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定脚跟做事，放开眼界观书。”有人说，一个作家要想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开卷读书的时间应多于写作文章的时间。《槛外读书》作者薛冰默默奉行数十年，既探索书本中的“旧世界”，也关注书本外的“新潮流”。文集分为“往昔风流”“当年学校”“今朝开卷”三辑，记录了他观察旧日学校，对话往哲先贤，反思中西文化交流的感悟和心得。

《槛外读书》是著者薛冰近十余年“槛外读书”心得的结集，分为三辑。第一辑所写多是著者关注与崇仰的近现代人物，誉为“往昔风流”；第二辑从师生、教材、校况等方面，追溯“当年学校”；第三辑是书评书话和对读书、藏书的一些思考。三辑共同的重点，则在于“西学东渐”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著者阅读面广，视野开阔，思想敏锐，语言浑朴，时能察人所不察，言人所未言，从中也可以领略著者的读书方法与治学门径。

第一辑 往昔风流

 魏源南京开新风

 走向世界的王韬

 《读雪斋诗集》与孙文川

 方志名宿陈作霖

 大变局中的文人《卑论》

 读罗继祖辑永丰乡人两种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南京学人夏仁虎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

 学术的整理与思想的“整理”

 “失而复得”的曲学大师

 《壶春乐府》与孙为霆

 顾颉刚艰难护古塑

 性自孤高情自真

 “情绪的散步”与沉潜

 江世荣稿本《文宗阁小史》

第二辑 当年学校

 从此做了角直人

 读《胡先骕先生诗集》

 忆程千帆先生

 春去不见来新夏

 《金陵文摘》

 《国立中央大学教职员名册》

 《南京市立中区实验学校概况》

 《金陵中学校刊(1937)》

 《南京钟英中学复校后第三届高中部毕业纪念册》

 关于施檗斋_先生

 《读书生活文选》及其他

 西学东渐：老话题与新方法

 翟理斯与《华英字典》

 《无师自通英语录》与横排本

 丁福保的《东文典问答》

 书院文化研究的新硕果

第三辑 今朝开卷

 《开卷》打开的窗口

 书房小社会

 为好书做嫁衣裳

 直把金针度于人

 藏书与藏书票

 且把书林岁月，细斟量

 其精，吴为最

 书跋的魅力

 “百年”之后当如何

 近现代图书版本研究值得重视

 碧山掠影

 跟随爱莲心读《庄子》

 中国妇女史的新视野

 重建理想，但不要乌托邦

 日常生活与历史真面

 闲话“乡愁”

后记

走向世界的王韬

在中国近代史以至中国文化史上，王韬都是一个无从忽略的名字。

王韬，原名利宾，又名瀚，字懒今；去香港后更各韬，字仲弢，一字紫铨，别署天南遁叟、弢园老民等。出生于清道光八年（一八二八）的王韬，活了七十岁。而这七十年，恰恰是中国社会处于“四千年未有之创局”的剧变之际，面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吴县（今苏州）甪直人王韬不但幸运地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见证人，而且是历史进步的推动者。

如果说十七岁那年，王韬以全县第一名考中秀才只是小试牛刀，那么在此后的人生途程中，他则拿下了多项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王韬在香港创办中国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循环日报》；他自任主笔，成为中国第一个报刊政论作家；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政论文章后被整理成《弢园文录外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报刊政论文集；他还是第一位对欧洲进行实地考察的中国知识分子。

他的这些“第一”，决非今天某些人为了创造所谓某项纪录而做出的无聊举动，他所做的都是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并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情。后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除了羡慕那个时代对有识之士的特别眷顾，更是无法绕开这些里程碑。

王韬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被打破与世隔绝状态的时代。突然面对剧变的时局，特别是面对一个崭新广阔的世界和一批虎视眈眈的对手，中国的统治者和文化人多有手足无措之感。许多旧式的文化人厌恶甚至无视这一事实，有的人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旗帜，试图重新恢复闭关锁国的旧秩序；也有的人认识到历史难以开倒车，却因为缺乏必要的新知识和新思想，对前途同样十分迷茫，只能得过且过。

