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上下）》是国学大师张中行的自传。张中行在88岁高龄时亲自执笔撰写了自己的一生，他用平淡中蕴含真情、戏谑中藏着冷峻的文笔说出了人性，说出了常情常理。书中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及对生命的思考，全面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最朴实的一面。

纪念国学大师张中行逝世十周年。

张中行，我国著名学者、哲学家和散文家。 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为“燕园三老”。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透过先生成于88岁的自传《流年碎影（上下）》，品布衣大师的流年碎影，看中国的百年沧桑变迁。

弁言

乡里

族属

生计

灾祸

节令

蒙学内外

乡里旧人

童心

歧路

通县

师范学校的朝朝夕夕

课内课外

馀兴

前辈留影

同窗忆旧

常态之外

进京

北大释地

课程

学术空气

自由与容忍

讲理

图书馆

前辈掠影

同学点滴

日常生活

小见闻和大见闻

天津一年

保定一年

婚事

伤哉贫也（一）

又一红楼

知的探险

尊师重道

生计

上海之行

覆鹿亡羊

旧业

《世间解》

伤哉贫也（二）

病痛留痕

中年

佟府旧迹

迎新

望尘莫及

花事

玩赏之癖

开明旧人

语文教育

劳我以生

既往咎之

三五之厄

伤哉贫也（三）

辛安亭

汉语课本

小红楼

旧二院

稻粱谋

整风之风

末次省亲

跃进的动荡

饥饿

迎母送母

明日难明

天降下民

拮据之苦

山雨欲来

倒地声声

龙套生涯

红卫风起

使民战栗

抄风西来

割爱种种

李也鲁

斯文扫地及其他

且说有罪

刘佛谛

准备离家

南徙从戎

地理志

劳动种种

大搬家小搬家

改造课程

批斗再而三

探亲

校友忆存

识小录

解职还乡

少小离家老大回

困难重重

劳而食

消长日短日

叙旧

乡党

口腹之享

天佑下民

终日驰车走

复其见天地之心

十年而后返

两饭店

北行南行

有关文言的工作

负暄三种

写作点滴

杂学杂家

试论人生

予岂好辩哉

自知乎？自信乎？

选来选去

旧地新情

又一家乡

游踪记略

滥竿上座

又迁

心坏了

先我而去

情网

自我提前论定

住笔小记

族属

谈到生身，今追得近，只三代，意在找扣帽子然后整之的理由。古追得远，泛说是标郡望，如我就可以说清河张氏；还可以指实说，如《张迁碑》，开场道字号就拉来周的张仲，汉的张良和张释之。我生于乡村的农家，也许上推若干代都不通文墨，也就不知道清河是什么地方，远古还有什么张仲，近古还有以杀人为乐的张献忠。但滇终追远的旧规还是不敢放弃的，因而关于祖先，也就还保留一些传说（是否有族谱保存在某家，不知道）。传说只远到明朝初年，那位远祖张某某是南京人，住在中华门（城正南方的门）外大红门，从龙（随明成祖迁都）北来落户的。落户之地为河北屯，推想是军人出身，驻防屯垦，成家立业，就不再移动。这传说不假，重要的证据有两种。一种是子孙的繁衍。镇东南部有东西向一条街，地势较高，名“小街子”，住户都姓张，同姓外姓都承认是同族；我们石庄的张姓，还有镇西北部药王庙街的两家张姓。都记得是从那里迁出来的。另一种是坟地和祭祀的大一统。由小街子东行约半里，路南有一块地势高、面积大的坟地，最北端的一个坟高大如土丘，据说葬的就是由南京来的那位远祖。其下往南，一代一代往下排，成扇面形，总有近二十行，据说我的曾祖父还埋在那里，因为不再有空地，由我祖父辈起才另立坟地。祖传不只有坟地，还有祭田，我幼年时候，清明节，照例由种祭田（如何轮流，不知道）的人家备祭品，同族男性上午都到坟地集合，然后祭，礼毕，种祭田的人家招待吃午饭，有酒有肉。这维系同气连枝关系的旧规也许是这位远祖创的？如果竟是这样，用旧的眼光看，他也是个有心人了。有心，还有存于传说中的，是他嘱咐下一代，并要求代代下传，如果有谁到南京去，要到城南大红门去看看，姓张的都是同族，一家人。这种狐死首丘的心情，我也有，可惜是去者日以疏，我到过几次南京，而且出过中华门，竟没有到大红门看看，可谓数典忘祖了。但也可以使我们有所悟，是根据自己的理想甚至幻想，希望或限定后来者，于自己百年之后还如何如何，总是太天真了。

