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莱克似乎不太可能去反对纳粹。他不仅保守，还顽固地反对变革，在社会上扮演一个有土地绅士的角色，对民主制度极度不满，彻底地拒绝现代世界。但对莱克来说，纳粹是散发着野蛮人气味的残忍好战分子，是难以驱赶走的笼罩在德国人民头上的魔咒。他感到有必要用笔记录下了纳粹统治下的腐败。他最终写出来的东西，与其说是日记，不如说是德国在1936至1944年间的一系列惊人的快镜拍摄。我们从中能看到纳粹在权力巅峰时的情景，在失败前的胡乱杀人的癫狂，以及纳粹以人民的名义所进行的各种滑稽的表演。我们还看到作者错过一次射杀希特勒的机会。这本迷人的书，不仅是汉娜·阿伦特说的“一份有关希特勒时代最重要的文件，”而且还是一个高尚的人在与邪恶的世界做正义的斗争中留下的感人遗嘱。

《绝望者日记》读起来令人惊叹，因为骂人能达到如此高的艺术程度是罕见的，并且还能把仇恨包裹在一种悲剧的庄严之下。

弗里德里希·莱克著的《绝望者日记》原本是来自第三帝国内部的一份反纳粹的文件，最初由斯图加特的一家不知名的小出版社于1947年在德国出版发行的。不久之后，这家出版社便停止了商业运作。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1964年，有一家报社，刊登了一系列名为“被遗忘的书籍”的文章，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1966年出版了纸皮书，还出现了几种不同语言版本。该书的英语版本在1970年出版。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日记；作者没有按时间次序写事件，而是包括了作者的思想、反省、故事、回忆。记录开始于1936年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死亡，终止于莱克死前一个月。

1936年5月斯宾格勒死了

1936年7月兴登堡的迂腐

1936年8月11日希特勒印象

1937年5月喧哗与躁动的柏林

1937年9月9日理性与自由的终结

1937年9月9日纳粹“革命分子”

1938年3月20日奥地利，绥靖与冷漠

1938年7月财产危机

1938年9月近乎穴居的大众生活

1938年12月被忘却的伤害

1939年4月希特勒生日前夕

1939年8月在大战的门槛边

1939年9月20日纳粹正在征服世界

1939年9月22日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来信

1939年11月拜访弗兰肯斯坦

1940年1月纳粹德国的女人

1940年10月病入膏肓的国家主义

1940年11月9日慕尼黑的怪异

1941年6月俄罗斯人与信心的限度

1941年9月德皇的不完美

1941年9月超越历史的日常生活

1942年1月愚钝的理想

1942年2月国家主义者的历史观

1942年3月11日德国人的雷鸣

1942年5月布满危险的城市

1942年6月异常陌生的旧世界

1942年10月30日艰难的蜕变

1943年2月纳粹被推到了墙上

1943年3月断头台来帮忙

1943年8月“坏德国人”与新德国

1943年8月20日技术制造的灵魂真空

1944年7月2日另一种愚蠢

1944年7月18日烧焦的大地

1944年7月20日指挥大师的嗜好

1944年7月21日背叛希特勒

1944年8月16日呼吸着死亡的气息

1944年10月9日德国正在变成一座垃圾堆

1944年10月将命运交付刽子手

1944年10月14日绝望地阅读

后　记（RichardJ.Evans）

兴登堡的迂腐

慕尼黑，这座被普鲁士人占领且让人感到陌生的城市，传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交通部长埃塞尔先生，从他的所作所为看，他应该被称为放荡交通部长。埃塞尔与一家小旅馆老板的女儿私通，被那女孩的爸爸狠狠揍了一顿，他既不敢外出、也不敢留在慕尼黑。这个政权的风格，就是把道德当作累赘。他在不久之后被调到了柏林，而且职位还升了。升了官后，他宣布德国人今后不能单独出国，而必须一起组团出国，这样就能释放“组织给人带来的愉快”。因此，我们失去了仅有的个人自由，完全变成了这支游牧部落里的囚犯，统治这支部落的是几只恶毒的“猴子”(指纳粹党——编者注)，他们在三年前获得了统治我们的权力。

