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勤著的《杜佑的从政生涯》讲述了近四十岁至六十余岁的三十余年，杜佑三次入京供职，三次被外放为地方官州刺史或节度使。三次外放中，供职三年以上的三任：抚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和淮南节度使，均因当地官民的拥戴，被申请并经朝廷批准为立去思碑、遗爱碑，应当说是当时少有的清官、循吏了。

《杜佑的从政生涯》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之勤先生集数十年之功写作的一部书稿。李之勤著的《杜佑的从政生涯》以时间为序，以大量翔实史料述评杜佑的从政生涯。旨在帮助学界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杜佑的生平和事功。后附《杜佑历史资料选辑》和《杜佑文录》，以免读者翻检之劳。

第一章 家世

 一、京兆著姓

 二、诸祖与父杜希望事功

第二章 以荫入仕，历任郡县佐贰、节镇幕僚

 一、始仕之年与为济南郡参军、剡县丞

 二、因被赏识而追随父执韦元甫十余年

第三章 三度入朝与三度外放为地方长官

 一、第一阶段：入为尚书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出任抚州刺史、容州刺史容管经略使

 二、第二阶段：入为金部郎中充江淮水陆转运使，转度支郎中兼和籴使，超升户部侍郎判度支；外放为饶州刺史，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

 三、第三阶段：入为尚书左丞，出任陕府长史陕虢观察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

第四章 第四次入朝，历相三帝，致仕旋卒

 一、德宗朝，事迹不彰

 二、顺宗朝，参与“永贞革新”

 三、宪宗朝，翼赞“元和中兴”

第五章 事功评议的评议

 一、关于和“永贞革新”的关系问题

 二、关于致仕问题

 三、关于抑商问题

附录一 杜佑史传资料选录

附录二 杜佑文录

属吐蕃攻勃律，勃律乞归。右相李林甫方领陇右节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后，驰传度陇，破乌莽众，斩千余级，进拔新城，振旅而还。擢鸿胪卿。于是置镇西军，希望引师部分塞下。吐蕃惧，遣使求和。希望报日：受和非臣下所专。虏悉众争坛泉，希望大小战数十，虏其大酋。至莫门，焚积聚，卒城而还。授二子官。”

“时军屡兴，府库虚寡。希望居边数岁，刍粟金帛丰余。宦者牛仙童行边，或劝希望结其欢。答日：以货藩身吾不忍。仙童还奏希望不职，下迁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诸将金事泄抵死，畀金者皆得罪。”

“希望爱重文学，门下所引如崔灏等，皆名重当时”

然所记杜希望的事迹，所任官职及其年代，仍多不够确切。郑鹤声《杜佑年谱》曾为之考证，而缺漏尚多，亦间有错误。岑仲勉《杜佑年谱补正》和拙稿《杜佑年谱新编》相继为之订补。大致杜希望之任安陵县令当在唐玄宗开元七年(719)或五年(717)以前。因为曾任河北道支度营田使的宋庆礼于开元五年改任营州都督，卒于开元七年。唐时营州柳城郡的治所为柳城县，即今辽宁省朝阳市。而安陵则为河北道德州平原郡属县，治所在今河北省吴桥县北。任和亲判官当在开元十年(722)，因为《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明言此年“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突骑施可汗苏禄”。人信安郡王祎幕为灵州别驾、关内道支度判官当在开元十五年至二十年(727—732)后，因为信安郡王祎为朔方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驻灵州始于开元十五年，二十二年始兼关内道度支营田使、采访处置使。任代州都督也可能与信安郡王祎有关，因为信安郡王曾于开元二十一年(733)以朔方节度使兼任河东道行军大总管。而代州雁门郡即属河东道管辖。任鄯州都督知陇右节度留后事当在开元二十六年(。738)正月宰相李林甫遥领陇右副大使时。二月李林甫遥领陇右节度使，杜希望当即升任陇右节度副使。不久又以军功而加通议大夫、鸿胪卿兼御史中丞等衔，全衔成为“通议大夫、守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摄御史中丞、使持节都督鄯州诸军事兼鄯州刺史、陇右节度副使、仍知经略支度营田等留后事、赐紫金鱼袋”了。至其为宦者牛仙童所诬而被下迁恒州刺史，当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六月牛仙童因受幽州节度使张守畦等贿被杀以前㈣，而转西河太守，则是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二月以后的事了。因为这时唐玄宗才下令改州为郡，其长官也相应地由刺史改称太守。

