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阐述陶铸世风是曾国藩的成功基础，系统揭示培养人才是曾国藩的最大贡献。

刘绪义所著的《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既是一部全新视角研究曾国藩及晚清历史的专著，也是一部领导干部可资镜鉴的枕边书。

“最受欢迎的曾国藩课程培训名师”重新解读晚清危局中社会精英的责任与使命。

曾国藩研究会鼎力推荐，16堂智慧课程，42字理学真诀，200条语录精选。

《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作者刘绪义于《曾国藩全集》中撷取第一手可信材料，通过思辨及梳理，将读者带回十九世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围绕“权力”与“修养”这两个重大问题，揭示了曾国藩成功的真正秘诀，还原了曾国藩领导艺术的魅力。

同时，作者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迷雾，从为师为将为相到治国治家治身，系统阐述了曾国藩一生的意义在培养人才与陶铸世风。因此，这既是一部全新视角研究曾国藩及晚清历史的专著，也是一部领导干部可资镜鉴的枕边书。

自序：当官好比做慈善

时局：不白不黑不痛不痒

那些关于鸦片的传说

何谓“真正的鸦片”

浮华之风，清朝最大的流弊

实干家的几道奏折

圣相：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一个被长期遮蔽了的人

解放思想第一人

闲话：说不完的曾国藩

他给皇帝画了一幅很丑陋的图

站在天子脚下，他手里攥着三缗钱

四十三岁那年终于考上了秀才

一生中有一半时间与病魔对抗

情商：智者的另一种战略

不入是非之地，不登势利之场

立志即金丹

鲜花的美丽并不取决于花瓶的优劣

性不虚悬，命非外铄

读书：解放思想的基石

终生读书，以书为乐

解放思想，突破陈规

经济不外读史

读书以领风气

权力：握在自己手心里的东西

天人支配权

交友支配权

分享支配权

鉴才：方寸中有一定之权衡

只有人才会重视人才

天下没有神奥的相术

天下没有完美的人才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

天下权力系于人才

做官：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

伟大是熬出来的

权越重越要注意收敛

权力与高处不胜寒

题外话：领导为什么喜欢听好话？

从“英雄援手”说开去

治军：别树一帜，自创湘军

世兵制的天然弊端

夺情出山，挺身入局

变革兵制，组建大团

改革编制，专一事权

更新观念，书生带兵

脚踏实地，训练劲旅

交友：雷霆雨露皆春风

相识于青萍之末

相交于患难之中

学诸葛三参李元度

真诚愧悔泯恩仇

处上：晚清第一奏折高手

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

奏折写作的方便法门

将奏折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驭下：爱才有名，爱才有道

发展“粉丝”?凝聚人心

上下之和，积义以相助

如何使用缺德的人

弹劾与为民除害

对外：和戎自强第一人

用一个诚字与他相对

自强御侮，师夷长技

家庭：耕读文化的最后守护神

从祖父那里学到的

从父亲那里学到的

从母亲那里学到的

从岳父岳母那里学到的

从田野中间学到的

结亲高官犹豫再三

才子配才女

悲剧为何在女儿间屡屡重演

清源：两种人格的战争

两个对头的“面对面”

洋人眼中的洪秀全与曾国藩

19世纪两个“愤青”的终极较量

修炼：曾国藩的理学四十二字真诀

一、志

二、恐

三、概

四、忌

五、忍

六、慎

七、敬

八、谦

九、诚

十、恒

十一、静

十二、专

十三、裕

十四、淡

十五、暇

十六、明

十七、实

十八、俭

十九、廉

二十、勤

二十一、忠

二十二、恕

二十三、和

二十四、挺

二十五、耐

二十六、浑

二十七、仁

二十八、重

二十九、信

三十、硬

三十一、变

三十二、悔

三十三、愧

三十四、磨

三十五、滑

三十六、退

三十七、圆

三十八、败

三十九、强

四十、松

四十一、刚

四十二、柔

曾国藩生平大事记

曾国藩语录精选200条

参考文献

然而，为什么事关英国国库收入、国民所得的鸦片战争，只发生在中英之间?这似乎又有理由可以证明，因为英国要把中国变成“印度第二”。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义华业为此“忧心忡忡”，并专报美国国务卿及总统，呈请华府联合欧洲其他列强尤其是法俄两国加以制止。既然鸦片有如此之利润，美国为何没有看中这一“商机”?或者说，英国为何看中了中国?据史家之说，鸦片战前，英人非但洞悉清军之不足敌，而清政之窳劣，尤为英方所睥睨。而鸦片战后，英政府又“深知独吞中国之不易”。为何战前战后英方的感受如此大相径庭?