我最近与一个很有见识的人谈起了纳粹夺权的事。他说这件被人们称为“德国革命”的事，其本质就是勒索。他的故事如下：

老兴登堡是个穷光蛋。他想在离职前改变这种状况，于是让自己的儿子奥斯卡接管自己的生意。奥斯卡把钱投在股票市场，但股票市场突然崩溃，他欠了1300万马克的债。为了还钱，他参与了“东部免除债务运作”——我相信他父亲不知道这些情况——纳粹在1932年发现了这个秘密(布鲁宁内阁倒台可能与此有关)。希特勒的人得到罪证的复本，这等于是鞭子在手了。

兴登堡一直不想见希特勒。据报道，他可能真的说过那句话，“我甚至不想让那个下士去做邮政局长，就更不用说让他去做总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在军队里做信使。)但到了1932年夏季，兴登堡已经变得身不由己了。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当普特姆帕(Potempa)发生残杀共产党人的案件时，希特勒厚颜无耻地发电报祝贺，但兴登堡作为国家元首岂能一言不发？

到了1932年底，德国国会开始调查东部股票免除债务的事。兴登堡在纽德克的地产浮出水面。兴登堡集团感到十分忧虑。这时又爆发了柏林大游行，冯·巴本内阁变得更加顺从纳粹的“解决方案”。希特勒判断现在可以施压去获得总理提名了。

这个故事与我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是吻合的。格里哥·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这个人，在罗姆暴动中被杀，他在1932年11月曾经向我暗示过同样的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兴登堡要与纳粹在冯·巴本的别墅中召开秘密会议。冯．施罗特夫人(Schr6ter)担任双方交谈的调解人。自从运输工人罢工之后。冯·巴本一想到自己妻子和财产的安全，就害怕得发抖，他在这些人面前中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

这最终还能解释另一个被否认的幕后事件。冯．施莱歇(Schleicher)是整个事件中的另一个阴谋人物，他在与老总统分裂后，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火车站逮捕了奥斯卡．冯．兴登堡．并囚禁了他一晚上。据说，冯·布雷多(Bredow)将军是指挥这次逮捕行动的军官。一年半后，他与冯·施莱歇一起在罗姆暴动中被杀。

因此，我们之所以陷入目前的极度悲惨境界，似乎是因为兴登堡在股南投机失败后被人勒索的结果。

我无法对一个死人进行审判。但我相信，当德皇在1918年11月9日受到威胁时，他的犹豫不决是对德皇的背叛。他在临终之际与希特勒见面的故事，总能让我浮想联翩。

兴登堡拒绝希特勒来探望病情。但这阻止不了希特勒：不去将会影响他的声誉。希特勒强行去了，并得到了兴登堡的祝福。兴登堡一直无法原谅自己在16年前背叛德皇的事。他显然错把希特勒当成了德皇，他拍着希特勒的手，请希特勒给予原谅。

如果这些情况中有一小部分是真的，当真相暴露出来后，这个国家就会大乱。我不担心那老头的名声：他根本无法应付这个局面。我不相信他有能力做出什么错事，即使他用尽自己全部智慧做出来也一样。他在一战中的表现极为迟缓，这才没有让鲁登道夫的大胆迂回作战遭受失败。

霍夫曼(Hoffmann)将军曾经是兴登堡的助手，他的遗孀最近向我展示了他丈夫在1914年秋季写的信，当时德军正在向波兰的北部挺近。信是这样写的：“他(兴登堡)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打猎，晚上才回到指挥部，让我宣读明天要发出的命令，然后说，‘天哪，小伙子，我做也不过如此！’贝特曼一霍尔威格(Bethmann Hollweg，当时的德国首相)要来听取战略形势汇报。我们需要告诉兴登堡将军怎样说。他甚至不知道我军部队的位置。”P6-9