远的可说的不过这一点点，只好转为说近的。曾祖一代，我没见过，由祖父辈说起。曾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祖父行二；大概没有女儿，因为不记得有呼为姑奶奶的长辈。祖父名叫张伦，是个典型的朴实而善良的农民，俭约，勤勉，和善，就是对我们孩子，也是怜爱而不斥责。一生只有一个愿望，温饱，境遇一年比一年好。谢天谢地，二十年代初，他虚岁七十四，因摔伤病故，家业先是家内人分，后是塞外人分，最后化为零，他都没看见。祖母是冯庄杨姓的女儿，可能是我很小时候甚至出世之前就故去，因为记忆中没有关于她的印象。所知的一点点是听母亲说的，性格与祖父不同，有主意，有脾气，遇事占先，敢说敢做，还有个其时妇女不该有的嗜好，斗纸牌。据说是受她母亲影响：在冯庄，她母亲曾一夜输一头驴，是有口皆碑的。祖母好赌，自然不免要输些钱，祖父疼得慌，可是生性懦弱，管不了。也推想就是因此，祖母早逝，祖父鳏居若干年，并未显出有念旧的心情。祖辈还有母系的一支，是外祖父和外祖母。外祖父姓蓝，住我家北面偏东的杨家场（chang），在青龙湾南一里多，距我家八里。外祖父也是善良的农民，与祖父相比，只是身量稍矮，更温和，少言语。外祖母是我家东南打铁苏庄子的人，性格有特点，敞快，要强要好，而且不满足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年岁不很老，就求安身立命之道。她不识字，自然不能阅藏（zang），于是近水楼台，接受其时流行于农村的一种所谓“道门”的道，要旨不过是积善言善行可以得善报。是二三十年代之间，我到外面上学，读了些西方进口的，记得有一次，曾面对外祖母说道门之不可信。外祖母很生气，或说很急，推想是怕我攻乎异端，将来不得善报。大概-是四十年代早期吧，外祖母作古了，仅仅比外祖父晚十天，可以想见，她有“道”可依，心情一定是平静的。我呢，惭愧，是直到现在，还是望道而未之见，所以有时想到外祖母，就禁不住想到大道多歧，我是走了弯路，或者竟是差路吧？

由祖父辈降到更近，是父母。祖父有四个孩子，长一女，我呼为大姑，父亲行二，其下一男一女，我呼为三叔和老（义为在同辈中年岁最小）姑（大排行应为五姑）。父亲排同族的“万”字，名万福，健壮，读过三百千，能写工整的楷书。性格受祖母的影响大，直率，暴躁，喜交往，尤其好赌博。年轻时候随大祖父在崔黄口镇染坊业学过徒，后来就一直在家乡务农。因为好赔，一生输了不少钱。又因为好交往，总是以善意对人，人缘不坏，在村里也可算作头面人物。母亲受外祖父的影响大，沉静，和善，明理，对人，不管长幼，都能得体，处理家常琐事，也能井井有条。她一生苦多乐少。苦之最大者是为父亲赌博生气，可是旧时代，没有办法补救，只好忍。生我之前，她生过一个女儿，名小勤（？），她最疼爱，不幸几岁时候死了，也使她很伤心。再有一种，是土改时候，空手，穿过庄稼地跑出来，多半生守着的房屋、衣物，都没了，心情的暗淡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她还是能够安之若命，很少落泪，更不哭哭啼啼。我的性格，自信是近于母亲的，可惜是所得还不够多，轻的如喜怒不形于色，重的如处逆境安之若命，与母亲相比，我就只能感到惭愧了。

