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不慕古不留今”是管仲匡世调民的重要理念。管仲认为：要匡世调民，必须根据变化的实际，及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里选编《管子》中管仲关于匡世调民之道的论述，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一是制定政策法令必须要了解国家政情、人民习俗与治乱根源；二是政策法令要赏罚分明、厚赏重罚，体现法令的尊严，发挥威慑作用；三是制定政策法令不迷信古代，也不拘泥于今天，要随着时势和国人风气的发展而变化。
【原文】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如此则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
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万民敦悫，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故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
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译文】古时想要匡正当世调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国家的政情，调查国家的事务，了解人民的习俗，查明治乱根源与得失所在，然后着手进行。这样，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贯彻。大概人民不团结，国家不安定，过失不在君主，就在下边。假如君主不讲求治国原则而倒行逆施，刑杀不坚持依理行事，重收赋税，枯竭民财，急征徭役，疲困民力，那么，民财枯竭就不免发生侵夺；民力疲困就不免怠情轻慢。人民已经到了侵夺、惰慢的地步，再用刑法来惩罚，那就是刑罚越重，祸乱越起。人民陷入劳苦和穷困，就无视禁令和刑罪了，这就叫作过失在于君主。过在君主而君主不改，万民就无法依靠他安身立命了。如果君主对人民轻刑、宽政、薄税而缓征徭役，人民却放纵行私而不听从节制，取巧行诈，以力相争，那么过失就在下边了。过在下边，君主若不能明察而加以纠正，那么暴乱分子就不能制止，邪乱之事就不会停息。暴人不制服，邪乱不停息，则统治人民的君主，其势力将受到损害，而权威曰见下降。
所以，作为君主，最重要的是一个“胜”字。所谓胜，法度能成立，政令能贯彻，就叫做“胜”。由于法度能成立而政令能贯彻，群臣就守法尽职，百官也有法可依。“法度总是不利于恶人滋长的”，万民会由此敦厚诚朴，安心农业而节俭勤劳。这样，赏与罚就一定能够起到推动与克制的作用，然后下面就能服从统治了。古时之所谓英明君主，并非仅只一人。他们立赏有薄有厚，行禁有轻重，做法不一定相同，但并非故意使之不同，而是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依据人们风气而行动。人民急躁而行为邪僻，立赏就不可不厚，行禁就不可不重。故圣人设厚赏不能算作过分，行重禁不能算作暴戾。赏薄则人们不以为利，禁轻则恶人无所恐惧。设立人们不以为利的轻赏，想要役使人们做事，则不肯尽力；规定人们不以为惧的轻禁，想要禁止人们作恶，则恶人不会平息。于是，颁布法令，人民也不会听从了。所以，赏不足以令人激励，士民就不会为君主出力；刑不足以使人畏惧，坏人就轻于违法犯禁。人民，畏于刑杀然后才能服从，得到好处然后才能听用，被治理然后才走正路，安居乐业然后才平静无事。如果盗贼不能镇压，邪乱不能禁止，强者劫持弱者，多数欺侮少数，这是天下所最忧虑、百姓所最害怕的。忧患不能除，人民就不得安居；人民不得安居，他们对君主就绝望了。P15－17
历史上的改革家除了大都是政治家、思想家外，很多人同时还是诗人、文学家。基于此，本书通过“诗”与“词”形式来概述改革家，进而抛砖引玉地勾勒改革家的改革思想与实践，用以镜鉴改革的成败得失，为执政者更好地治国理政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范本。
（一）
为什么要改革？改革与治国之间有什么关系？改革就是除弊兴利、革故鼎新；治国就是治理国政、富国强兵。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治国之政身患积弊影响正常运转，只有革除弊政之患，治国之政才能正常有效运转。
改革与治国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治国，由此进一步推动治国之政继续向前正常有序运转；而要实现治国之政正常化则需要改革革除其自身的弊患，由此才能确保治国之政健康有序运转。进一步而言，改革是革除治国之弊的基本手段和根本动力，而改革家则是改革的主体，是除弊治国的有力推动者。改革、改革家与治国这三者与执政者一起，共同构建一个致力于除弊兴国的自我净化的有机运转体系。
那么，历史上的改革家们是如何改革的？又是如何进一步推动治国的？本书通过诗词引领和借助于改革家的经典论述尝试性地给予了诠释和回答。
（二）
本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主要是上起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下至清末的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中国改革家（或称变法家）。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春秋战国，主要选述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邹忌、赵雍武灵王等八位改革家。第二章秦汉魏晋，主要选述李斯、汉武帝、王莽、诸葛亮、魏孝文帝等五位改革家。第三章隋唐五代，主要选述唐玄宗、姚崇、刘宴、陆贽、王叔文等五位改革家。第四章宋辽金元，主要选述宋神宗、范仲淹、王安石、金世宗、忽必烈、耶律楚材等六位改革家。第五章明朝时期，主要选述于谦、杨廷和、张居正等三位改革家。第六章清朝时期，主要选述清世宗雍正、林则徐、恭亲王奕诉、清德宗光绪、康有为、梁启超等六位改革家。
