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儒丐的《北京1912》根据孤本首次修订出版，是中国文学史上首部关于北京的长篇白话小说，真切细腻再现100年前老北京社会风貌，比《城南旧事》场景更开阔，更有历史温度。

小说讲述了一百年前，一个理想主义青年想要改变社会，改变北京，改变中国的故事。族青年宁伯雍曾留学日本六年，回国后一时赋闲在家，无以为生。听说老同学白歆仁在前门外经营《大华日报》，便去求职卖文为生。从京郊到城里后，宁伯雍看到了一个日益变化的北京城，遭遇了形形色色之社会怪状。

满族青年宁伯雍留学日本六年，回国后遇上辛亥革命，听说老同学在前门外经营《大华日报》，便去求职，成为记者。

从京郊到城里后，宁伯雍看到了一个日益变化的北京城。他在龙泉寺认识了梆子小花旦白牡丹，并与沛上逸民等人组织团体捧白牡丹。从此白牡丹渐渐走红，后被维二爷独占，厌弃宁伯雍等人。宁伯雍又认识了妓女秀卿。秀卿对高官富商冷眼冷语，对宁伯雍却另眼相待，两人渐生情愫。秀卿不幸患病，临死前将母亲和弟弟托付给宁伯雍……

穆儒丐的《北京1912》翔实记录了民国初年北京的旗人命运，真切细腻地再现了百年前老北京的社会风貌，还有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改变中国的心路历程。

奇人·奇书·奇史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原书序跋

奇人·奇书·奇史

陈均

列位看官，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位奇人，一本奇书，一部奇史。为何如此说法?H．待我慢慢讲来。

一

一位奇人，即本书的作者穆儒丐。穆儒丐并不姓穆，因他是旗人，本无所谓穆姓。“儒丐”是他的号，即是“九儒十丐”之意，自况是落魄潦倒的读书人。“穆”则是来自他的名——穆嘟哩，在满语里是“龙”或“辰”之意，所以他又自号“辰公”。总之，他常常开门见山，自述云：燕赵悲歌之地，长安卖浆之家，有废人焉……

——他出生在北京西山的健锐营(里面住的都是当年乾隆征大小金川的精锐部队)，出生于1883年或1884年(现在还有争议)，先是在晚清政治改革中被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历史地理，又继续学政治经济学。学成回国后，却发现一无所用，正好赶上了民国取代清廷，于是寄身于北京刚刚兴起的小报业，作为记者，经历了那几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乱局。

——他开始写小说，写他所熟悉的北京城的“堕落”，写这座城池的种种世相，写旗人在这清朝民国易代中的悲惨遭遇，写彼时最红最火的娱乐业及明星(梅兰芳、荀慧生等)的发迹史和黑幕。换言之，他从雨果等西洋作家那里得到了观察社会的方式，而将读书人的志向寄托于文学。却不料，又因为小说，砸掉了饭碗(因小说《梅兰芳》被“小说中人”砸了报馆)，后来远遁东北谋生；出版了小说，又被私人(“小说中人”)收购、焚烧一空……可谓是中国民间禁书史的奇观。

——他半辈子生活在东北，每天在当地报纸上写各式各样的文字(小说、剧评、散文、话剧、翻译……)，写的大多是他念念不忘的北京。譬如这部名为《北京，1912》④的小说，就是从北京迁徙至东北时所写。从早年的《徐生自传》《梅兰芳》《北京》(我称之为“北京三部曲”，写的都是时代鼎革之际的老北京)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如梦令》(1943年出版，从清末民初写到了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可以说，在穆儒丐的笔下，呈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北京大观。

——他是旗人，回到满洲人的“龙兴之地”，他在文字上竭力探索满洲人何以兴起，因此写了一部满洲兴起的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这部小说被孔夫子网站的诸多卖家标注为“评书”，也被学者命名为“制造英雄”)，他裹挟在“伪满洲国”的历史与现实里，却又如往昔帝国的读书人一般，翘首北京，心怀天下。

——他在晚年回到北京，更名改姓、默默无闻、平静地度过了这段晚景时光，似乎很少人去追究他在东北的历史(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在东北，他曾经有过家庭子女，现在似乎无影无踪。没有人知道他是穆儒丐，一位曾经“丈夫胸怀冲天志”、写过数以百万计文字的文人。只因他还写岔曲①，所以在八角鼓票房里，还有人回忆起这位孤独的老人，还演唱他写的若干曲子。最后见到他的身影，是在一张天津八角鼓名家收徒的合影上，照片上印的时间却是他去世(1961年)的次年，因此又给后世留下了悬念。

