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中的静谧：香港赤柱清真寺
人其实是生活在一种感觉中。香港浅水湾附近的赤柱广场，前面是海岸，广场附近开着各种各样的欧式餐馆和饮品摊。如果不去想这里的地理落脚，把时空错位一下，一定会觉得自己不是站在东方某个旅游景点，而是站在欧洲、美洲的什么地方。世界各地的人似乎被任意挑拣了一些放在这里，让他们在共同的一个场景中享受共存的一刻。
我站在一个角落，一个奇怪的想法产生：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个群体组成了这样一个场景，而是所有人共同的存在，在某一时刻产生了这样的全球化的片段。后现代社会，从人种上已经难以判断人们属于哪个洲、哪个国家。民族、族群、国家与地域基本上已经断裂，经过融合和一些“洗刷印染”之后，在这个场景里难以区分。这可能只有在像香港这样高度全球化的地方才能感觉到。
从广场出来，前往赤柱有名的监狱博物馆，其后还有一所监狱。我对监狱和监狱博物馆都没有兴趣，想去看的是赤柱下面那座金黄色的清真寺。
把清真寺和监狱联系起来，第一错觉是，肯定有很多穆斯林罪犯被关押在监狱，人性化的英国殖民者给他们提供礼拜的场所。其实不然，这是英国殖民者别出心裁的柔性治理方式。当年这里的确是监狱，不过狱警大多为印度人，其中有很多是穆斯林。赤柱附近不仅有监狱，还有狱警和他们的家，像一个简单的穆斯林社区，和中国西北的寺坊有些像。经过申请，也是为了稳住这些印度人，英国殖民者答应给他们一些地皮，让他们自己修建清真寺。
时间从1895年飞速地流向1946年，印度人设计出了类似南亚造型的清真寺，并自己筹集资金，盖起了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并被今天香港政府确定为文化遗产的清真寺。
进入赤柱清真寺，得经过监狱门口的安检。警察看到我过去，点点头，问我去哪里，我说去看看清真寺，他说随便看，不过不要拍照。
沿着通向海边的路走下去，赤柱清真寺就隐藏在路的右侧。再往下走，便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不知道的人，难以区分这是哪个宗教的场所。外面没有大门，也没有人阻挡，只看到一个标识：进门拖鞋。推门进去，几个小朋友坐在地上，用木架支着《古兰经》，正在诵读。我认识的年轻阿訇坐在最里面，见我进来，热情地打个招呼，让我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则继续教小朋友认读。
走出去看看四周，金黄色的墙壁，南亚建筑的风格。后边是一个洗浴的棚子。再进门，看到大殿分开两部分，用围栏挡着，一边是给妇女做礼拜的，一边是为男性准备的。小朋友见我进来说一声色俩目，然后用普通话字正腔圆地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来自中国内地的穆斯林。他们都笑了，我知道他们是在笑他们的伙伴讲的汉语我能听懂。 阿訇是个30岁的巴基斯坦人。他9岁来香港，在九龙清真寺念经，直到18岁能够完全背诵和讲解《古兰经》之后，被他在香港打工的爸爸带回巴基斯坦，举行结婚成人仪式后又带回来。一个阿訇就这样培养成了。他先在九龙清真寺做义工，后来被派到赤柱清真寺。
1995年，有人提议把空置的清真寺拆除，香港伊斯兰联合会得知消息，马上向政府申请，保住了清真寺。随后他们开始安排专人来守住清真寺。这个清真寺虽然比较冷清，只是偶尔有经过的穆斯林会用一下，但是它却隐藏着历史和记忆。
（发表于2012年5月8日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文化》）
承智慧世，回族文学之时代乐章①
在全球化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迅速发展与变化，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当下的回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璞与升华之阶段，明显表现出一种认知本土、多维建构之态势，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之成就。这是广大回族作家选择既开放又坚守之文化策略，以其先进性与科学性认知回族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民族现代性之建构。
回族文学是中国文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口头文学遗产，其历史悠久、区域性影响广泛，同中亚与西亚以及世界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拥有众多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传统，构成现代文学之雄厚基础，成为考察其回族现代民族性之前提与依据。华夏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丰富多彩而又极具特质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从古代回族神话、口头文学一直延续到当代回族作家文学，其间浩浩乎经历了几百年之历史烟云，成就了璀璨的回族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回族作家文学浸润着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凸显着一股蓬勃鲜活之气。回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基础扎实、步伐持重，故成就突出，百花满园，涌现出了强大的文学队伍，老中青三代回族作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艺术共同体，共同体成员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并在文化想象与文化表达上具有一致性，皆能展现出其独特的自我意识。他们共同努力，勤奋耕耘，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受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涌出，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形成优势阵容，在中国文学长廊里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宁夏人民出版社历来关注和助推回族文学的发展，力荐优秀作家与作品，为回族文化留下丰富的心灵传记与动人的时代乐章，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曾推出一套“当代回族作家丛书”，相继编辑出版了木斧、胡奇、张承志、马犁、马连义、张宝申等在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回族作家的作品。