此外，关于杜希望的事功和行谊，还可以补充下列三点：

一、在鄯州的一年多是杜希望一生仕宦经历中最重要的阶段，事功显赫。不仅连败吐蕃大军、攻取边防要地，而且分设军镇，对巩固唐朝西北边防做了重要贡献。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序目》论述唐朝“于边境置节度使、经略使式遏四夷”时介绍说：

“陇右节度使(理西平郡，管兵七万五千人，马六万匹，衣赐二百五十万疋段)以备西戎。统临洮军、河源军、白水军、安人军、振武军、威戎军。（P6-7）

由于曾经写过几篇关于杜佑及其史学名著《通典》的文章，又曾编辑过一本《杜佑研究参考资料》(油印本)，编写过一本《杜佑年谱新编》(未出版)，九十年代初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总编辑卞孝萱先生邀写《杜佑评传》。当时计划该书分为两编：上编论述杜佑生平，下编论述杜佑《通典》及其思想。数年之后，因自己年老多病，老伴脑出血后遗半身不遂、卧床不起被迫爽约。思想部分的写作半途中止，但已成的上编《杜佑的从政生涯》，自觉仍有可取之处。

从某种程度上说，杜佑的政治活动及其事功，由于其辉煌的史学成就被掩而不彰。但更为严重的影响是其由于北宋变法、党争而遭遇的诬蔑和丑化。查杜佑从政近六十年，初入仕时的近二十年，历任县、州、节镇的佐吏和幕僚，即以善于断狱和笃学而显名，被称誉为“盈庭斗辩，积岁疑留者，片言以听断；含冤自诬，具狱论杀者，覆视而全活”。同时又为实现“兴邦”、“济世”的宏愿，潜心钻研五经群史以及历代名臣贤士的“诞章鸿议”，撰写创古代史籍“政书”一体，当时学者誉为可以“警群迷”，至今仍被尊为古代典制史之祖的名著《通典》。近四十岁至六十余岁的三十余年，杜佑三次入京供职，三次被外放为地方官州刺史或节度使。三次外放中，供职三年以上的三任：抚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和淮南节度使，均因当地官民的拥戴，被申请并经朝廷批准为立去思碑、遗爱碑，应当说是当时少有的清官、循吏了。三次入京中的第二次，适当唐德宗建中新政，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等政经改革。杜佑先后担任负责全国经济重任的金部郎中、度支郎中、户部侍郎(时无户部尚书)，兼充和籴使、度支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权轻重以平物力，受比要以权财征。厚生而不匮，量入而有节”。使全国税户、税钱和税粮倍增或增加两倍，“物便而济”，可谓能臣、干将。及至河北、河南藩镇叛乱，朝廷出兵征讨，军费不充，杜佑因建议“省官”、“节用”而不欲增税累民被罢免。继任的户部侍郎赵赞等强征“借商钱”、“僦柜纳质钱”。“大索长安”，“辄加榜掠”，造成商贾“有缢死者”，“百姓为之罢市”的恶果。但《资治通鉴》等书却把这些罪行转嫁到已被罢职的杜佑头上，何其不公！杜佑六十九岁时第四次入京，为相十年。这时适当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交接之际，时局动荡。杜佑两摄冢宰，护理朝政，兼总经费，力稳中央政局，支持永贞革新，翼赞元和中兴，镇压藩镇叛乱，不愧为当时重臣、贤相。却被《新唐书》和《宋鉴》等讥为“碈中玉表”、“大节有亏”。诬其甘“与小人共事而为其用”，是“可耻”、“可贱”！甚至连杜佑是否按照当时礼制及时致仕，也就是告老求退，也成为千余年来被谈论、讥讽的话题，指白居易《秦中吟·不致仕》诗就是专为杜佑而作。但历史文献却明白告诉人们，早在贞元二十年满七十岁时，杜佑就已经循例申请致仕，只是辞表三上，德宗未允。其后两年间，两个皇帝病逝，两个皇帝继立，政局数变，人心不稳。身系大局安危的宰相杜佑此时未提致仕之事，也是可以理解的。到宪宗元和二年、三年，杜佑就连续申请致仕了。两次申请，均以宪宗特令杜佑“每一月之内，常三两度入朝，便至中书，商量国事。亦冀延于内殿，沃朕虚心”，达成妥协。元和七年因病再请，表至四上，始得如愿。数年之间，杜佑至少已经四度请退，辞表十余上。哪有“年七十无意请老”、“年过七十未请老”之事！

考虑到这半部书稿关于杜佑政治活动的论述，可能有助于化解某些人为偏见，彰显历史真实，有助于全面认识、正确评价古代史学名家杜佑的生平和事功，所以希望将来能有公之于众的机会。至于后附《杜佑史传资料选录》和《杜佑文录》，则是为了便于读者查找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