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索布尔著的《法国大革命史》首先探索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深刻原因，抓住各时期社会矛盾发展这一主线，揭示了旧制度的各种危机，对法国大革命中社会成份、职业、要求、斗争目标和策略以及与革命政府的关系作了系统研究和深刻分析，发展了自下而上的法国革命社会史研究，史料丰富，论证充分，已经成为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法国大革命如何能够发生？革命者怎样、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他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如何进行了自身的改造？作者阿尔贝·索布尔对此进行了详实的解答。作为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经典，《法国大革命史》内容严谨，结构均衡，使大革命的发展线索更加清晰。史实叙述环环相扣，史料可靠，文笔流畅，语言简洁，无疑会引领读者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过程进行深入思考。

前言

序言

引论 旧制度的危机

 第一章 社会危机

I.封建贵族的没落

 1.贵族：没落与反动

 2.分裂的僧侣等级

Ⅱ.第三等级的崛起及其困难

 1.资产阶级的实力和多样化

 2.城市人民阶层：每天的面包

 3.农民：统一的实体，潜在的对立

 4.封建生产方式的结构危机

Ⅲ.资产阶级的哲学

 贵族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危机

 第二章 制度危机

I.君权神授的王朝

 1.专制主义：奢望与局限

 2.政府机器

Ⅱ.中央集权与自治

 1.专制主义的代理人

 2.地方自治的残余

Ⅲ.国王的司法

Ⅳ.王国的税收制度

 1.直接税：不可能的平等

 2.间接税和包税总会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贵族阶级的反叛(1787-1788年）

I.君主制度最后的危机

 1.财政的软弱

 2.政治上的无能

Ⅱ.高等法院反对专制主义(1788年)

 1.高等法院的骚动与维齐耶堡会议

 2.王权的屈服

 3.君主国家的危机

第一部分“民族、国王、法律”。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运动(1789-1792年）

 第一章 资产阶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1789年)

I.合法的革命(1788年底-1789年6月)

 1.三级会议的召集(1788年底-1789年5月)

 2.合法的冲突(1789年5-6月)

Ⅱ.人民的革命(1789年7月)

 1.巴黎的暴动：7月14日和攻克巴士底狱

 2.城市的暴动(1789年7月)

 3.农村的暴动：大恐惧(1789年7月底)

Ⅲ.人民革命的后果(1789年8-10月)

 1.8 月4日之夜和人权宣言

 2.9 月的危机：“显责革命”的失败

 3.1 789年10月的日子

 第二章 国民制宪议会。妥协的失败(1790年)

I.议会、国王和国民 

 1.拉法夷特的调解政策

 2.政治生活的组织

Ⅱ.重大的政治问题

 1.财政问题

 2.宗教问题

Ⅲ.调解政策的顶点和破产

 1.1 790年7月14日全国联盟节

 2.军队的分裂和南锡事件(1790年8月)

 第三章 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和法国的重建(1789-1791年）

I.1 789年的原则

 1.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2.原则遭到违反

Ⅱ.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

 1.政治自由：1791年宪法

 2.经济自由：“自由放任”

Ⅲ.制度的合理化改造

 1.行政权的分散

 2.司法改革

 3.国家与教会

 4.税收改革

Ⅳ.为了建立新的社会平衡：指券与国有财产

 1.指券与通货膨胀

 2.国有财产的出售和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巩固

 第四章 国民制宪议会和国王的出逃(1791年)

I.反革命的猖獗与人民的奋起 

 1.反革命：贵族、流亡者和反抗派教士

 2.人民的奋起：社会危机和政治要求

 3.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与社会的巩固

Ⅱ.大革命与欧洲

 1.革命的传播与贵族的反动

 2.路易十六、国民制宪议会和欧洲

Ⅲ.瓦雷恩：国王对革命的否定(1791年6月)

 1.国王的出逃(1791年6月21日)

 2.瓦雷恩事件在国内的后果：马尔斯校场的枪杀(1791年7月17日)

 3.瓦雷恩事件在国外的后果：皮尔尼茨宣言(1791年8月27日)

 第五章 立法议会。战争和王座的倾覆(1791年10月-1792年8月）

I.走向战争(1791年10月-1792年4月)