当此之际，王韬却看到了这一变局中的有利因素，清醒地指出，这也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新机遇。他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他认为只要能向西国“借法以自强”，不出数十年，就一定能与列强并驾齐驱，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王韬积极传播西方文化，呼唤改革开放，要求变法图强，成为中国近代的著名思想家，和郑观应齐名，被列为中国近代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

在同时代人中间，王韬的人生道路也是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奇特的，焕发出浓重的传奇色彩。

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即中秀才的第二年，王韬到金陵应乡试名落孙山。他后来说自己“愤帖括之无用，年未弱冠，即弃而弗为”，从此绝意科举，在家乡致力于经史之学，设馆授徒。实际上，当时他未必就有这样的见识，而一次落第的挫折也未必能使年少志壮的王韬放弃“学而优则仕”的晋身之道。改变王韬人生道路的，应该另有原因，那就是他的上海之行。

王韬家境贫寒，父亲是一位乡村塾师。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其父到上海教私塾，次年初，王韬赴上海探亲，立刻被这个“气象顿异”的新天地吸引住了。更重要的是，他还接触到了基督教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麦都思。这时的麦都思，正在上海经营墨海书馆，出版宗教和科技书籍。按西方人的观念，这两种读物都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所不可缺少的。王韬是主动寻访到墨海书馆去参观的，他对墨海书馆中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和有趣，并且和懂中文的西人进行了交谈。这也使正在罗致人才的麦都思对他产生了兴趣。通过交谈，他对王韬的开明思想和文化素养都有所了解，也就有了请他参加书馆工作的意思。

王韬接受这一邀请，是一年多后的事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六月，王韬的父亲去世，同时又逢江南大水，乡民流离失所，王韬的私塾也散掉了，全家生活无着。正好麦都思再次派人来请他，王韬遂应邀进入墨海书馆，没有参加当年的乡试。此后，一方面是麦都思等洋人对他相当尊重，工作又得心应手，另一方面也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日深，更重要的则是太平天国占据金陵，江南乡试连停数科，使王韬对于科举考试即便不放弃也无继续之可能；而太平天国败亡之际，他又因为与太平军的瓜葛不得不远走异国，所以王韬毕生之中确实只参加过一次乡试。

王韬在墨海书馆前后十三年，主要工作是翻译和编校书籍。当时的中国和西方，还没有出现学贯中西的人才，仅有时称“西译中述”者，即由粗通中文的西方人用中文说出书的大致意思，而由中文修养较高的中国人重新组织、修饰成文。在墨海书馆中从事这一工作的王韬、李善兰、管嗣复、张福僖等人，被后世研究者誉为近代中国的“科学前驱”，而王韬是其中进入墨海书馆最早也最年轻的一个。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李善兰在数学上、管嗣复在医学上、张福僖在天文学上，都学有所长，进入墨海书馆时已具备一定的基础，所以后来能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只有王韬，初进馆时还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于自然科学方面一无所长。正因为如此，他没有成为专家，却成了综合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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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你、我、他

阅读是为人的，它要满足读者精神生活的多种需要，提高读者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和思想道德修养，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阅读又是人为的，要对“有字书”和“无字书”进行精神消费和文化再生产，从而展现阅读主体的人文力，提升真、善、美的境界。那么，阅读与人生究竟有怎样的密切关系呢？

我认为，阅读，作为一种言语技能，属于认知、行为科学，而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又归属于情感、价值领域，有其浓厚的人文精神特征。通过阅读，读物的客观属性满足了读者的主观需要，这就产生了阅读的价值。阅读价值即指阅读主体（你、我、他）和阅读客体（读物）之间需求与满足的关系程度。

中国历代文人都曾依据各自的读书实践，发表过各有特点的见解。杜甫云：“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试吟青玉案，莫羡紫罗囊。”韩愈云：“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宋真宗赵恒以其“九五之尊”而作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该诗通俗形象地把古老的“学而优则仕”的道理阐发得淋漓尽致，因而广为流传，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也深入人心。如范仲淹云：“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王安石云：“开编喜自得，一读疗沉疴。”苏辙云：“诗书教子真田宅，金玉传家定粪灰。”尤袤云：“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王夫之云：“医俗无别方，惟有读书是。”张维屏云：“读书何所求，将以通事理。”……