父母之下，亲属中最近的是一母所生，有长于我五岁的胞兄，幼于我九岁的胞妹。胞兄名张璞（排玉字），字一真。推想是父亲有些改革开放思想，家乡只有初级小学（四年毕业），就送他到县城去上高级小学（三年毕业）。这乡村中的创举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总的说是没有他前头带路，我是殊少可能弃农弃商的。且说他县立高级小学毕业之后，不知怎么就考上其时设在卢沟桥的京兆师范学校。六年毕业，回县城教小学，以后当过校长、教育局长，成为县城里中级头面人物，直到解放后才到唐山，改行干别的。他天资不低，功课不坏，还迷过书法，学晚清张裕钊，惜乎有始无终，又未能取法乎上。他的性格，我看主要是由父亲来，加上不少后天的小官僚环境的熏染，成为得乐且乐和玩世不恭。这对他有坏处，是限定他只能在世俗中混。但也不无好处，譬如在“大革命”中，他被批斗，被驱逐还乡，他都能处之泰然，有机会找到酒还是喝得醉醺醺，然后卧床睡大觉。胞妹的性格多由父亲来，急，喜怒形于色。幸而天假二姑母之口，与远在二十里外的邢姓结为良缘。妹丈邢君，如果考脾气好，无论参赛者多少，他必考第一。一生没跟人吵过架，就是对淘气的孩子，也是和颜悦色，细声细语。这样，胞妹虽然脾气不好，有时无名火起，对方还是以笑脸反应，家庭中也就还能够和睦相处。不幸的一面是生育多，身体负担过重，年未及花甲就患了相当严重的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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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能够活到八十年代。死生有命，一也。几十年来，人为的动荡断断续续，今日不知明日将如何，二也。但是究竟已经活过来，本之《颜氏家训·涉务》（今日务实）的精神，应该多想“现在当下”，比如鲤鱼增产，街头的售价降了，就不失时机，买一条，红烧，佐以白酒一两，之后，腹充充然，心飘飘然，倚枕睡一大觉，能梦见周公，好，退一步，能梦见意中人，也好或更好，再之后，醒，击壤而歌“帝力于我何有哉”，岂不甚妙。妙，或说妙理；可惜是我知之而未能完全奉行。为什么？是我天机浅（《庄子》语）和修养差，有常乐我净的弘愿而终于“未免有情”。情的重要方面表现为恋慕。恋慕什么？说不胜说，有些还不便说；只说其中的一类是自己的过往，包括接触的种种中的一切可怀念的。语云，秀才人情纸半张，于是由八十年代前期起，就以记忆中的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为题材，写了若干篇怀念文章，并陆续集为《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出版。三本闲话之外，因为老了，血气既衰，其他不会，只能以涂涂抹抹消磨长日，也就写了些别的。所有这些灾梨枣的，我有自知之明，虽然意不在帮忙帮闲，却总是不值大雅一笑。可是意外，有的人行“君子成人之美”的圣道，有的人顺世风，眼一扫堆堆就评价，竟至有人说颇有成就。正如其他人一样，我也有些关系近的人，依常情，也就喜欢听这灶王老爷上天的好话多说。其中有的还不停止于喜欢，如时风之遇喜庆事总想大办，就劝我趁笔还能动，及时写回想录，并说，推想会有人肯印，有不少人会喜欢看。肯印，喜欢看，是我将有所得。也是圣道，像我这年岁，要“戒之在得”，应该如何对待这善意的规劝呢？我一思再思，未三思，就决定一反圣道，接受，写。