 1.斐扬派和吉伦特派

 2.国王与议会的第一次冲突(1791年底)

 3.战争与和平(1791年冬-1792年)

 4.宣战(1792年4月20日)

Ⅱ.王座的倾覆(1792年4-8月)

 1.军事的失利(1792年春)

 2.国王和议会的第二次冲突(1792年6月)

 3.外来危险和吉伦特派的无能(1792年7月)

 4.1 792年8月10日起义

第二部分“自由专制主义"。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1792—1795年）

 第一章 立法议会的结束。革命激情和国防(1792年8-9月）

I.第一次恐怖

 1.8 月10日的市府和立法议会

 2.9 月屠杀

Ⅱ.侵略被制止：瓦尔米之役(1792年9月20日)

 第二章 吉伦特派国民公会。自由资产阶级的失败(1792年9月-1793年6月)

I.各党派的斗争和对国王的审判(1792年9月-1793年1月）

 1.吉伦特派和山岳派

 2.对路易十六的审判(1792年11月-1793年1月)

Ⅱ.战争和第一次反法联盟(1792年9月-1793年3月)

 1.从宣传到兼并(1792年9月-1793年1月)

 2.第一次反法联盟的建立(1793年2-3月)

Ⅲ.大革命的危机(1793年3月)

 1.生活费用的上涨和人民运动的高涨

 2.迪穆里埃的失败和叛变

 3.旺代叛乱

Ⅳ.吉伦特派的终结(1793年5-6月)

 1.第一批救国措施

 2.1 793年5月31日-6月2日起义 

 第三章 山岳派国民公会、人民运动和救国专政(1793年6-12月)

I.山岳派、温和派与无套裤汉(1793年6-7月)

 1.山岳派的和解措施

 2.反革命的进攻

 3.革命的反击

Ⅱ.救国委员会和人民运动的高涨(1793年8-10月)

 1.全国总动员(1793年8月23日)

 2.1 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

 3.人民的成就和政府的巩固(1793年9-10月)

Ⅲ.雅各宾救国专政的组织(1793年1O-12月)

 1.大恐怖

 2.非基督教化运动和对自由殉道者的崇拜

 3.最初的胜利(1793年9-12月)

 4.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

 第四章 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

I.与乱党的斗争和救国委员会的胜利(1793年12月-1794年4月)

 1.“外国人阴谋”和东印度公司事件(1793年10～12月）

 2.宽容派的攻势(1793年12月-1794年1月)

 3.过激派的反攻(1794年2月)

 4.风月危机和乱党的覆灭(1794年3-4月)

Ⅱ.救国的雅各宾专政

 1.革命政府

 2.“强制力”和大恐怖

 3.统制经济

 4.社会民主

 5.共和的伦理道德

 6.国家军队

Ⅲ.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

 1.大革命的胜利(1794年5-7月)

 2.政治危机：无法达成的和解(1794年7月)

 3.结局：无法成功的起义

 第五章 热月党国民公会。资产阶级的反动和人民运动的终结(1794年7月-1795年5月)

I.热月反动的发展

 1.革命政府的解体和恐怖统治的终结(1794年夏)

 2.温和派、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1794年8-10月)

 3.对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的摈弃(1794年10月-1795年3月)

 4.旧富人与新富人，时髦女郎与浪荡公子

 5.宗教的反动和对旺代叛乱者的大赦

Ⅱ.经济危机与货币崩溃 

 1.恢复经济自由(1794年8—12月)

 2.指券的崩溃及其后果

Ⅲ.人民起义的最后几战(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

 1.巴黎人民反对派的崛起(1794年与1795年之交的冬季）

 2.共和三年芽月(1795年4月)事件

 3.共和三年牧月(1795年5月)

第三部分“一个有产者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共和国与社会的巩固(1795—1799年）

 第一章 热月党国民公会的终结。1795年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共和三年宪法

I.牧月之后白色恐怖和基布隆登陆(1795年5-7月)

Ⅱ.征服的和平(1795年)

 1.热月党的外交与反法联盟

 2.1 795年的各项条约

 3.军队与共和三年之战

Ⅲ.资产阶级政权的组成

 1.共和三年宪法

 2.新制度的建立

 第二章 第一督政府。自由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

I.国内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

 1.督政们、雅各宾派和保王派

 2.革命纸币的破产(1796年)

