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赞副教授综合发挥他在“文化研究”与“公众史学”领域的知识积累，历时数年辗转天山南北，完成了这部《穿过历史的尘烟(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1)》，通过大量访谈，再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艰辛而壮阔的发展历程，为读者理解新中国的这一独特篇章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这本著作视野开阔，严格遵循口述史的操作规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对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发展与文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从一个特殊角度为重新书写共和国的历史提供了契机。

2016年1月，邹赞所著的《穿过历史的尘烟(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1)》由暨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曹军编辑策划责编，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读者普遍认为这是一项具有抢救新疆屯垦历史记忆的“良心工程”。

这部口述史的访谈对象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新疆军垦第一代。该书全景式展示了每一位受访者的人生命运故事，重点突出受访者在新疆兵团的生产生活经历，通过引入新疆当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坐标，探察个体命运与大历史之间的关联。采取现场对话体，融入“表演民族志”理念，力求充分呈现访谈的整体背景，尽可能原汁原味再现受访人的讲述。

序言（汪晖）

写在前面（邹赞）

莫向潇湘望故乡——陶先运口述

胡杨深处唱大风——胡友才口述

世间无限丹青手——黄明德口述

巾帼垦荒尚功伟——刘文卿口述

雁声远过潇湘去——华淑媛口述

谁言女子非英物——王淑芳口述

渡尽沧桑话当年——王兴富口述

巴别塔上放歌声——戴庆媛口述

岁月如歌无怨悔——周光美口述

激情燃烧的岁月——杨新三口述

持筹握算建功业——杜颂先口述

棉田里的“金嗓子”——刘玲玲口述

要留清气满戈壁——金茂芳口述

梦里他乡是故乡——邹立仁口述

踏冰卧雪傲昆仑——汤立年口述

拖拉机上的人生——廖兴贵口述

旌旗猎猎向雄师——唐克英口述

黄沙莽莽追穷寇——刘继华口述

戈壁滩上育新苗——刘方针口述

剪不断的兵团情——肖叶群口述

长烟落日戍边境——黄咏玲口述

万里悠悠西北望——刘功辉口述

此生何适不艰难——张美玲口述

西出阳关有亲人——郑佩兰口述

风雨南疆显豪情——伦瑛口述

边境风云四人谈——赵守产、黄英博、蒋维福、何金良口述

戎马倥偬守边土——武来银口述

后记

莫向潇湘望故乡

口述 陶先运

人物档案：陶先运，女，1936年出生，一湖南宁乡人，高小毕业。1951年报名参军，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新疆兵团”或“兵团”)农场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调至兵团农科院从事财务工作，1991年退休。现定居石河子市。

访谈时间：2015年1月28日上午。

访谈地点：石河子市五小区。

邹赞(以下简称“邹”)：陶阿姨的湖南口音很浓，阔别故乡六十多年了，乡音无改，听起来非常亲切。您老家是湖南哪的？

陶先运(以下简称“陶”)：湖南宁乡高坝窑的。

陶阿姨笑声爽朗，指着客厅墙上的大幅照片介绍说：“这就是我们老家，宁乡狮子山陶家老屋，陶峙岳将军就是从这儿出来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邹：请您回顾一下您小时候的生活情况，比如说父母的职业、家庭教育。

陶：我记得很清晰，我出生于1936年，在家里排行老四，上面有一个哥哥，还有两个姐姐。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妈得病(据说是天花)去世了，因此我就寄居于外婆家，外婆家在宁乡县朱良桥，外公酷爱阅读古书，经常在书房里读书练字，他要求我们这些子孙也要熟读古书，所以我现在还记得外公说的(一些话)，什么“笑莫露齿，话莫高声”“轻言细语，坐莫摇身”。外婆家是书香门第，外公教我写大字、读唐诗，我至今记得小时候摇头晃脑背诵“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可以说我小时候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你看我现在在家穿布鞋，不习惯穿拖鞋。为什么呢？因为老家不准穿拖鞋，家里也没有拖鞋，穿布鞋不允许踩脚后跟，否则外公会拿棒子打，说这是“痞子”。

我在宁乡县莲花乡振兴国民学校读完了七年小学，(这时候)我的爸爸娶了我的继母①，也有了弟弟妹妹，我姨妈和一些亲戚想收养我做女儿，我爸爸觉得我妈“走”得早，临“走”的时候嘱咐四个孩子不要送人，因此我爸爸回绝了人家的好意，把我接回了高坝窑。我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十三岁，家里有一群弟弟妹妹了。

邹：您在外婆家生活了十几年，为什么会想着这时候回来？

陶：我十三岁时是1949年，正值“土改运动”，我外婆家是个小地主出租家庭，田地被分了，舅舅、舅妈也分家了，没有办法再收养我，我自己就想着还是回来吧。我哥哥这时已经去了台湾，姐姐也自谋职业了，我一下子坐到一群弟弟妹妹中间，生(疏)得不行。爸爸把我带到长沙，他在民营运输社开货车。我到长沙的时候，家乡已经解放了。我爸爸儿女多，实在没能力再送我继续上学，我就去报考益阳专区地方干部学校，没想到还被录取了’。学校的生活很充实，起早贪黑学习各门课程，讨论课上大家也踊跃发言，就这样学了三个月，分配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年龄太小，很多工作干不了，紧接着我被转到中国茶叶公司长沙茶厂，当了一名捡茶工，就这样工作到了1950年冬天。