整合上述古人的观点，可知读书可以安身立命、求知开智、养德修身、审美求真乃至治国、平天下。这种兼顾世俗功利和精神文明功用的价值取向，对于我们全面认识阅读的价值，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启迪。因为如果以“阅读”为圆心，向四面八方360度辐射开去思考，则不难发现，阅读对“完善读者自我”和“建设社会文明”有着说道不尽的好处。

一方面，阅读可以哺育学习，蓄积写作，升腾理想，求取知识，开发智力，树立道德，体味美感，保养身体，萌生创意，丰富生活，寻找爱情，建立家庭。这12个角度讲的是阅读对于读者个体所具有的方方面面好处。另一方面，阅读可以导引人类开启文明历史，实现文化交流，振兴学校教育，推进科学技术，扩大网络传播，发挥生产潜力，提高管理水平，促进经济繁荣，施展军事雄才，维护法律尊严，学会治理国家，增强民族素质。这12个角度讲的是阅读对于社会群体所具有的种种好处。

我的期待是，通过对阅读价值的充分阐发，以动员更多的“自然人口”转变为“读书人口”，为营造“书香社会”创造条件。我们希望阅读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成为每个现代公民的权利，而阅读要从娃娃和学生抓起，因为他们是让未来更美好的主体力量。

其实，读书人读到一定阶段，会产生一种精神上的飞翔感，会自然而然地超越现实生活的琐屑，而借助想象力翱翔在理想的时空中。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说过：“在读书的时候，我们与智者交谈；在生活的事务中，我们通常都是与愚人交谈。”他认为：“读书使人成为完善的人。”其哲言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因为闪光的人生始终伴随着阅读，而高明的阅读会不断地改变着人生。

心中寄托着为芸芸学子插上书香翅膀的良好愿望，一套12本的“校园书香阅读文库”在主编徐雁（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崔波（郑州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大学生阅读专业委员会主任）、赵普光（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与执行主编骆玉安（郑州大学出版社副社长）的携手合作下，即将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注意到，入选各书的作者，都是长期作息于校园内外的作家、学人、教师和图书馆馆员，有的还是全国知名的读书人、藏书家和阅读推广人。我相信，这一文库将在包括“华夏书香校园”建设在内的全民阅读促进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发挥出其积极的作用。

曾祥芹

2015年3月23日叙于河南师范大学

我给这本集子取名为《槛外读书》，并非谦逊之词。因我早年失学，没有得到入高校深造的机会，因而只能徘徊在学术殿堂的门槛之外，自己摸索着，读点杂书和闲书。

尽管当年，我并非不想参加“高考”。

一九六六年，我在南京金陵中学读高中二年级。金陵中学为在升学率竞争中夺冠，与南师附中明争暗斗多年，校方把我们那一届视为“翻身的一届”，中考时挑的都是尖子生，在高二就学完了高三的课程，准备用一年的时间复习迎考。然而，“文革”开始了。取消“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心中确实有过失落，但也不无一种解脱的松快。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靠前，但“家庭出身”却靠后，当时政审何其严格，限考规定甚多，某些成绩不如我的人将来进入的学校会比我更好，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至于取消“高考”是不是能让大家平等地站在社会人生的起点上，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当时是考虑不到的。

事实上，结论在当时就已经有了。我连“红卫兵”都没有资格参加，只能参加“红外围”；“大串连”是伪造了红卫兵证偷跑出去的。此后不断有同学参军离校，我只有下乡插队一条路可走。几年后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群众推荐”是第一关，可无论在农村的表现如何好，总是推荐不到我。

我终于明白，无论“高考”有多少不合理之处，有“高考”总比没有“高考”好啊！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其时我已“招工返城”，成了南京钢铁厂的二级工，但这并不影响我重圆“高考梦”。然而，我最终放弃了。因为在复习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已没有了十七八岁时的那种敏锐，失去了那种举一反三的透彻。