 3.巴贝夫和“平等派密谋”(1795-1796年)

 4.保王派的进展

Ⅱ.对外征战(1796-1797年)

 1.第一督政府时期的军队

 2.波拿巴在意大利(1796-1797年)

Ⅲ.果月与康波福米奥(1797年)

 1.共和五年的选举和反动派

 2.共和五年果月18日政变(1797年9月4日)

 3.康波福米奥和约(1797年10月18日)

 第三章 第二督政府。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终结(1797—1799年）

I.镇压与改革(1797-1798年)

 1.特别政策

 2.共和六年花月22日(1798年5月11日)和对雅各宾派的镇压

 3.第二督政府进行的改革

Ⅱ.第二督政府与欧洲(1797-1798年)

 1.反英斗争

 2.伟大民族和姐妹共和国

 3.在埃及的冒险(1798年)

 4.第二次反法联盟(1798-1799年)

Ⅲ.最后一次革命危机(1799年)

 1.共和七年的军队和1799年春季战役

 2.共和七年牧月30日(1799年6月18日)

 3.新雅各宾派的加强与温和的反动

 4.1 799年夏季的战事

Ⅳ.共和八年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

 1.社会上的恐惧和宪法修正论

 2.政变

 结论 大革命和当时的法国

I.新社会

 1.封建贵族的灭亡

 2.经济自由和民众各阶层的命运

 3.农民的解体

 4.新老资产阶级

 5.意识形态的冲突：进步与传统，理性与感情

Ⅱ.资产阶级国家

 1.国家民主权和纳税组织

 2.世俗化与政教分离

 3.国家各部门

Ⅲ.民族统一和权利平等

 1.统一的进展

 2.权利平等和社会现实

 3.社会权利：救济与教育

 4.贵族对有产者国家的归顺

 革命遗产

附录 阿尔贝·索布尔的两篇论文

 第一篇 群体暴力与社会关系——革命群众(1789—1795年)

 第二篇 什么是大革命?

 阿尔贝·索布尔著作目录

 法汉人名对照表

 法汉地名对照表

1．巴黎的暴动：7月14日和攻克巴士底狱

国民议会对形势的严重性不可能视而不见。7月8日，根据米拉波的报告，它决定向国王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调离军队：“为什么一个受2 500万法国人爱戴的君主会不惜耗费巨资，调几千个外国兵来维护王座呢?”7月11日，国王通过掌玺大臣回答说，军队只是用来镇压，更确切地说是预防新的骚乱的。路易十六在当天便把内克解职，召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布勒特伊男爵为大臣，同时任布罗格利元帅主持军政，这使形势急转直下。巴黎人民的干预挽救了束手无策的国民议会。

7月12日下午，内克被解职的消息传到巴黎，像灾难一样降临在人们头上。人民预感到，这只是朝反革命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对食利者和金融家来说，内克的去职无异于新的财政破产已经临头。经纪人马上汇集到一起，并决定关闭交易所以示抗议。在一天里，贴现银行的股票下跌了100锂：从4 265锂下降到4 165锂。游艺场所全部关闭了，还出现了一些自发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在鲁瓦亚尔宫，卡米耶·德穆兰对人群发表了鼓动演说。一队示威者在杜伊勒利宫花园与朗贝克亲王统领的王家德意志禁军发生了冲突。消息传来，警钟长鸣，军火商店被一抢而空，人民开始武装起来了。

7月13日，国民制宪议会宣布它对内克和被解职的大臣们怀有“敬意和挽惜之情”，并宣布现任大臣们应对当前的局面负责。然而，国民制宪议会在武力的威胁面前仍处于束手待毙的境地。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政权正在形成。7月10日，第三等级的选举人再一次在巴黎市政厅集会，表示了“尽早使巴黎城建立起一支资产阶级自卫军”的意愿。在12日晚一次新的会议上，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并于13日清晨发布。该决议的第3条提出建立一个“常设委员会”；第5条提出了一项设想：“各区制定一份包括200名知名的和能够使用武器的公民名单。这些人将组成一支‘巴黎民兵’部队，保护公共安全。”这实际是一支“资产阶级”民兵，用来保卫一切有产者，使之不仅能抵御王权及其军队的逞凶，而且能防止那些被视为危险因素的社会阶层的威胁。7月14日上午，巴黎的代表在国民议会上宣称：“资产阶级民兵的建立和昨天采取的措施使全城一夜平静无事。资产阶级民兵曾连续解除了一些自行武装者的武器，并使他们遵纪守法。”

