也听说了。不过,即使他后来没那么出名,只是作为一起在仙台学习时候的周树人君,我也是非常尊敬的。”
听我这么说,记者有些吃惊地看着我:“这么说,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看来真是个天才啊。”
“不是那样的,他就是个直率的好人。”
“比如说?”记者一边说,一边又向前凑了凑。“其实我读过鲁迅的一篇散文,题目就是《藤野先生》。文章写的是鲁迅在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争期间,在仙台医专,受到藤野严九郎先生关照的事。所以我想把这些事作为日中亲善的事例,写成报道发表在新年专版上。正好听说你是仙台医专的毕业生,所以就来采访你.请你说说那时的鲁迅到底是什么样的。他那时就是一副忧郁的表情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反倒有些犹豫了。“不是的,那时的他没什么特别的。该怎么说好呢?头脑好、为人老实一一”
“你用不着这么小心谨慎,我又不打算写鲁迅的坏话,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了日中友好,想写篇报道发到新年号上。这又是发生在我们东北的事,也算是对地方文化的贡献。所以,为了我们东北的地方文化,请你畅所欲言,给我讲讲当时的事。我保证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我倒不是担心你说的那些,”不知为什么,那天我一直心情沉重,“毕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又不想敷衍塞责,但记忆毕竟有些靠不住。”
“你用不着这么谦虚。这样吧,我来问,记得什么你尽量说就是了。”
接下来的一小时,记者问了很多当时的事情,我的回答很是杂乱无章,不得不让他失望而归了。不久,到了新年,我们当地的报纸以《日中亲善的先驱》为题,以我回忆往事的形式,连续五六天连载了那个记者的文章。他倒真是有些本事,把我那些不得要领、杂乱无章的回答取其所需,变成了一篇相当有趣的访谈。我虽然佩服他的本事,但他文章中的周树人君和恩师藤野先生却完全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旁人。他怎么写我我无所谓,但读到他文章中完全走样的恩师藤野先生和周君,我便十分难过。也许这都该怪我当时回答问题不得要领。面对那样唐突而又直截了当的提问,我这么蠢笨的人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只能无意识地嘟囔几句。也许我无意中溜出口的一个词,听在对方耳中便放大了数倍,最终造成了误解。对于这种问答形式的采访,我本来就很不擅长.记者走后的几天里,我一直都很难过。一方面对记者的采访感到困惑,另一方面对自己不知所云的回答感到生气。终于到了新年,看到报纸上连载的文章,我不由得对藤野先生和周君感到十分抱歉。已经年过六十的我,快要走到人生的终点了,为什么不趁着现在,写下我心中真正的藤野先生和周君呢。当然,我要写这篇手记,并不是为了给那位记者的文章挑毛病,在如今的社会里,那种带有政治目的的文章也只能那样写,自然和我心中的人物完全不同。但我已年老,又是个乡下医生,不用考虑任何政治意图,只想写出对恩师与旧友的钦慕之情,真实地再现他们留在我心中的身影。有句话说:赞大善不如行小善,为恩师与旧友正名这件事,说起来是小事,但确是为人应行之正道,我虽已老迈,但定会竭尽所能。此时东北上空空袭警报频频,但在每一个晴好的日子里,我朝南的书斋不用生火也像春天般暖和。我乐观地预感到,我的工作一定会顺利进行,不会受到空袭的影响。
不过,我也不能保证我笔下的恩师与旧友就是绝对的真实。像我这样普通人的记忆有肘就像盲人摸象,总是难免片面;加之又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记忆难免有模糊之处,因此我虽然满腔热情地提笔,但心中难免战战兢兢。我会尽力写出事实,哪怕仅仅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人老了,但不能哕唆,既然我不想写出什么传世之作,那我会言简意賅,力求达意。所谓“己所不知,勿与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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