那一年，我已二十九岁，比应届毕业生大十一岁。而这十一年，不但是人生宝贵的青春岁月，更是学术研究的黄金年华，是人生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段。错过了这十一年，就算考上了满意的大学，在未来的学术途程中，也已经处于劣势。“把失去的青春补回来”，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浪漫。

我选择了另一个方向。众多文学杂志的复刊和“文学热”的兴起，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条新路。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年龄大而阅历广可以说是一种优势。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借文学这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经历过“文革”这样的民族劫难，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榜样力量对我有太大的魅惑力：救助人的精神更重于救助人的肉体，改变社会的命运更重于改变个人的命运。尽管这思维方式不无“文革”的痕迹，但我毕竟已在有意识地挣脱那束缚。

从事文学创作，同样需要读书。

所幸我不怕读书。

少年时代，家境清寒，社会资源贫乏，除了读课外书，就谈不上有什么娱乐；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只能从读书中得到满足。父母的收入尚不敷家人糊口，买书自是不敢有的奢望，只能从学校图书馆里借阅。从初中到高中，我与学校图书馆的老师关系都很好，可以得到进入书库挑书的优待；暑假里勤工俭学，也是在图书馆帮着修补旧书。而那满室满架的图书，更刺激着我的阅读欲望。当时读了些什么书，现在多已没有印象，但那几年养成的阅读习惯，却让我终身受益。

然而，正当求学之年，我却面临着最黑暗的“书荒时代”，长期的无书可读，导致了极其严重的精神饥渴。一九七六年，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二十二元，星期天就跑去新华书店，可上上下下转了半天，眼空无物，最后花五元买了一部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部书我是认真通读过的，所以后来再听“教师爷们”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忽悠人，总觉可笑。

读书的黄金岁月，在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开始。每个月领了工资，都会揣十元钱，去新华书店抱回一叠书来；后来写小说，又有些稿酬收入，就更是买得理直气壮。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对什么都想读一读、看一看。记得是一位．日本作家说过，要想让自己保持旺盛的创作能力，读书的时间应当多于写作的时间。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于是默默奉行，果然有事半功倍之效。当年同起步于文学之路上的友人，如今多已辍笔耕，我尚能时有新作，应该也是得益于此。

与写作相比，读书其实可以算是一种享受。古人有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一位好老师，往往有种种障碍，然而通过阅读，我们可以自由地向前辈先贤求教，与中外哲人对话。尤其在当今这个浮躁成为时尚的世界中，形形色色的诱惑太多，欲望总是在试图取代理想，读书除了能增长学识，更可贵＿的是精神上的滋润，有助于我们保持心理平衡，超脱尘世纷争，快乐而健康地生活。

收在本书中的这些文章，是近十余年来槛外读书的心得与体会，多是未曾结集出版的，少数曾收入已出文集者也多有较大幅度的修订增补。书分三辑，第一辑是我所关注与崇仰的近现代人物，誉为“往昔风流”；第二辑从师生、教材、校况等方面，追溯“当年学校”；第三辑是书评书话和对读书、藏书的一些思考，取为“今朝开卷”。三辑共同的重点，则在于“西学东渐”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

闭门读书，不等于不问世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南京兴起一场持续多年的城市文化特色大讨论，我通过读书与读城，陆续写出了文化随笔集《家住六朝烟水间》《金陵女儿》《南京旧闻》《消逝的南京风景》《清凉山史话》等十余种。几乎同时发生的“老城区改造”，使南京历史文化名城面貌急剧丧失，引得有识之士议论纷纷。南京城经历了怎样的成长途程，其间有什么经验与教训？今天的城市发展，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带着这些疑问，我一边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一边进行实地考察，在南京市规划局的支持下，完成了第一部专著《南京城市史》，通过梳理两千五百年来南京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特别是对现当代历次城市规划的反思，归纳出一些重要经验，如跨江面海发展的传统，功能分区明确的特色，尊重尿住民权益的原则，保老城、建新城、跨越式发展的优势等。同时，我也发现，南京城市建设的多中心，决定了南京城市文化的多层面，在既往较受关注的秦淮文化之外，有理有据地提出了清凉山文化的新概念，提出南京文化属于多层面、多中心的多元文化，对于全面、准确地把握南京城市文化开辟了新思路。