7月13日白天，动乱再度兴起。人们成群结队在巴黎四处穿行，寻找武器，并威胁要搜查贵族们的府第。他们还开沟挖壕，修筑街垒。蹄铁铺的工人们从清晨就开始锻造枪矛。然而人们所需要的是火器。人群曾向巴黎行政官索取，但一无所获。下午，受命撤出巴黎的法兰西保安军拒绝服从命令，并转到市府帐下听候调遣。

7月14日，人们要求全面武装。为了得到武器，人群涌向残废军人院，在那里夺取了3．2万支枪，而后又直奔巴士底狱。巴士底狱的围墙高30米，护城河宽25米。尽管守卫它的只有30名瑞士雇佣兵和他们带领的80名老弱残兵，人民的进攻却对它奈何不得。市郊圣安托万的手工业者得到了法兰西保安军和相当数量资产阶级民兵的增援。资产阶级民兵拉来了5门大炮，其中3门对准城堡的大门轰击。这一决定性的行动迫使要塞司令洛内投降，他下令放下吊桥，人民一拥而人。

在凡尔赛的国民制宪议会一直焦虑不安地关注着巴黎的事态。14日这一天，有两个代表团被派去要求国王作出些让步。不久便传来了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路易十六将何去何从呢?压服巴黎必须要经过艰苦的巷战。包括利昂库尔公爵在内的一些自由派大领主劝说国王：为了王权本身的利益把军队调开。路易十六决定等待时机，遂于7月15日亲赴国民制宪议会宣布撤离军队。

巴黎的资产阶级借助人民的胜利夺取了首都的行政权力。市政厅的“常设委员会”改名为巴黎“市府”，国民制宪议会代表巴伊当选为市长。拉法夷特被任命为资产阶级民兵即不久后称为“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国王不仅于7月16日同意重新召回内克，而且还在17日来到了巴黎，从而实现了进一步的退却。国王以亲赴巴黎的举动对7月14日起义的结果加以认可。在市政厅，他受到巴伊的欢迎。巴伊向他呈交了象征“君主与人民之间庄严、永恒联盟”的三色帽徽。路易十六神情激动，费劲地讲出这样的话：“我的人民可以永远信赖我对他们的爱戴。”

贵族深感君主的大势已去，其首领宁可流亡国外也不愿再与作出如此让步的王权休戚与共。阿尔图瓦伯爵于7月17日清晨携同子女和仆从出走荷兰；孔代亲王以及全家不久也步他后尘；波利尼亚克公爵夫妇去了瑞士；布罗格利元帅投奔了卢森堡。流亡运动开始了。

1789年7月的这几天过后，王权被大大削弱了，而巴黎的资产阶级却强盛起来。它成功地在首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迫使国王承认它的至高无上。7月14日固然是资产阶级真正的胜利，但它更是自由的象征。这一天不仅标志着一个新兴阶级掌握了政权，也标志着以巴士底狱为代表的旧制度彻底崩溃了。从这个意义上讲，7月14日这一天为所有被压迫人民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2．城市的暴动(1789年7月)

借助代表们的书信联系，外省也同首都一样以焦虑的心情关注着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斗争的进展。内克被解职在外省激起了与巴黎同样的波动。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自近而远，从16日至19日传遍全国，激发起高昂的热情，并使自7月初以来在某些城市出现的运动加速发展起来。

“市政革命”实际持续了一个月。7月初，在鲁昂出现了由粮食短缺引起的骚动，继而发生市政革命。到8月，奥施和布尔日也实现了市政革命。在第戎，市政革命的爆发是由内克被解职的消息引起的。蒙托邦的市政革命则是由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激发起来的。（p087-089）

在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日子里，翻译出版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家阿尔贝·马利乌斯·索布尔（1914－1982）这部名著，对我们具有特殊意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到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法国大革命史学中占压倒优势。这同自饶勒斯以来的法国史学传统有密切关系，更应直接归功于索布尔撰写的普及法国革命历史知识的著作。