二

一本奇书，说的就是本书。非是“王婆卖瓜”，作为编者的我来替已成“古人”或“近人”(现在已找不到家人后代)的作者穆儒丐吹嘘，而是本书确乎有着重要而稀缺的价值。因此也就让我不辞辛劳地将它从湮灭约九十年的历史尘埃里拾捡起来(上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还是1924年)，重新郑重地向诸位介绍一番。 ——这是一本在现代文学史上无名，在满族文学、戏曲、语言学、老北京文化诸领域大名鼎鼎的小说。如今的现代文学史，即使数十年来经过了数次重写，周作人、张爱玲、钱钟书取代了以往的左翼作家巨头，坐上了前排的交椅，但都始终与穆儒丐无关。因他——一位研究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学者在专著里偶尔提及穆儒丐——只是一位通俗文学作家而已。 “北京三部曲”或其他作品，亦是少人认真对待，或者仍是栖于旧刊和早已绝版的民国旧书。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里，情形却大不相同，穆儒丐的形象转而“高大上”，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或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满族文学(或旗人文学)里，最重要的大人物是谁呢?清代的有曹雪芹，有纳兰性德，有西林太清，有文康……民国呢?有老舍，有穆儒丐，有王度庐，有郎红浣……穆儒丐大体上和老舍相当，都书写了乱世之中的旗人、风雨飘摇时代的老北京。只不过老舍乃新文学中人，有时亦听“将令”。犹记一位民俗学家常人舂曾愤然而言：北京的警察怎么可能是《四世同堂》里那样的!而穆儒丐，全然与新文学无涉，或者并无此影响。

——在近世戏曲里，穆儒丐是重要的剧评家，尽管还远远未被认识。他将伶人的历史当作《史记》来写，故有《伶史》一书，亦是空前绝后的奇书一部，此是最早的研究晚清民初戏曲的专书之一。他写了小说《梅兰芳》，这本“实名制”小说叙述京城乃至全国最走红的伶人、亦被后世当作中国戏曲的“代表”的梅兰芳，却是写梅氏的歌郎经历。被焚烧数十年后，又被研究者发掘出来，用来探讨彼时的戏曲生态。而读者诸君看到的本书，其三分之一，写的是白牡丹，即四大名旦之另一位：荀慧生。写苟慧生如何成名，作者皆是亲历，因此历历在目。这段历史在现今荀慧生传记里多付诸阙如，或可参照之。。——在语言学研究里，穆儒丐的这本书乃是研究北京话的重要文本。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将本书作为汉语及北京话教材，还专门写文章讨论这部社会小说，探讨小说中的老北京话的释义。本书的注释虽简略，亦有一些难点没有解决(书中有些老北京俗语，问及相关人士，也无人知晓)，但实实是从这位E1本学者的文章中获益匪浅。

——在老北京文化里，穆儒丐应当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因穆氏所描写的，是自晚清至民国的老北京。现今诸多回忆“老北京”的文史书籍，于穆儒丐而言，不过是经过时代之变，加速“堕落”后的“新北京”而已。本书即是描写了辛亥前后的北京，其地理、其人物、其政治经济，皆如在面前。穆儒丐另有《北京梦华录》，亦是将儿时的北京与彼时的北京时时对比，从中亦可见北京社会文化之变迁。然而，这些仅仅是穆儒丐反复书写北京的文本中，具有代表性的极少数的几种而已。

三

一部奇史，即本书乃是北京之奇史，书中所写及、道及的种种世相，有些或许耳熟，曾被书写，如八大胡同。(但八大胡同与国会之关联，谁又写得那么翔实明晰可感?)而大多细节很少见诸新文学诸多作家笔下。以我看来，这或是因为新文学作家大部分都是老北京的外来者(除老舍外)，文学史上所谓“京派”，也不过是寓居于北京的外地文人而已。他们可以描摹北京的风俗与风景(如卞之琳写“垃圾堆上放风筝”)，但对老北京的细节缺乏理解，对老北京的前生今世，更是茫然少知。他们所书写的其实是新北京的新生活，即便是好谈古、好抄书、好风土的周作人也是如此。而穆儒丐这些彼时寄身于报业的文人，或与今日之专栏作家相仿，但不仅仅写“美文”“时评”，还要写新闻、剧评、打油诗、岔曲……简直是样样都干。而且他们本身即是北京土生土长(多是旗人)，对老北京社会、文化及生活的变化极其敏感，因而事事皆流露于笔下，而化作彼时老北京的一份极真实又极富情感的见证。以下举本书中所涉及的数个事件为例——