弗里德里希莱克（Friedrich Reck）的《绝望者日记》，是来自第三帝国内部的一份反纳粹的文件，极为有力，极为动人，但不好归类。这份文件最初由斯图加特的一家不知名的小出版社于1947年在德国出版发行的。不久之后，这家出版社便停止了商业运作。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1964年，有一家报社，刊登了一系列名为“被遗忘的书籍”的文章，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是相当大的注意。1966年出版了纸皮书，还有了几种语言版本。该书的英语版本在1970年出版，印了2000册，最后一章中原先被删节的部分又恢复了。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日记；作者没有按时间次序写事件；而是包括了作者的思想、反省、故事、回忆。记录开始于1936年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死亡，终止于莱克死前一个月。

在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下写这样的文字是有风险的。1937年9月9日，莱克记录了他的朋友警告他有危险，因为盖世太保袭击了一个熟人的家。“出于我内心的需要，”他写道，“我必须漠视警告，继续写我的日记，目的是写出一部纳粹时期的文化史。……”后来，他用一个铁皮盒子把手稿藏在自家的田里，并把最后几页藏在干草棚中。到了战争最后几周，他的日记手稿才被从埋藏的地方挖出来，传给后人。但那几页藏在干草棚中的手稿被老鼠啃了。他的妻子把日记给了他的朋友科特特辛（Curt Thesing），他是一位大众文学作家，翻译了亨利福特的自传，并为一家名叫维特的出版社工作过几年。她请他为她的丈夫出版这本日记。特辛尽全力转录（大部分日记是打字，文稿有缺页，这意味着最后一章不全）。书名取自莱克跟特辛谈话中提及的名字：《绝望者日记》——不是莱克的绝望，而是德国的绝望。

这本日记之所以如此的非凡，是因为它猛烈地、公开地表达了对希特勒和纳粹的深刻仇恨。像其他保守派一样，作者视那位纳粹领袖是个庸俗的煽动家，他的统治，根源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引发的一场欧洲历史上的大灾难（1937年9月9日的日记）。莱克从一开始就不妥协地在几乎所有方面反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这点与其他反对希特勒的人不一样，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希特勒的影响，甚至支持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视，比如那些策划在1944刺杀希特勒且不幸失败的人。虽然莱克是个保守派，但不反对犹太人。他与许多犹太人保持友谊，比如他在1930年与犹太数学家利奥佩鲁茨（Leo Perutz）关系很好，直到佩鲁茨1938年移民为止。在纳粹统治下，与犹太人交朋友是危险的。他的秘书伊拉玛格拉泽（IramaGlaser）就是一个犹太人，在1933年4月死去（可能是自杀），他深情地描述了自己对她的秘书能力的依赖。

莱克像斯宾格勒那样持有文化悲观主义，认为魏玛共和国毫无希望，因为太唯物、太僵化，破坏了德国良好的道德标准，腐蚀了社会结构和权威，对来自美国的低俗流行文化不加以拒绝。1925年，他写了一本讽刺美国商业文化的小说《美国式的结算》。他称自己在1933年出版的另一本小说《禽兽案例：机器的命运》为“德国第一次向美国主义宣战”。不过，在1933年，希特勒高调发动“德国革命”，其目的就是为了赶走美国主义，这正好应验斯宾格勒提出的历史循环的观点。如果莱克能想到这点，他会有所醒悟的。纳粹刚夺取权力才几个月，莱克就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确实，第三帝国比魏玛共和国还要坏。莱克看到，纳粹是非理性的大规模爆发，他知道德国因此会遭受灾难。另一方面，莱克不像大部分保守分子那样怀念1914年前俾斯麦和德皇统治下的和平、繁荣、秩序、稳定，而是能清楚地看到，纳粹主义的根基是德意志帝国领袖的傲慢、贪婪、不负责任，这点可以从他在1943年2月的日记中看出来。然而，只有极少数保守分子会把前德皇威廉二世描绘成为一个自命不凡的小丑，这点可以从莱克1941年9月的日记中看出来。日记对“普鲁士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的行径”进行了旁敲侧击；1937年5月，正当许多反希特勒的德国保守分子希望普鲁士主义复辟的时候，莱克出语惊人，谴责等于是在“推动普鲁士主义”。在他死后才出版发行的小册子《白蚁的灭亡》中，他把纳粹德国比喻为没有思想、完全丧失责任感的白蚁堆，他甚至批评说“普鲁士病毒将会与被害死的病体一道下地狱。”