本书的前身《法国大革命简史》最早出版于1962年（后几经修订改用今名），被译成多种文字，风行全球。自从索布尔的业师乔治·勒费弗尔1951年再版《法国革命》一书以来，索布尔这部书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解释法国革命进程的最系统全面的著作。反马克思主义历史家把它称为无产阶级的《圣经》，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索布尔在本书中首先探索法国革命的深刻原因，在100多页的引言中揭示旧制度的各种危机。他把法国大革命划分为3个阶段：从巴士底狱的攻陷到巴黎市府的建立（1789－1792），这一部分叙述资产阶级革命与群众运动的发展；从巴黎人民8月10日起义到芽月、牧月起义（1792－1795），这部分分析群众运动如何促进革命政府的建立以及热月反动与群众运动的结束；从督政府的成立到波拿巴雾月政变（1795－1799），这一部分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和社会秩序的巩固是革命的必然结局。

索布尔始终抓住各时期社会矛盾发展这一主线，突出各种阶级力量的斗争和消长，揭示革命从上升到下降路线的变化规律。他坚持3个基本观点：第一，革命的性质——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其目的和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社会（这是他的论敌攻击他最厉害的论点）；第二，从“下面”看历史——是群众运动不断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但超过一定限度，群众就被资产阶级所抛弃；第三，“断裂”与“连续”的统一——革命破坏了旧制度，但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的建立也需要一个稳定时期，使新统治阶级力量得以巩固起来，这不仅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目的不相违背，而且是息息相联的。

索布尔用具体、丰富的史料和史实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文笔朴实有力，条理清晰，富于现实感。这样的著作无论如何不能被扣上“教条主义”、“斯大林主义”、“僵化”的帽子，像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他的那样。索布尔本人自然并不在乎这些无的放矢的证词，他经常感到有必要修改书中某些部分，增添新的研究成果。关于本书在他全部著作中的地位以及索布尔关于修订此书的最后遗言，他的学生、法国历史家克劳德·马佐里克在他的前言中已作了详细介绍，在此不必赘述。

我只想就索布尔与中国的关系、他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重大贡献，以及我与他个人接触的点滴感受作些补充说明。  索布尔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十分同情社会主义新中国，一直希望来我国访问。我们及时地向他发出邀请。1981年3月1日他给我写信说：“这次旅行将是我的生涯的完满结束。”8月，我们有幸在北京热烈欢迎他，并请他在政协礼堂向200多位历史工作者作题为《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地位》的学术报告。这篇热情洋溢、旗帜鲜明的精彩报告博得了听众长时间的掌声。9月，他应邀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讲学一个月，各地教师慕名前往听讲。他讲授了9个专题，深入浅出，富有感染力，课余还进行了个别辅导。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负责精神给听讲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国派往巴黎进修法国史的教师，都得到了索布尔的诚挚关怀和细心指导。

索布尔来华的时机很好，1981年我国历史学界正在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力图开创一个良好的学术研究的新风尚。索布尔在华东师大讲学的开幕式上，结合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状况，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他特别强调，在历史研究中必须把广博考证与批判精神结合起来，时刻也不忘记对人民事业的关心和忠诚。索布尔的讲演具体地体现了他的观点和方法，给听众以多方面的启发。

第一，在论述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时，他十分注意研究历史运动的共性和特性，不仅分析过渡的普遍趋势，而且分析过渡的各民族特点。在索布尔看来，重要的不是去抽象出“模式”来，而是去揭示过渡的不同道路，从而更丰富而具体地说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二，在谈到共和二年的革命政权时，索布尔深入探讨了在任何近代革命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如何把两种力量结合起来——既要保证坚强的统一的领导，又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争取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如果研究过去革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话，这就是认真总结和吸取索布尔指出的这个问题的历史经验。