旗人之命运。本书中几乎无处不有。鼎革之后，旗人之遭遇极其悲惨，但亦有分化。书中人物大多是旗人，因此本书亦可称作一部辛亥之后的旗人“变形记”。大多数旗人堕入社会底层，如主人公宁伯雍(亦是穆儒丐之自况，穆后来改姓宁)从郊外进北京城，在万寿山所雇人力车夫，便以满语呼之。彼时之旗人，无生存手段者，男多以人力车夫为业(因此老舍的祥子也以拥有自己的人力车为奋斗目标)，女则多堕入娼门。观此段描写，与鲁迅《一件小事》、胡适之人力车夫诗相比，可见差异。鲁迅文、胡适之诗仅止于对人力车夫的崇拜或同情，人力车夫只是劳苦大众的符号，而穆儒丐所写这一场景则涉人力车夫之因果。

书中亦写堕入娼门之旗人妇女，至少有两种：一是桂花，为其母主动送入窑子，成为八大胡同里的红人，被议员包养，因而引发了一场闹剧；二是秀卿，因家贫卖笑，却是奇女子，被主人公引为知己，后因贫病而死。此二种，皆是入娼门之旗人之命运，或者前者更常见一些，后者只是作者之理想人物 (亦是才子梦)。

书中亦写旗人之同流合污、飞黄腾达者。如主人公寄身之《大华日报》老板白歆仁，自氏是主人公留日的同学，亦是旗人。回国后应合时势，在国会里当议员，出入于八大胡同，又拥护袁世凯复辟。从书中描写的细节，再对照相关史实，就会发现，其实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如主人公宁伯雍即是作者穆儒丐之化身，报馆老板白歆仁亦真是穆氏的留日同学乌泽声的化名，穆儒丐来到北京城谋职，就是栖身于乌泽声担任经理的 《国华报》(惜《国华报》今已不存，不然可见更多细节)。乌泽声投入进步党(可说是进步党的党鞭)，被列入安福系家谱之孙辈。乌氏鼓吹袁世凯当皇帝，时《国华报》新闻常自称 “臣记者”，亦是民国报界的一大笑谈。书中，主人公指责老同学背弃往日理想，亦是有据可查。因彼时留日的部分满族学生，曾创办《大同报》，提倡君主立宪，穆儒丐、乌泽声都曾赞襄其事。而这群留学生的领袖，满洲宗室恒钧，此时也在国会为议员，成为国民党人。因此，往昔的这群朋友，满怀天下之大志，在其所属的阶层倾覆后，走上了迥然相异的道路。也可由此见及辛亥之后旗人知识分子的分化。

书中所写白牡丹，亦可一说。因这也是穆儒丐关心的伶史的一部分，但与穆氏写《伶史》、写梅兰芳不同，穆氏写白牡丹，除揭露北京的社会问题外，更多是一段伤心史。这段故事，以主人公发现白牡丹开始，到看戏结识一帮朋友组织白社，捧白牡丹成名(今日仍能见到《国华报》组织童伶竞选。白牡丹选为童伶博士之记载)，又帮助白牡丹脱离师傅之束缚，出钱请老师教白牡丹皮黄，如此等等。但白牡丹成名后，即为有钱有势者夺去，他亦对这帮早期白社成员弃之如敝履。查之此段戏界往事，今多不见提起，说起荀慧生(“白牡丹”为其唱梆子时的艺名)，亦说起为师傅所困，不能解脱，但多叙述为好友尚小云所救，全然无穆儒丐在内的这批早期白社成员的影踪。但书中所述大体应为真事。去东北之后，穆氏在《盛京时报》写剧评，亦提及捧白牡丹之伤心事。此外，在《戏杂志》的某一期，我偶然发现一段文字，可与书中白牡丹事相印证。那是因《戏杂志》上登载《白牡丹传》，结果有人打抱不平，认为其传少了一段重要内容，所以投了一篇《白牡丹传补遗》，以下摘录兹文片段，可对照之：

……民国二年，友人朱佩弦、秋吟籁、刘弦伯、张梦词辈，组织白社于燕京，以词儿(白牡丹)为社长，骚坛健将，咸属而和之。时人称胜焉。顾尔时之词儿，为秦腔花衫。师事庞姓，性极蛇蝎，常不使之有片刻欢。后虽荷朱秋刘张诸公之垂青，得稍见天日，而每出必以三秃(庞氏子，习丑，蠢如鹿豕。偶与词儿配演《小放牛》，是犹以金盏玉杯盛狗矢也)偕。三秃贪狼，多与之钱，则可减少词儿之磨折，故朱秋刘张诸公，皆不惜以阿堵物为词儿谋幸福也。学戏时代之困苦，大率类是。个中黑幕，实有不忍言之者矣。嗣词儿病嗓，哑不成声，皮相者顿现其炎冷之态，独朱秋刘张诸公之怜惜不稍替，乃商之庞氏。(时词儿未出师，伶界惯例，未出师前，有所举动，未得师氏允许，不可。)而为词儿谋重振之方，易二黄之辙。庞氏至此，不得不允其求。乃由朱秋刘张诸公，鸠资延聘陈桐云，不数年而艺大进，小嗓亦颖脱而出。此盖彼苍之有造于词儿也。然苟不遇朱秋刘张诸公，则词儿之为词儿，未可知矣。

