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波所著的《乡村里的中国》由著名摄影师和纪录片导演焦波担任总导演， 《乡村里的中国》以一个小村庄为切入点，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环境保护、农民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等诸多社会现实话题，既生动有趣，又深刻感人。导演焦波拍摄这部纪录片时，他和他的摄制组在杓峪村里呆了整整373天，和当地村民一起吃、一起住，拍摄了近1000个小时的素材，最终剪辑出大约两个小时的精华。继《俺爹俺娘》之后，带给国人的又一震撼，目前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等12项大奖。

《乡村里的中国》分为人物志彩图、导演札记、电影脚本、附录四个部分。人物志彩图为48面，是作者焦波在电影拍摄期间创作的摄影作品，包含了村民和影片主人公的人物照。导演札记以质朴真诚的语言记录了影片从策划、筹备到拍摄、后期宣传等一系列过程，内容翔实，感情真挚。分为11章，约10万字。附录部分包含了白岩松、司徒兆敦、陈晓楠、高峰等大量名人、公共知识分子、学术专家等对电影的评价，篇幅长短不一。

序言

我有农民身上的那股劲儿

这个团队是俺的自家人

这个村是俺的梦中情人

这个电影是我们的初恋情人

杜深忠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才人”

张自恩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粗拉人”

杜滨才和爸爸就是这样的两个“拧巴人”

数落数落村子里的另外一些人

我们和他们在一块土地上打了个滚几

我把乡愁留在了这个小山村

我们都是乡村里的中国人

纪录电影《乡村里的中国》脚本

附录

有了暴走比赛这个经历，我有信心完成纪录电影这个任务。

再就是拍摄主题的把握很重要，我觉得这一点心里还是有数的。我知道怎么确认主题，怎么选择故事，怎么构架故事，怎么让画面抓人，又知道怎么让大家感动。这些得益于我干报纸那些年的锻炼。现在想想，当时那些百姓故事都很向上，我选取的故事不是在光喊口号，而是别人没有做过的真正记录老百姓实实在在生活的故事。我拍过那么多百姓故事，全是最基层的人，无论哪一个行业都是最基层的。比如胡同里做旗袍的老头老太太；接待外国友人的民间“外交家”；胡同里最后的背粪工人；跪着趴着，15年坚持绿化一片荒山的残疾农民；替残疾外孙女上中学，然后回来再教外孙女的四川外婆；云南舞龙的小脚老太太；哈巴雪山上的背矿工人……都是这种最底层的人。

现在的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总是表现这种人，我认为我本身就是这种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觉得在他们这群人中，特别有情感，不能说同情，就是情感跟他们一样，特别想表现他们。如果让我真正表现比他们更高一个阶层我也表现不了，只有真正熟悉并让我感动的人物才能成为我的拍摄对象。

我在《淄博日报》的时候，1988年，我带着三个通讯员(景广平、路小刚、袁会华)骑着自行车考察淄博边界，50天的时间绕着淄博跑了一个周长一一2500里地。

我图什么呢?就是喜欢这么做。

那些偏远地区的人可能一辈子没有见过照相机，有的人一辈子就照了一张照片一一身份证照片。这些人都是一种最原始的生活状态，没有任何修饰。如果我不去的话，永远没有人去关注他们。

我们考察途中就在报纸上连载，这是真正为他们说话了。既能完成报纸任务，也能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望，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990年，红军长征胜利55周年时，我又带着三个朋友(王福国、苏少龙、焦玉峰)骑着自行车，考察红军25000里长征路。8个月的时间，披星戴月，栉风沐雨，爬雪山，过草地，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终于到达陕北，完成了考察任务。尽管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的侄子焦玉峰回来后暴病猝死。

大半辈子了，做事，就这么倔。

每当有困难，我都想：我倒没想完成多么伟大的作品，就是想能走完这一趟，在我的一生中就无怨无悔了。

周恩来的警卫员顾玉平说我们比长征的红军还伟大——红军是没办法，不得已，你们是明知道有困难还偏要走。当然他是鼓励年轻人。

我老婆知道我的这种倔强性格，她说：“没法去改变也不愿意去改变你了。”我儿子20岁时写给我的信，他就用“执着”和“铿锵”来形容我。我很感激儿子无奈的理解和老婆巨大的付出。

现在想想，从张宏森局长手中接过这个任务时，纯是无知者无畏。是一个只相信坚持，从不畏惧困难的人的简单所为。

我有农民身上的那股倔劲儿。

张局长让我们在中国北方找一个村庄(这里节气明显)，但时间太紧，我一跺脚，回家乡淄博去。乡音、乡情可为我节省很多时间。

P10-P12

很多年前看过焦波的纪录片《俺爹俺娘》，其中有一些片段表现中国农村老两口对远方游子思念的内容，也有一些老两口争争吵吵仍相厮守不离不弃的场景，那是非常令人动容的生活场景，是中国式的情感纠结的具体描述。中国人讲“一往情深”，它对讲“等价交换”价值观的人来说是看不懂的，他们只知道“你爱我、我爱你，你不爱我、我不爱你”的“等价交换”原则，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一往情深”其实是包含了“你爱我、我爱你，你不爱我、我还爱你”的。焦波的《俺爹俺娘》摄影作品展和他的同名纪录片，是对他的父母那一代人永远不忘的记录和怀念，这不仅是个人的怀念，也是中国人要世代铭记的一种中国式的情怀，中国“相濡以沫”的形象阐释。我喜欢焦波作品中的质朴与简洁，单纯又不简单。我知道纪录片的重要作用，那是其他片型无法取代的，我喜欢看纪录片，教纪录片，也制作纪录片，期盼有好的中国纪录片诞生，就像焦波作品中二位老人的“盼天的日子”。