一思再思，都思了什么，竞走向胆大包天？是思了以下这些。先说个我视为轻飘飘的，愿意写，是不是想捞点浮世之名。因为写回想录的都是名人；已经成为名人的，像是有义务写回想录，以便想看的人不至失望。我是常人，对于“人过留名”，是既不想过于热，又不能过于冷。这是由于理和情之不能协调而又都有不小的力量。理来于一种哲学，具体说是《列子·杨朱》篇所说：“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情来于不能不在常识中生活，而常识，总是觉得有名比无名好，名香比名臭好。这样一边是理，一边是情，我处在夹缝中，对于名，处理办法就只能是我年轻时候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私立学校对学生所惯用的，日去者不追，来者不拒。指实说是写回想录，拿笔之前，名尚未来，不追；写成之后，名也许来，不拒。总之，用俗话说是有一搭无一搭。以上算所思之一。然后是其二，由半心半意转为积极，是也颇想写这样一本。动力与写负暄几种闲话中的多篇文章相同，对于过往，多有怀念，任其湮灭舍不得，于是情动于中就愿意形于言。而过去的言，大多是以身外显身内，又零零碎碎，有如街头摊上吃小吃，比之过屠门而大嚼总是差得不少。写回想录就变为现身说法，而且要原原本本，因而情动于中的情，连带事，就可以全盘托出来，大过其形于言的瘾了吧？过瘾，仍是由情出发，说服自己会有大力，说服人就未必然，所以写，最好是还能够找点别人听了也会首肯的理由。于是搜索枯肠，居然就找到两种。其一是造反性质的，是过去稀有甚至没有的，我们也未尝不可以使其有，或干脆说应该使其有。我们是住在人有各种分别的社会里，如有的人能够发号施令，多数人不能；有的人出门乘自用车，甚至飞机，多数人不能，等等。但这类事情上不好造反，理由用不着说。至于另外一些事，我们就大可以引基督教义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佛门教义诸有情都有佛性，为护符，说少数人如此这般的，多数小民也未尝不可以如此这般。话归本题，回想录就正是这类事，试想，街头巷尾的赵大爷和钱二奶奶，碌碌一生，也有情，经历不少事，如果通文，也能写，为什么就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和情意写出来？而且，如果写出来，其价值和可读性就一定不如出于名人笔下的吗？再退一步，假定确是不如，至少我想，既然人在受生方面是平等的，任何人就都有为自己的生涯留些痕迹的权利，所谓争取不与草木同腐是也。这样做，是街头巷尾的赵大爷、钱二奶奶之流凭己力挤入“本纪”“世家”或“列传”，所以是造反。我呢，不能如陈胜、吴广之揭竿，却也想摇笔，造一次反，并希望名不见经传的士女起而效尤，以扯断非名人不得写回想录的枷锁云云。理由之二是另一种来于“观我生”的奢望。我，上面说过，天机浅，遇人遇事未免有“情”，又生性喜杂览，喜胡思乱想，因而内则自省，外则有见有闻，就未免有“意”，二合一就成为分量不轻的“情意”。这情意是私有的，但其来源，就小范围说，人都是肉长的，就大范围说，同处一时，同处一地，曾经同呼吸，共命运，一人的欢笑和血泪，总有不少可以供其他人参考的吧？这奢望也给我壮了胆，所以决定写。

已经决定写，接着就不能不想到有没有困难的问题。当然有，而且不少。思涩笔拙，是任何动笔时候都跟着的，可以不算，此外还可以想到三种。其一，写过往，这过往只能存于记忆中，而不幸，我的记忆力是非常坏的。这也有来由。一是得天不厚，比如与我的同学张政娘先生相比，某说法，他能告诉你在某丛书中某书的若干页，这某书，我也许同样看过，通常是连里面讲些什么都记不清了。上天吝啬，人力终于难得胜天，只好认命。更不幸是还有二，也许由于饥寒吧，我三十岁左右患一种名为贫血的病，据一位病友说，这种病是必致损伤记忆力的，若然，连续几年，我仅有的一点点储藏旧事的能力还能剩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记忆的库存少兼不清晰，我非巧妇，要为无米之炊，煮成熟饭就太难了。其二，当然，想写，是自信记忆的库存里还有一些剩余，但这剩余，都是些家常琐碎，值得摊出来，让过往的行人看看吗？写，印，卖，至少是理论上，有低要求，是使读者感到有兴致；有高要求，是兼有教育意义。这就使我面对记忆中的琐碎，不能不考虑：一，总的认识，能不能使读者有以上说的所得。二，实行时分辨，哪些是合格的，哪些是不合格的。认识，分辨，都要想得比较深，比较远，以及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显然也就大不易。其三，事无不可对人言，是某道学家的自豪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今代的门面语，事实经常不是这样，所以拿笔写所记忆，就躲不开这种难。盖总的说，人生于世，就不能不管世故。分着说呢，有三种情况，都不宜于信笔直书。一种是与高位的人或说政治有牵连的，比如某种情况可以称为功德，说是都来自某某的伟大，就会换来皆大欢喜甚至利禄，反之，某种情况可以称为祸害，直言，说应该由某某负责，就不只不行，还会惹来从重从快的处罚。另一种是，人多多少少都不免有些个人迷信，如男士，誉为才如曹植，貌比潘安，女士，誉为环肥燕瘦，高兴；反之，如说某男士无才无学，某女士貌仅中人以下，就轻则不高兴，重则勃然大怒。这就可见，知人论世常常离不开褒贬，可是褒容易通行，贬却违碍很多。如果拿起笔，冒上心头的是贬，如何处理呢？显然就不得不在诚和世故之间徘徊，也就是又会碰到难。还有一种，来自传统加世风，牵涉的面广，就更难办，不写，等于把最重的情意抹掉，写，读者依世风，尤其相关的人，会感到不安然。这种进退两难，昔人是用躲闪的办法解决，如陶渊明写，“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闲情赋》），秦观写，“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满庭芳》）。可是写回想录就不能效颦，因为体不同。诗词歌赋容许创造，创造者，事未必有，也就不要求指名道姓。换为回想录，就成为事必有，也就不能不因事而想到行事之人，世之常情是心照不宣，如果换为心照之后而宣，岂不成为离奇？现在当下，语文，离奇还是不妥的，那就只好，或学文殊师利之应对维摩诘，“无言”，或学晋人之写杂帖，只是轻轻点染，就是这轻轻中，也是情意多而事少。这是原则，至于碰到实况，笔如何闪转腾挪，还不免要遇到困难，只好走着瞧。