第三，索布尔的讲演的特色之一是论争性很强，他保持了法国大革命史学中的这个“顽强的传统”。索布尔认为，历史家的责任是要促进这种生动活泼的讨论，而不是“冻结”这种讨论。他很同意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实际上，在索布尔1981年访华以前，他的名字对我国史学界并不陌生：他的早期通俗性著作《法国革命，1789—1799年》（1948年初版，1951年增订版）在我国早有译本。索布尔与马尔科夫合编的巴黎无套裤汉史料一出版就有书评介绍。他的论文《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法国革命和过渡的道路问题》的译文刊载在我国历史杂志上。对索布尔的经历和有关法国革命史的争论以及索布尔的观点，也有比

……

说是不能想象的。

索布尔也并不排斥对各种“结构”——经济、社会、思想结构进行分析。他承认在历史的一般运动中，结构既是历史的支柱，又是历史的障碍。然而，他说：“历史家的职务主要在于揭示结构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原因和过程，确定事件和这种运动相联系的方式。结构主义的分析倾向于解剖结构，而历史的分析虽然也有同样的要求，但它要进一步了解结构的运行。对历史分析来说，重要的是变化。它超越‘共时性’，包含运动，即‘历时性’，还要说明其运转方式。”总之，索布尔认为历史家关心的是结构的演进、衰退和死亡，旧结构如何为新结构所代替；而这种演进、衰退、死亡的动力乃存在于结构内部而不在外部，是结构本身包含的各种矛盾推动着它的变化过程。他说：“结构主义用固定不变的范畴来思考；历史学则排斥这些范畴，因为它的雄图和目的是理解人类社会的运动。如果依照结构主义的分析，历史学所提供的真实仅仅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固定不变的图像，它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这是对当代颇为流行的史学理论和实践的有力批判。

索布尔逝世后，陆续出版了他生前已完稿的《文化与法国革命》第2卷（1982）：《法国革命》；第3卷：《拿破仑时期的法国》（1983）。这部1600多页的巨著包含他对18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叶法国历史研究的结晶。这是一部法国从封建末期到资本主义初期的真正社会史，它具体描述各阶级状况的演变和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逐步形成。图文并茂，年表及参考书目齐备，科学与文化大事罗列无遗。

另一部著作《革命者画像》（1986）是索布尔在1958—1982年间所写的短文、序言和讲演，内容集中在对革命人物的素描和评论，包括德穆兰、圣茹斯特、昂姆、库通、罗伯斯庇尔、埃贝尔、格雷古瓦尔修道院长克卢茨、塔里安夫人。索布尔从未写过一本革命者的传记，他曾对我说：“写传记比写一部历史更难，有一个出版社曾约我写一部丹东传，我犹豫不决，最后终于谢绝了。”从这些人物画像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索布尔评论历史人物的观点和方法。他从不苛求于古人，包括对塔里安夫人那样的多变人物；也不美化革命者，例如他指出圣茹斯特的严重缺点：不了解经济问题，缺乏历史观点。他认为“历史家不是检察官，史学的责任不是审判，而是使人理解。”

我第一次结识马利乌斯（最亲密的朋友都这样称呼他）是在1979年5月。此后3年，我每年都有机会和他晤叙：1980年在布加勒斯特，1981年在北京、上海，1982年又在巴黎，每次都受到了极大教益。有一件事使我铭记终身：1979年5月中我抵达巴黎那天（距前一次访问法国已隔了23年），索布尔刚从亚眠讲学回来，马上到巴黎大学附近我的住处来看我，一见如故。他的坦率的谈吐和平易近人的风度立即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彼此虽系初交，却毫无隔阂。那天傍晚，他在带我去进餐的路上，顺便参观了他引以自豪的亨利四世中学。在这所著名学校，索布尔曾任教多年，一边教书，一边撰写他的博士论文——《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他的老师乔·勒费弗尔也在该校教过书）。他那热爱教学的精神，忘我地指导青年从事历史研究的责任感，特别是他对历史科学在培养公民品德方面的作用的信念，一直维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今年杜桑节（类似清明节），11月2日，我到拉舍兹神父公墓马利乌斯坟上凭吊致敬，他逝世已整整5年了。墓碑上只刻着几个朴素的字：“阿尔贝·索布尔，法国革命史家”。我惊奇地发现，葬在索布尔左右两旁的是两个浙江人。一位陪我同去但从未见过索布尔的文学家对我说：“你说对了，索布尔确实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但还应加上一句：中国人民也是索布尔的好朋友。”

张芝联

198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