这一段叙述，和书中几乎一般无二，只不过穆氏用了化名。这也可足证穆氏写白牡丹成名史之亲历性与细节之真实。但是，此文只是说了故事的开始(美好之佳话)，却没有道出故事的结局(丑恶之现实)。后来的捧白牡丹者里，为何不见“朱秋刘张诸公”的身影?答案即是在穆氏此书里了。

本书之细节，大多可玩味，也可与其时之新闻相对照。我在读《顺天时报》《群强报》时，曾对其社会新闻及剧评等栏颇为留意，也时加记录。读穆氏此书也往往有此感。如书中，主人公进城见西四牌楼被烧，此即1912年正月十二日之时，据云袁世凯为阻止国民党代表将政府南迁之议，而纵兵掳掠之事。此外，穆氏还写及万松野人，万松野人正是创办《大公报》的英敛之，亦是旗人，在香山创办慈幼院。北京现正提倡“三山五园”文化，而读穆氏此书，便可知“三山五园”在晚清至民国初年的衰落了。而山川人物的衰败，不仅仅是旗人以及其所居住的北京城的命运，亦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的结束。

书中主人公甫进1912年之北京城，便见兵火之象，此后以记者之业，遂见及北京城中的芸芸众生，遭遇形形色色之社会怪状，除以上所述种种外，尚有和尚乔装娶妻，有画秘戏图的无赖成为教育杂志编辑，有监狱式的孤儿院，有种种没落之旗人家庭……

虽然穆氏所写，乃是如此之北京奇观，但又不能仅仅以奇观文学视之。也即，并非是鲁迅所谓之“黑幕小说”。换言之，穆氏写的是世相(社会小说)，但探寻的依然是从古至今的知识分子之寄托：这个社会为何会堕落，而且还将堕落下去?理想的社会到底在哪里?

乙未七夕次夕于燕北园

原序六

穆子儒丐，负不羁清才，生当末季，悲悯有志，问世无心，不得已寄卓识于稗官，抒伟议于说部，所撰之小说多矣，悉关于世道人心之作。《北京》一书，其尤著者也。是中之主要人物，如伯雍以高尚学者，坎坷不遇；秀卿以淑慧女子，溷落以终；白牡丹以纯洁艺人，而醉心势力；李从权以侠义男儿，而甘蹈猥贱。虽或为环境所役，或为生计所迫，要之皆不良之社会，有以驱使之也。余所述官场之龉龃、教育之窳败、娼窑之污浊、民生之困蹙，凡社会污点、风俗恶化，无不描写尽致，均于铺叙之中，隐寓讽刺之意。言者无伤，而闻者知警，有益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今之世，社会小说汗牛充栋，非嫉世愤俗、激愤谩骂，即西抹东涂，记述琐屑，触人忌讳，厌人听闻，于世无补，且遗害焉。较诸是书，直有大小巫之分也。余希读《北京》者，目为恶社会之写照可矣，目为恶社会之针砭亦可矣，奚必以小说名之耶。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 东莱芗福序于沈阳旅次

穆子辰公，十二年来，以卖文为业，而尤以说部脍炙人口，然固非穆子之志也。穆子固有志于世者也，惟遭时多故，重以家累，又不苟求，遂以文博升斗，所著长、短篇小说，约数十种，虽效稗官言，而所见者大。一读其书，同情之感，不觉油然而生也。菲有穆子之学、之笔，亦何能至是哉!凡小说者流，多以风花云月，男女私情，以博人悦。或则怪诞不经，但传奇罕，诲淫诲盗，识者议焉。穆子之书，取材至近，而描写入微，非道人之所不能道，仅以人人心中所欲道而不能道者，穆子捉而渲染之，故其词浅而指深，意转特别浓厚也，此书为穆子最近之杰作，对于各层社会，或则讽刺入骨，或则慨寄同情，描写之工，无以喻矣。而穆子之志，亦可藉是得窥一二也。书成，为跋数语，惜不能尽其美，是在读者之玩索耳。癸亥立冬日雪笠山人识于沈阳客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