后来，又陆续策划出版了一批以回族题材为特色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回族文学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的回族文学，在历史记忆、文化想象、族群认同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局面。文学的民族性是以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作为一种本质性之精神实体，艺术地表达一定社会与民族独特的历史与精神生活，在精神与实践之具体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化与深化，并在文学文本中圆满地得到反映。民族文学一方面体现民族历史、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展示地域文化形态，两方面皆存在于民族文学的每一个结构层面里，最终体现在多层面组成的民族文学总体风格特色中。一个民族总是生存在特定之社会环境中，传承着特定的文化基因，有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定之交汇，这是寻觅民族文化心理轨迹之出发点。长期的游牧农耕文化铸就了少数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之特性，这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生存繁荣之土壤。在民族社会生活之表层，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意蕴，亦即那些能够左右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特质，民族赖以生存之自然地理环境，特有之历史文化氛围以及特定的文化归属、情感归属、灵魂归属、信念归属、民族心理结构与民族性格。回族作家追溯本民族特定之精神文化与族群记忆，并对文化的积淀、地域的影响、生活的特质与当下现实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异彩纷呈的民族生活、特有的民族韵味，创作出了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作品。作品挖掘民族精神，向世人展示回族人民的勤劳质朴、豪爽宽厚、勇敢机智的性格内涵；让世人真实地了解到这一民族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之内在因素。与此同时，回族有着很强的内聚力，这是回族人民生存之需要。有许多有识回族作家反思内聚力之二重性，在讴歌本民族这种内聚力所形成的勤奋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同时，还揭示了这种内聚力的消极之一面，即它所带来的封闭、对新事物的不敏感等，皆是阻碍本民族进步之痼疾。很多回族作家的作品触及与揭示了这些心理细节之复杂内涵，这表明了回族作家已经认识到困扰本民族发展之因素，这种反思与觉醒，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决定一个共同体之成为共同体的是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也是文化。民族文学怎样获得民族性，说直接一些就是怎样表达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从本质上来看，文化是日常性的，就是人们日常之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形式，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人们为表达精神信仰所创造的一系列仪式符号。建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学中表达民族的生活，关注民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现实处境，从民族之日常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皆是民族命运。而要表达民族生活，揭示民族命运，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回族作家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力与感受力，而这种想象力与感受力则是在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日常生活有皈依感之前提下才能获得的。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生活之认同，对于作品民族性之获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具有更多的优点。它提供了被重要的他者承认的可能性，不管这个他者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同辈。他们理解我，就像我理解他们一样。而这种理解在我的内部创造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并非无足轻重的感觉……民族生活使个体能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光凭自身不能体验的自我实现。”（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0页）当民族与民族生活对我们的回族作家有这样的意义的时候，回族作家创作中的民族性，就一定是一个自然之过程。亦即说，回到民族文化中去，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回到民族生活中去。这样，回族文学的民族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彰显与强化，这是保证回族文学获得民族性之根本。
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所传递的民族精神延伸至全国与世界。因为回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精神表达与民族性建构，还为构建文化强国贡献着独有的精神智慧；即便在全球化语境中，回族文学对维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并拓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化对话，仍有不可替代之效用。我想，这正是“智慧天下”之意涵所在。
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在场的信仰》由马建福编著。
马建福，回族，宁夏海原县人，人类学博士，现供职于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学研究院，主要从事回族文化与社会研究。2004年开始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受专业影响，喜欢上了散文随笔创作，自此坚持不懈，先后在《民族教育研究》《西北民族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穆斯林》《回族文学》《明报》《文汇报》《民族报》等多家报纸杂志发表散文随笔、书评等。作者长期关注底层社会，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己任，旨在传承文化，书写民众日常生活的故事。《在场的信仰》是该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