本书六章共选取历史上的改革家三十三位。作者一则为每位改革家配写一首诗和填写一首词（个别为两首诗词），二则为每位改革家配选经典文章3－4篇。全书共撰写七律诗三十五首、填词三十五首，选配各类改革类经典文章120余篇。
本书每章以“诗”与“词”开篇，与“改革概述”、“知识链接”、“知识延伸”构成一个完整的篇章。具体的编排设计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诗＋注释＋改革概述＋知识延伸，”另一种是“词＋注释＋知识链接＋知识延伸”。（1）诗。就是为每位改革家撰写一首七律诗，尽可能从宏观、抽象的视角高度概括提炼改革家的生平事迹、改革思想与实践。（2）词。就是为每位改革家填写一首词。相对于七律诗而言，词的内容与深度侧重于更微观、更具体，尽可能比较全面地概括表述改革家的生平事迹、改革思想与实践、改革影响与作用。（3）注释。就是对每首诗与词中的词句、人物、地名、典故、事件等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以便于阅读与理解。（4）改革概述。就是对每位改革家的生平事迹、改革内容与举措、改革影响与作用进行概括论述，以便于简要了解改革家的改革思想与实践。（5）知识链接与知识延伸。就是每首“诗”与“词”之后选配改革家本人撰写的关于改革的文章或者与其相关的改革文章，主要为了增加各个章节的广度和深度，以便于更加真实地认识改革家，更加深入地了解其改革思想及其改革实践。
（三）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是本书的突出特征就是诗词性、知识性、历史性和鉴用性。二是本书精选经典文章，力求真实性，突出代表性。每首诗、词分别选配2—3篇经典文章。所选文章主要是改革家本人的改革变法类经典文章，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史料性与借鉴性。三是本书参考古代经史子集，兼具其他经典文献。经史子集参考书目分别为：经部类主要参考十三经，史部类主要参考二十五史，子部类主要参考诸子百家；集部类主要参考诗经楚辞与唐诗宋词。其他经典文献主要参考书目分别为：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资治通鉴、武经七书、群书治要、纲鉴易知录、续资治通鉴、明实录、清实录、历代名臣奏议、皇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等。
本书之所以取名《治国之镜——诗词镜鉴历代改革家》，主要缘于历史上改革家的成败得失对今天的执政者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更重要的在于，作为一面历史改革之镜，执政者经常地用“治国之镜”资以自鉴，有助于更好地处理改革与治国的关系，更加自觉地运用改革手段除弊兴国，进一步推动治国之政持续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群书治要》有云：“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前惟训，人惟贤，镜惟明。此君子之三鉴也。夏商之衰，不鉴于禹汤也。周秦之弊，不鉴于群下也。侧弁垢颜，不鉴于明镜也。故君子惟鉴之务。”这段话的大意是：“君子有三种借鉴：借鉴于前事，借鉴于他人，借鉴于铜镜。以前事为明鉴，可吸取教训；以他人为明鉴，可效法贤德；以铜镜为明鉴，可看清自我。这是君子必须遵循的的三种借鉴。夏朝、商朝道德之渐衰，是因为不借鉴于大禹、商汤；周朝、秦朝弊端之渐多，是因为不借鉴于群臣百官；帽子歪戴、脸存污垢，是因为不借鉴于明镜。所以，君子要把借鉴视为至关重要的事情。”本书“诗词镜鉴”的创作模式只是一种初步尝试。由于本人学识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所论诗词、注释、配文、概述未必允当，错讹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姜爱林编著的《治国之镜－－诗词镜鉴历代改革家》选取了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到清末的33位改革家，用诗词形式概述了他们的事迹，摘取了他们的主要改革言论数篇，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改革思想和实践、历史影响及其作用等进行了述评，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了他们的改革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姜爱林编著的《治国之镜－－诗词镜鉴历代改革家》是一部改革家论改革的“经典文献”今译作品，是一部借鉴历史，资以今世的现实版改革参考书。本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主要是上起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下至清末的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中国改革家（或称变法家）。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春秋战国，主要选述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邹忌、赵雍武灵王等八位改革家。第二章秦汉魏晋，主要选述李斯、汉武帝、王莽、诸葛亮、魏孝文帝等五位改革家。第三章隋唐五代，主要选述唐玄宗、姚崇、刘宴、陆贽、王叔文等五位改革家。第四章宋辽金元，主要选述宋神宗、范仲淹、王安石、金世宗、忽必烈、耶律楚材等六位改革家。第五章明朝时期，主要选述于谦、杨廷和、张居正等三位改革家。第六章清朝时期，主要选述清世宗雍正、林则徐、恭亲王奕诉、清德宗光绪、康有为、梁启超等六位改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