二〇〇一年春，我乔迁新居，有了稍宽敞的书房，得以将一＿万多册藏书做一整理，中外文学书籍有两千余册，南京地方文献四千余册，明靖史料三千余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王稼句、徐雁先生鼓励下，对书话发生兴趣，由读而写，且不能不涉及书自、版本研究，这类被人称为“读书之书”的，渐成规模，有了近千册。此外还有几个小专题，如爱屋及乌有意识地搜求前辈文人流散出来的签名本，号为“旧家燕子”；因读《吴歌甲集》而迷上民歌，留心收集各种民歌资料；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训影响，收罗古今旅行图书以作“卧游”；从关注中国古籍插图本，延伸到外文原版书籍的插图本；再就是自八十年代初迷上中国、古代钱币，在实物收藏及鉴赏之外，亦重视相关文献的研读，钱币学重要著作大体齐备，并延伸到货币史、金融史；凡此种种，各有近千册。

通过这次全面清理，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只是个读书人，我的书都是为阅读而买。只因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阅读兴趣发生变化，而我又好奇心重，才造就了现在的藏书格局和规模。从那以后，我不再参加藏书界的活动，而将精力集中在读书和写作上。

二十世纪，中华文明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败坏，而我正是后半个世纪的目击者；今天说“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能只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而必须付诸长期、细致、脚踏实地的艰巨工作。我们这一代人，既因“十年浩劫”丧失了最好的求学年华，注定已难登学术堂奥，但是做一些拾遗补阙的工作尚属力所能及。我遂设想以藏书的各个专题为切入点，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回见微知著的探索：题目宜小，探讨则力求透彻，至少也要达到承前启后的水准，才不枉此行。就像打井一样，只要挖掘够深，总可以渗出点水来，或可供人解一时之渴；即便打不出水，成为一个空洞，也可以让被压抑太久的传统文化板块透透气。倘若打开的井眼够多，竟至于串连成线、星罗成局，也未可知。

我的阅读和写作，也就成为环绕着这小小奢望、的一种实践。如列入第一套“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中的《插图本》，借民国年间旅行图书为时空隧道的《纸上的行旅》，深入品评中国古代钱币文化的《钱神意蕴》；比较满意的是《版本杂谈》，以实证的方式，第一次对中国近现代图书版本做一了系统阐述，就算是“狗尾”，毕竟给中国图书版本学续了一个“尾巴”。这也让我对自己的目标更为明确，遂后又选择中国民间歌谣这个题目，上承二十世纪初北京大学前辈们开拓的事业，在《风从民间来》中，第一次对中国民歌史做了完整的梳理工作；借插花为媒介，对中国传统士人文化进行反思，写成《拈花》；简述中国笺纸、书札以至信封的前世今生，上溯渊源，下追变异，写成《片纸闲墨》。这十余年里，我能出版书话和文化随笔三十余种，与有效利用个人藏书是分不开的。

书到用时方恨少。每一次的专题写作中，都会感到原有藏书的不足。不能全面掌握材料，就谈不上客观、严谨地进行研究，所以不得不千方百计补充新书。结果是家中再一次书满为患，总数超过两万册。每当要进入一个新的专题，就得把堆积如山的书整个倒腾一遍，找出相关的材料。

当然，这种专题图书的写作，其难处远不止于资料的搜集，更在于对资料的分析和思辨；不在于知其然，而在于知其所以然，追索各种现象背后致其发生与变化的原因。其间时时会面对的，是因袭旧说的诱惑；时时需克服的，是提出新见的艰难。因袭旧说自然省事，可旧说不免被新的材料所打破，亦不免被新的社会意识所激扬，除非你有意对新材料、新思维视而不见。而每一个看似简单的新见解、新观点，都须有翔实的材料为依据，都不得不重新审视前人的论述，从文字到图画到所有相关的实物，都须细加斟酌。这固然要比写那种随意浏览式的书话费力得多，然而，正因为历艰涉险，能够获得更多的乐趣与写作的动力，所以在我有生之年，仍将不断向新的领域去开拓。

二〇一五年元旦于金陵止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