我和焦波并不认识，只是在上纪录片课时常会拿韩蕾导演的《俺爹俺娘》和焦波导演的《俺爹俺娘》两部相同题材、相同表现人物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我清楚地记得，每次放片总有很多同学会感动落泪，这种真实的情感流露，在上故事片课放故事片片例时是很少碰到的。我很感谢焦波给中国纪录片教学留下了很好的范例，我也一直期待他的中国原汁原味的新纪录片诞生，这又是一种“盼天的日子”式的等待。

直到有一天，焦波给我打来了电话，说他带了几个年轻人在山东淄博农村待了400多天，拍了一部叫《乡村里的中国》的纪录片，正在后期剪辑中，他期待能听到我的意见，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的纪录片教学都是从中国几代纪录片人的创作中“偷师”学来的，他们的作品一稿又一稿、一编又一编都成了我研究中国纪录片成长历程的案例，我深深地感激这些中国纪录片先行者和同代奋进者给我的帮助，我也期盼焦波导演能给我“先睹为快”的学习机会。很快，他寄来了180分钟的初编DVD版，我也是迫不及待地连夜看片，记下了我的观片心得。作为从未曾谋面的纪录片朋友，我认认真真地写下了很多页纸的意见，算是我的“读片笔记”，我不知道意见对不对，只是实话实说。我万万想不到，焦波导演带了他那个非常年轻的创作团队，从济南开车到青岛我任教的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来听取意见，真诚令人感动，我那些同样年轻的弟子们也聆听了焦波团队的宝贵经验。这是纪录片人的节日（那天也正是五一节长假的休息日），是一次创作的心灵交流，我和同学们收获良多。之后他们改出了120分钟的版本，又经反复推敲，再改出了97分钟版、93分钟版……他们的工作仿佛没有尽头，因为总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出现，他们又总想改得好上加好。

后来我听说影片获得通过发行令，之后又传来影片在国内多个有影响的电影节和重大的纪录片评比活动中得了多个最高奖，我为他们高兴的同时也更关心这部影片在中国的实际效果，因为这也涉及中国纪录片发展的未来。在我的心目中，得奖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一部或一批纪录片作品能否推动中国纪录片运动的发展，能否促进社会的进步。我是一个很重实效的人。

就在同一时间传来了一条消息：“2014年各上星卫视频道每天须播出30分钟国产纪录片。”相关政策一经出台，业界就“新媒体如何助力纪录片的制作与传播”进行讨论，不少专家乐观估计“加强版限娱令”是纪录片奏响繁荣的前兆。我对这一类消息并不抱过分乐观的态度，我既不希望有什么“限娱令”，也不相信有什么人“大手一挥”，中国纪录片就可以繁荣发展，就进入院线而形成气候。中国的纪录片观众群是需要时间去培育的。任何“行政干预”在泛娱乐化的文化氛围中，在消费文化和文化消费推动下的“文化快餐”日新月异的不断翻新中，实在是难有作为。在“行政干预”下要促进纪录片的发展，常常效果不大，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但是对纪录片创作者而言，这一项善良愿望下推出的政策毕竟是给他们一块耕耘的田地，让纪录片发声，让纪录片接受社会的检验和倾听群众的评论，这总归是好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我们是否认识到由于纪录片真实、客观的本性，在纪录片公开播放或进入院线后，必然会带来的诸多问题，例如受到传统故事片的“好人坏人”、“正派反派”的影响，故事片中的“对号入座”至今还令创作者胆战心惊，而必须在片中加一条字幕“本片纯属虚构，如某人某事与本片描述有相似之处，那也纯属偶然”之类的声明，那么纪录片还能活吗?它能在片中加上“本片纯属虚构”的字幕吗?再有，纪录片的人文关怀，和纪录片创作者对被拍摄对象的尊重、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与尊重，种种种种……你完全可以理解纪录片创作者面临的困境，这是让纪录片创作者们想想就心惊，就要止步的。生活本充满着矛盾，纪录片作品总不能回避矛盾搞“无冲突”吧!所以我非常崇敬那些坚持记录生活真实的原则，并通过作品深刻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的纪录片创作者。小川绅介指出：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焦波团队在创作实践中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在山东淄博沂源县杓峪村所作的记录，是现代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以杜深忠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农民，他们对物质生产的创造以及对文化精神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他们的梦想、困境与追求对我们观众永远具有启示的作用。《乡村里的中国》是有一种记史作用的，为此我们要感谢焦波的创作团队所作出的努力。

我一直期待中国有更多的人，用家用DV拍摄像《俺爹俺娘》那样的家史纪录片，有更多人去拍摄《乡村里的中国》式的村史纪录片，只有更多人的参与，形成一种规模，形成一个纪录片运动，中国纪录片才是有希望的，良性发展的。焦波团队的努力令人敬佩，但他们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特别是“纪录片也要讲故事”的呼唤中，不是讲一个显性的“故事”，而是一个有观众参与的隐性故事。这一类纪录片创作理论问题，的确需要深入研究。即使问题多多，我们仍然怀着期待，希望有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到影院中去，在大银幕下观看真实的生活，提高我们的审美情趣。

后附我的观片手记，那是我看影片初编版的学习笔记。