除此之外，鸦片的传说还和东方的丝绸、瓷器、香料联结起来，著名的“丝绸之路”至今仍然活跃在历史教科书中，而“鸦片之路”看上去“完全是一种机缘，那是所有的因缘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生命运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就如同我们现时的电脑信息的兴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话：“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竟然是“赠之以丝绸，报之以鸦片”的最初版本。换成今天的专业用语，便是贸易逆差。

整个18世纪中，以英国为例，它对茶叶的需要几乎是呈几何级数增长，从1684年的5箱增至1720年的40万箱，到1800年则又增长50倍，这样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直接的结果就是流入中国的白银从18世纪60年代的每年300万两，增至18世纪80年代的每年1600万两。于是便有了顺理成章的论述：

贸易的大规模逆差让西方开始紧张。他们加大了对这个东方大国的研究和评估，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个文明古国的人要如此克制自己的欲望，有着如此多的与人性相悖的东西。当他们慢慢地深入了解这个国度之后，西方人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评估逐渐降低。与最初传教士以及伏尔泰们对于中国的赞美和歌颂相比，他们了解之后的报告无疑显得具有理性和真实性。大多数报告都表明中国是一个不富庶的、只是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度，他们一直处于长长的、蒙昧的中世纪；除了官僚和商人阶层之外，大多数人都比较贫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近代化尚未启动。在这样大量而清晰的调研报告面前，西方形成了对于中国的相对比较清晰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它的文明，包括物质生活状态以及对于自然与社会的理解与掌握的状态尚落后于西方。在中国，由于在世界观上的普遍模糊，在主体意识上并没有明确的自由与进步的标准。同时，他们的弱点还在于，缺少一种最隐秘的思想，只是有着一些框框似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更多的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以及社会的稳定而设立的一些框框。慢慢地，越来越多的西方智者对中国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这当中也包括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等。正是基于认识和思想上的优势，当时的西方对于他们突破中国还是抱有很大信心的。他们形成的一致看法是：古老的农业经济——官僚政治的中国，远远不是正在进行扩张的、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西方列强在扩张中唯一所需要的，就是寻找一个突破点。就像寻找一个苹果一样，使得东方就范。西方很快找到了一个突破的工具，那就是鸦片。

这类看似高屋建瓴的论述，实则破绽百出。既然光贸易逆差就达1600多万两白银，怎么能说中国是一个不富庶的国家?难道这些白花花的银子都是纸糊的?如果说中国处于中世纪文明，就成了大英帝国的目标，那么非洲呢?南美洲呢?中国的道德体系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以及社会的稳定”，难道有错?西方的宗教难道不是为了内心的安宁?

实质上，仅茶叶一项就可以打败英国的中国着实让大英帝国充满了恐惧感。中国的可怕正在这里——对西方那些代表先进科技的热气球、望远镜之类的“礼物”毫无兴趣，这类被西方人引以为傲的东西在这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鄙视，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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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升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无论是孔子讲“学而优则仕”，还是儒家的“修齐治平”，世业世守的传统，“士之子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管子)，都是以做官为发财之路径。但是，历史上也有极个别人偶尔能够跳出这个樊篱，将自己和历史推上一个新的高度。这种人往往就把做官看作是做慈善。十九世纪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

自1872年以来，曾国藩就成了历史舞台上一个难以抹去的身影，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长久的话题。不管这个身影是否清晰，也不管这个话题是否正面，似乎永远都无法回避掉。我作为他的故乡人，更是感觉时刻被这个名字所包围。有时极力想逃避他，可是在读书、浏览网页或微博微信时，关于他的信息随时都可能跳出来，而且大都是“标题党”。

如今，不论是贩夫走卒，还是达官贵人，似乎都可以对曾国藩说上几句大道理来，而且一个个都那么自信、那么果断，显然都是裁判者。反正曾国藩已经毫无还手之力，每个人都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点着历史。我在各地讲学的时候甚至还私下里遭遇过一类“道德先生”，他说，曾国藩没有缺点吗，你为什么不讲一讲他的缺点？这本《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想必同样会面临同样的道德质问。

曾国藩有没有缺点，我知你知。至于讲不讲，那是我的事。向来以为，当我还没有具备别人所有的优点之时，就没有资格去评论他的缺点。关于曾国藩同样如此，他身上具有的优点我都还学不来，我有何面目去评判他的缺点？唯有我能和他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时，我方有资格去说说他的缺点。我不想去做历史的裁判者，我更乐于去向历史学习。这也许就是我多年来学习曾国藩所收获的最大心得。曾国藩不是有副对联么：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一个人只有学到了人家的长处才有可能与人为善，一个人也只有以忧为始方能以乐终生。我研究曾国藩的感悟之一便是，学历史最大的好处或许就是能够从前人身上感悟其经验，并运用到自己的人生当中去。

曾国藩是官员，他具有历史上一切官员所具有的品质，遵循一切官员都遵循的规矩，但是，他的身上又有着其他很多官员所不具备的品质，也开创了其他很多官员所不敢开创的规矩。其中最显明的一点便是，曾国藩把做官看作是做慈善。

