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为“右派”
本来“右派”的帽子跟吴钧陶是没有关系的。他想想自己家中的几个弟妹，没有一个人是从政的，跟反动派也毫无瓜葛，相反倒有六个人参加了共产党。吴钧陶从青少年起，就勤读书、勤看报，可能思想上沾染到一点民主自由思想。吴钧陶自己琢磨着，他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其根源大概就是这类思想的影响。
当时他在新文艺出版社，即后来的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新文艺出版社进入公私合营之前，吴钧陶所在的单位没有党员、党组织，他从未正式受过党的直接教育，更未经历过任何政治运动。对于政治形势，吴钧陶的态度一向都是比较谨慎的，一则由于自己家庭出身不太好，长辈们一直告诫他们，做人要诚实、善良，在社会上少说话，千万不要得罪什么人，加上自己患有残疾，跟任何人争斗都不会有好处，因此他养成了“口不臧否人物”的习惯。但他对政治也并非漠不关心，他坚持每天读报，紧跟形势的发展，对身边发生的事件都很清楚，只是很少公开发表评论。至于“右派”不“右派”的，他觉得这跟自己是绝对没有关系的。
在公私合营之前，新文艺出版社里“揪”出了不少“胡风分子”，凡是跟胡风有些关系的，都已经被一网打尽。由于新文艺出版社里的“胡风分子”特别多，到后来，新文艺出版社就被戏称为“胡风窝”了。社里组织参观过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展览会。不久之后，全国实行公私合营，新文艺出版社合并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出版公司、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等。于是，私营出版社的编辑人才都集中到新文艺出版社，真是群贤毕至，济济一堂，上海出版界还从来没有过那样的盛况。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有方平、王科一、王永年、汤匡时（汤真）、周访渔（方予）、韩云涛等人；平明出版社有陆清源（海岑）、杨之宏（西海）、陈漪、祝庆英（祝融）、成钰亭、康嗣群、郝连栋（郝运）、叶麟鎏（鹿金）、潘勋照、吴钧陶等人。
1957年，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揪”出了成千上万个“右派”分子，新文艺出版社的一百多名员工中也陆续“揪”出了九名。
1958年4月的一个上午，天气格外晴朗，和煦的春风把人吹得懒洋洋的。但是新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室里还是像往常一样，所有编辑都处于忙碌的工作状态。突然，大家听说有上级领导要过来召集社里的一批骨干人员开一个小会。当时新文艺出版社的主任是吴朗西，他自然是要出席会议的。但这一次情况有些异常。会议召集之后，首先发言的是俄文编辑部的一个“积极分子”。他说：“下午要召开反‘右派’的全社大会。我认为吴钧陶也应该是‘右派，。”
这句话对于吴钧陶来说，真像是晴天霹雳，因为他从来也没想到过自己是个“右派”。他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个个可怕的画面，心想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领导认为自己是“右派”的。他左思右想，还是想不明白。
吴钧陶后来才了解到，在此之前，已经作了研究和决定，要把吴钧陶“揪”出来。他是最后一个，即第十个“右派”分子。前面九个是：李兰、刘哲民、秦鹤皋、杨之宏（西海）、陆清源（海岑）、徐军、叶麟鎏（鹿金）、罗平、王聿祥。
下午，社里召开全体大会，向大家宣布了十个“右派”分子的名单和处理决定，吴钧陶是最后一名“右派”。“右派”分为六级，由于吴钧陶的态度比较好，作为最末一级，免予处分，留社查看，但是要戴上“右派”帽子。由于上午开过小会，吴钧陶有了一些心理准备，但是生平第一次遭到这种打击，他仍然十分惶恐。
所谓“右派”，在当时是由领导运动的整风和“反右”领导小组决定，再报请上级出版局审批的。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领导认为自己是“右派”的？吴钧陶终于想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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