然而，他也临近被捕的状态。1944年10月9目，他注意到纳粹地方官员怀疑起了他。10月13曰，他被捕了，原因是他拒绝参加“人民冲锋队”，这是一支临时军事组织，由适龄应征人员组成，大部分人都50岁或60岁了，充当抵御盟军进攻的最后一道防线。他面临一系列的指控，最严重的莫过于“破坏军队士气”这一项。他们被投入了一所军队监狱。正如他日记最后一童所描述，他最终被军队监狱释放（很可能在监狱里杲了一周时间），回到了在波茵的家中，但这不意味着麻烦就此结束了。像许多生活在纳粹德国的人一样，莱克成为被告密的对象，告密者很可能是他的出版社内部人员。盖世太保获得一封莱克写给出版社的信，他在信中花费很多篇幅抱怨了通货膨胀吃掉了他下一本书的版税。1944年12月31日，星期日，新年之夜，他被捕了，原因是他侮辱了德国货币。他被关押在慕尼黑的盖世太保监狱里。1945年1月3目，他被采了指纹。这所监狱在1月7—8目的空袭中严重受损。1月9日，他和大部分狱友一道被转移到达豪集中营。他的编号是137838，集中营的条件差得惊人。有数千其他集中营的人被转移进来，因为那几座集中营即将被苏联红军攻克，这致使本来就不富裕的集中营供给更加匮乏。疾病和营养不良四处蔓延，在1944年底的时候，呕吐、饥饿、虱子、斑疹伤寒折磨着囚犯：1月份有1903名囚犯死了；2月份有3991名；3月份有3534名；4月份有2168名。莱克病了，被送进病号隔间，但条件一样很差。年龄50岁以上的死亡率是80％，莱克就在这个年龄组里。官方的死亡记录证明他在1945年2月16日死于斑疹伤寒。三个月后，战争结束了。他死后第二天，他的号码就被盖世太保放进“离开者”的名单中了。三月初，盖世太保写信给波茵所在的特劳恩施泰因地区的地方宫，要求他们通知莱克的妻子他在2月16日死了。

弗雷德里克·拉菲尔－《星期日泰晤士报》

少见，太少见了，极不寻常，谁也想不到会那么有说服力，无需评论，你可以直接引用……你一定要读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表现出来的勇气是惊人的，作者是个德国人，你根本想象不出会有这么好的德国人。

《纽约时报》

弗里德里希·莱克似乎不太可能去反对纳粹。他不仅保守，还顽固地反对变革，在社会上扮演一个有土地绅士的角色，对民主制度极度不满，彻底地拒绝现代世界。但对莱克来说，纳粹是散发着野蛮人气味的残忍好战分子，是难以驱赶走的笼罩在德国人民头上的魔咒。他感到有必要用笔记录下了纳粹统治下的腐败。他最终写出来的东西，与其说是日记，不如说是德国在1936至1944年间的一系列惊人的快镜拍摄。我们从中能看到纳粹在权力巅峰时的情景，在失败前的胡乱杀人的癫狂，以及纳粹以人民的名义所进行的各种滑稽的表演。我们还看到作者错过一次射杀希特勒的机会。这本迷人的书，不仅是汉娜·阿伦特说的“一份有关希特勒时代最重要的文件，”而且还是一个高尚的人在与邪恶的世界做正义的斗争中留下的感人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