困难摆了一大堆，如果不肯或不能知难而退，就要想办法，从多种障碍中挤过去。这办法还可以分为退和进两个方面。退的表现之一是写经历，不求全面。这有多种情况，比如事过于细小，不值得输入见闻；事以常情衡之未必小，却是自己看来宜于抹杀的；还有些，事不小，自己甚至认为应该写，可是相关的人认为宜于抹杀的，就都知而不言了。退的表现之二是写观感，适可而止，就是说，为了迁就世故，想的是十个，也许只说五个，想的是一斤，也许说的不足五两。退的表现之三是不少内容，安于影影绰绰，因为在记忆的库存里就是如此不清晰，到笔下变为清晰是不可能的。这样一退再退，关于写法，效史书的编年体就不合适了，只好由制艺中找个妙法兼名称，日“小题”体，即人也罢，地也罢，事也罢，以至哭也罢，笑也罢，只要认为有关的什么可写，就以之为题，拼凑成篇，其他题外的，虽同样实有却从略。以上是退，由于必须适应诸多客观条件。但是老骥伏枥，还可以志在千里，况老之人乎，总以也不忘进为是。如何进？记得将近一年以前，我写了一篇《老温德》（北京大学美籍教授），里面有这样的话：

这样，人的经历，其中少数写成史传，就应该是两种：一种是表现于外的，甚至写成文字的，自己以外的人能看见，或进一步，评价；一种是藏在心里的，不说，极少数脱胎换骨写成文字（如诗词和小说），总之还是非自己以外的人所能见。假定社会上班马多，人人都有史传，这史传也只能是前一种，“身史”，而不是后一种，“心史”。这心史，除自己动笔以外，大概没有别的办法。（《读书》1993年7月号）

与身史相比，心史会更有价值也就更值得看看吧？但这正如上面所说，不容易写，因而我所谓进，也只是心向往之加“知其不可而为”，努力求比活动的流水账多点什么而已。

最后说说写，成书，要有个名字。于是拼凑，先由周亮工《书影》（其意为“老年人读书，仅存书影子于胸”）那里借来个“影”，表示既稀稀落落又未必确切。“影”来于由朱颜到白发之年，常说“流年”，但要加个声明，不是借自《卜筮正宗》一类书，而是借自《牡丹亭》，所谓“则为你（杜丽娘）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也。流年加影，音轻飘而义过重，想了想，再加个“碎”字，成为“流年碎影”，名实相副了。之后是写，流年似水，逝者如斯，只靠回顾和笔墨，究竟能够留下多少痕迹呢？连一想到都不免有些感伤。

1994年1月16日于西郊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