邹：我来采访之前查了一些资料，得知您和陶峙岳、陶晋初都是亲戚关系。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陶峙岳将军的情况吗？您后来选择参军入伍，是否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陶：我和陶晋初的关系要远一些。陶峙岳和我爷爷是亲堂兄弟，我叫他叔，公。我第一次见到叔公是在1949年，我那时刚从益阳专区地方干部学校学习完毕，没有分配工作，就又回到老家。有一天我听继母说：“今天，你的伢②要回来，还要带一个人回来喽。”我们这些小娃娃站到门口看，远远地看见高坝窑的公路上面有一个人，穿着乳白色的风衣，戴着鸭舌帽，走在我爸爸前面，一路往陶家老屋走来。我们赶快跑回家报告。一进陶家老屋，右手边住着陶峙岳的亲弟弟，是个哑巴，我们叫他满叔公。陶峙岳先进了他们家，我们家在左手边，我父亲回到家对继母说：“明六叔回来了，赶快泡点茶，他一会要过来。”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陶峙岳将军来到我们家，坐在桌子旁，父亲给叔公一一介绍我们这些娃娃。过一会叔公就起身告辞了。这时院子里集合了好多叔叔伯伯们，我听到他们在议论：“哎呀，明六叔在外面做大官，还没有小车子，也不带随行人员，跟着侄儿拉煤的车子回来。”我后来才听说，明六叔公是在“九·二五”起义之后到北京去办事，回头来到长沙，顺便搭乘我爸爸拉煤的货车回陶家老屋看看。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叔公在新疆，只晓得他在外面干大事。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叔公的情形。我后来到长沙茶厂工作，接触了外面的世界，才了解到新疆军区招聘团的招兵信息。

邹：1950年野战军部队到长沙招文艺兵，1951年新疆军区组团来湖南招兵，宣传阵势猛烈。

陶：1950年的招聘条件比较严格，要求年满十八周岁，有一定的文艺专长，我的条件达不到。1951年新疆招聘团的条件要宽松些，虽然年龄要求是十八岁，但是如有区以上人民政府的介绍信和高小文化程度，年龄要求可以稍微放低。介绍信我开得出来，高小文化程度我也具备，因此我辞了茶厂的工作，到指定地点去报名。体检时发现我身高不够。体重不足、营养不良、视力不达标，人家不要我。我和报名点的工作人员辩道理，我说身高不够、体重不够还可以长，视力不达标可以慢慢调嘛，正好熊晃政委站在楼上看到了，工作人员问他该咋办，熊政委看了看说：“收下来吧，报到文工队去。”就这样我填了履历表，真正报到，那是1951年4月8日。

邹：您当时决定报名参军，是因为个人的理想，还是为生活所迫？

陶：生活所迫倒谈不上，因为我已经到茶厂当工人了，完全可以自食其力。要说是因为革命理想，为报效祖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参军，也没这么想过。但是有一点，自己确确实实想出去做事，当时全社会涌动着一股参军热，长沙街头到处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我明白了参军是个正经事情，走的是正道。

P1-3

汪晖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卢卡·帕西奥利奖获得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屯垦戍边组织，它集党、政、军、企为一体，从主要以农场及牧业为中心的政治、军事、生产组织，发展为囊括城市、科技文教、工业、贸易、农业、牧业等多种形态的政治、军事、经济组织；它镶嵌于天山南北，是新疆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构成了一种区别于新疆其他城乡社会的独特社会形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承续了中国历史上屯垦戍边的历史传统，但并非这一传统的简单延伸，而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诞生的新型社会组织。

自秦汉以来，历朝统治者为了有效应对西北边患，都曾以各种形式在西域开展屯垦戍边，但是直到清代的左宗棠，这些屯戍实践基本上都是“一代而终”，中国古代的西域屯垦并未形成一种可持续的、高度成熟的社会组织形态。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的屯垦戍边事业顺应解放初期的特定社会政治形势，开启了中国屯垦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屯垦戍边”由“一代而终”变为“世代屯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内部特殊建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伴随新中国的诞生而诞生的，其使命也伴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在国家推进“向西开放”和“一带一路”的战略和动议的过程中，新疆进一步成为中亚地区政治经济交流和跨文化对话的核心场域，其战略地位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新疆是一个族群众多、文化多样的跨体系社会，又有着广阔而复杂的外部环境，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面临着来自境内外的文化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严峻威胁。从这一意义上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履行着越来越重要的“固边稳疆”政治使命，它能否成为确保西北边疆政治安定的稳定器、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保障民族团结的社会纽带，关乎新疆的全局和中国的未来。新疆兵团屯垦文化是新疆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综合体中的独特因子，因此，如何有效接合新疆当代屯垦戍边事业的历史变迁与新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充分考量新疆当代屯垦事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而探讨新形势下兵团人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新疆大学邹赞副教授综合发挥他在“文化研究”与“公众史学”领域的知识积累，历时数年辗转天山南北，完成了这部厚重的口述史著作。作为“口述兵团”系列的第一部，《穿过历史的尘烟：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一)》通过大量访谈，再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艰辛而壮阔的发展历程，为我们理解新中国的这一独特篇章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这本著作视野开阔，严格遵循口述史的操作规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对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发展与文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从一个特殊角度为重新书写共和国的历史提供了契机。我们真诚期待这部“口述新疆”系列的后续篇章顺利问世！