在曾国藩看来，民生就是一桩大生意、大慈善。做京官时期，他关心民间疾苦，曾一连上疏五道，对民生看得极透；做湘军统帅时期，他同情民间疾苦，并坚定了他与太平军血战到底的意志。

当官好比做慈善，这在曾国藩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首先，他有一颗慈善心。孔颖达疏《左传》有云：“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业”；又曰：“慈为爱之深也”。“善”的本义是“吉祥，美好”，即《说文解字》中释，后引申为和善、亲善、友好，如《管子？心术下》中所说的：“善气”二字合用，则是“仁善”，“善良”，“富于同情心”的意思。统而言之，上对下之爱曰慈，人与人之爱曰善。曾国藩深通儒学，据《周礼？地官》记载，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职中，设立地官司徒，助其教化国民，安定天下。司徒之职“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这六职差等于今日之慈善。正是基于慈善心，曾国藩在居丧期间，方肯夺情出山，不顾自己毫无军旅经历，没有专业素养，又是一个“三无”(无职守无实权无经费)之人，组建湘军，并且率领区区一万七千人出省征战，历经千辛万苦，遭遇生死考验。论功名，曾国藩那时已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干部，而且早已名动京师，他无需借助战争来成就其富贵的阶梯；论职守，他是一个在家守制的京官，一介书生，无总督一方之职，无跃马疆场之责。若不是看到国家蒙难之灾、民生凋敝之苦，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他自言：“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方有成事之可济。”在古代民间做慈善最活跃、最热心的人群是出家人，佛家的宗旨是普度众生，行善济人，曾国藩庶几近之。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衣食住行，无不与寒士相同。

其次，曾国藩有慈善力。做慈善要有本钱，这本钱是什么？在现代人看来要非富即贵。但传统意义上却非也。古代做慈善之出家人都是不富不贵者，曾国藩也一样，他有什么本钱？他的本钱用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富，一是厚。正是他故居富厚堂之启示也。富者，富德。厚者，厚道。曾国藩没有高智商的本钱，也没有高财商的本钱，但他以修德自立，储才养望，苦心孤诣，培养出自己强大的人气。他秉承古人“言忠信、行笃敬”的信条，推功让名，成为修德的楷模、为官的典范。他敏锐地把握住太平之乱、外患之切，乃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之大变，提出“卫道”的旗帜，凝聚着一干志同道合者，互相切磋，互相应援，移风易俗。《易经》小畜卦云：有孚挛如，富以其邻。意思是心怀诚信，紧密合作，充满至诚之心，要与邻居一起富裕。孔子也说，德不孤，必有邻。以自己的道德涵养，自然会影响身边的人。真正有道德的人，必然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话现在看来仿佛就是对曾国藩而言的。

其三，曾国藩有慈善行。以曾国藩的影响力，聚集起数万人马并不难，然而，他却始终不敢多招士卒，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军饷。即便在筹饷最困难之际，曾国藩也从不打底层百姓的主意。他与王鑫意见不合，原因之一就在于王鑫想多带兵，却不考虑军费所从何来。他与左宗棠关系不亲，原因之一便是湘军东征之际，曾国藩动员湖南的富户捐资，但左宗棠的女婿、曾任两江总督陶澍的儿子却借口没钱，勉强答应捐银一万，临了又只拿出五千，曾国藩对这种曾深受国恩却为富不仁、不计大局者深为不满，索性派人将陶氏拿进省城，结果其家人很快就捐足了军饷，左宗棠对此也无话可说。曾国藩这种劫富济军的做法实出无奈，但也正是因为他始终不愿加重百姓的负担所致，这不正是一种慈善行吗？战争刚接近尾声，他立即奏请朝廷停征厘金，同样是为减轻商民负担所计。

其四，曾国藩有慈善品。有品的突出表现在于他把做官当成做慈善而又让人察觉不到。他从不搞“形象工程”，也从不张扬其事。有些人做官，事情还没有做好，事迹早遍布天下，唯恐天下人不知道。曾国藩恰恰相反，他是唯恐别人知道。他警示儿子纪泽：散财最忌有名，总不可使一人知。曾国藩十年征战下来，一度弄到长江千里，无一船只不张曾氏大旗，曾国藩深以“千里萧条，民不聊生”与自己所享之大名实在不相符合为忧，并由此激发他不得不加快解民于倒悬的东征战争进程。

曾国藩留给后世的财富颇多。不仅在世时，中兴将帅，什九湖湘；名臣能吏，半由其门；朝廷乏人，取之公府；他去世后，“五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到二十世纪，他依然是政界楷模、军界先驱。曾国藩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慈善家，他当官数十年，却走出了个人的小天地，走进了历史的大视野。我想，这或许正是这本《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所要昭示的曾国藩之现代意义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