很喜欢王勃的诗句：“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白流。”常常感叹光阴飞逝，转眼问我在新疆学习、工作和生活已有十八个年头，与我在故乡湖南度过的岁月刚好持平。我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已经完全融人了新疆这片绚烂多姿的土地。我曾经冥思苦想要为新疆的文学批评和文化发展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也曾雄心勃勃设置诸如“百年新疆形象流变史”“新疆本土电影研究”“新疆当代文学批评史”等宏大的研究课题。然而限于语言障碍，尤其是限于我对新疆历史文化的了解太过匮乏，大多数课题只能忍痛割爱，或者无限期延宕。

近几年来，我一直游走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三个领域，颇有点像个疲于奔命的“游击战士”，偶尔在某一领域亮剑发声，却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组织”。这种来自现实的焦虑感迫使我重新定位自己的学术坐标。我开始主动为自己“减负”，凝练压缩科研方向：一方面继续关注以英国伯明翰学派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理论，另一方面尝试介入新疆区域文化实践。同时，我暂时停止了高强度的理论文章写作，而是投入更多精力对中外文化理论经典著作展开大规模的谱系细读。我选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本土文化研究的个案目标，从田野工作做起，这样就有了“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系列计划。

2015年7月，我有幸参加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公众(公共)史学高校师资培训班”，在此要特别感谢负责人李娜研究员不设学科壁垒，热情招收了我这名非历史专业科班出身的学员。这次研修班被喻为中国“公众(公共)史学”的“黄埔二期”，主办方聘请了Philip scarpino、Theodore J．Karamanski、王希、陈新等中外名师联袂授课，同时还邀请了何蜀、唐建光、何智亚、赵冬梅等“公众(公共)史学”实践者分享成功经验，采取专家讲座、主题研讨及实地参访相结合的形式，介绍公众史学的基本理论、个案实践、教学方法及课程设计，内容涉及公众史学与城市环境、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文化遗产与城市景观、博物馆研究、纪录片、大数据等板块。著名口述史学者Philip Scarpino教授的系列讲座尤其让我受益匪浅，帮助我认识到“何为口述史”“如何做口述史”“口述史的道德伦理”等核心命题。何蜀先生长期从事“文革亲历者”口述史整理与研究，他结合自己在口述史实践中遭遇到的难题和学员分享经验教训，极具示范效应。何蜀先生的执着精神尤其令人钦佩。

最后，我真诚感谢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秀博士后基金为本书提供的经费资助。感谢我的导师刘志友教授、戴锦华教授、汪晖教授引领我走进学术的殿堂。感谢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各位领导的帮助和鼓励。感谢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艾青诗歌馆等相关机构负责人提供的无私帮助。感谢同门师弟、《兵团日报》记者罗全在我一筹莫展之际多次雪中送炭。新疆大学2015年度本科生创新训练项目“新疆军垦口述史”的四位课题组成员(郑豆豆、刘雪宁、胡佳佳、程遥)参与了部分实地采访，并且承担了一些口述史初稿整理工作，再次感谢她们的辛勤付出。本书责编曹军先生曾是拙著《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的责任编辑，这是我们的第二次合作，曹军先生高效细致、睿智专业的工作给本书增色不少。我的家人总是在关键时刻提供各种帮助，没有他们的关心与支持，我将一事无成。我还要向那些驻守在天山南北的军垦老人(无论他们的故事是否收入本书)表达一份深深的敬意。我也将永远铭记访谈过程中那些感人的细节：陶先运阿姨多次热心帮忙联系访谈对象，并且不顾酷暑亲自带领课题组赴偏远的军垦农场实地采访；华淑媛、金茂芳、戴庆媛等真诚关注我们这个项目的具体进程，无私提供大量珍贵老照片，并允许我们在本书封面及插页使用这些图片，这无疑将为本书增色不少……

本书定稿时，我所暂时客居的这座位于东天山脚下的边陲小城已秋意阑珊，巴里坤草原降下了今秋的首场大雪，传来丝丝寒意……我们的“口述兵团”计划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尽情期待本书的姊妹篇吧！

邹赞

2015年国庆节草于哈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